父亲离开我已六年有余。
　　
　　2003年5月4日凌晨15分，在兰州陆军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父亲撒手人寰，这一天离父亲60岁生日只有4天。
　　
　　父亲是在做完肿瘤手术一星期后走的。最先父亲身体不适，以为只是一般的肠胃不好，例行的CT检查，揭开了隐藏在父亲体内的隐形杀手，父亲的肠膜上竟然长了肿瘤，医生的话更让我全身每个毛孔都渗出汗迹，父亲的时间最多只有半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生与死的距离，近的我能呼吸到它的阴森，我能触摸到它的冰凉。
　　
　　无论我如何不舍，无论父亲还有多少遗憾，匆匆的一个月，曾经那么健康的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在那个非典肆虐的五月，鲜红的血液在父亲的血管中凝滞。
　　
　　父亲永远离开了他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戈壁核城，离开了他朝夕相处的亲人，温馨的小屋从此失去了父亲爽朗的笑声，留下那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安慰着我们。
　　
　　悲伤之际，我不止一次追溯2002年的6月，父亲的红细胞异常减少，我们404厂职工医院给父亲下发了病危通知书，一个月的住院治疗，莫名其妙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出院证上大概是这么写的：红细胞正常，有胆结石。
　　
　　这是一个多么勉强的结论，可以说根本不成立。在以后的几年里，为了这件事，我常常自责。作为亲人，我们疏忽了父亲的健康，作为医院，是他们耽误了治疗父亲疾病的最佳时机。
　　
　　父亲的肝功高，这与他几十年来从事的职业有密切的联系。
　　
　　六十年代，风华正茂的父亲随同建设西部的百万大军进入戈壁。闻名中外的丝绸路上，那个叫国营404厂的，承载着祖国的嘱托，人民的希望。为了同一信念，五湖四海的各类专家，汇聚在这人烟稀少的戈壁。
　　
　　核工业基地就诞生在他们执着的梦里，那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不知名的低窝铺车站，父亲以工程师的身份，把我们姐弟和母亲的家安置在这里。我能从大山里走出来，这得感谢我的父亲，要是以我的学习成绩，这辈子也只能是在农村种庄稼了。
　　
　　父亲是个很认真的人，尤其对待他的工作，一点水分都不參。他习惯记笔记，不论是在军工企业，还是后来的军品转民品，从产品的质量到出处、型号、参数，没有他不精通的。只要是谈起他的工作，天南地北好像都在他的掌握之下，从脑子里渊源不断的文字梳理的和他的记录一样精确。
　　
　　父亲的工作具体做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只是常听说这几个词：计量超标，核辐射等。每一次车间跑料，作为车间主任的父亲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穿着白色防毒面具冲在最前头。此后的不久，厂里会发给父亲所谓的“营养药”。在我的记忆力，父亲常吃那些药片。
　　
　　我亲眼看见每一次厂里发生事故，一批批父亲的同事住进医院。我很庆幸父亲的身体结实，能逃过这一次次劫难。但从父亲的眼神里，我看不出一丝的黯然。
　　
　　我不记的父亲有皱眉的日子，只是偶尔的清晨，我会习惯性倒掉父亲茶杯里浓浓的茶叶，还有一盒空的烟盒。
　　
　　父亲滴酒不沾，烟却抽的很凶，年轻时抽的是3毛5分钱的黄金叶，后来是一元钱的兰州烟。可无论他的烟是如何没档次，却丝毫不减年轻人对他的尊重。
　　
　　1米68的父亲，身体稍胖，平日里穿的最多的是四个兜的中山装。他穿衣不是很讲究，衣着都是由母亲打理，偶尔我也会给他买，但总是不合适的多。我喜欢听父亲的声音，普通话里夹杂着天生的陕西口音，多少年来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小时候，在想父亲的时候，我从信封里回味着父亲的亲切，一年一度的探亲假，父爱在这30天里浓缩。长大了，离父亲近了，每天下班回家在门口还是想听见父亲的声音。
　　
　　父亲很喜欢孩子，尤其我们姐弟两个，他常在同事跟前喊我:姑娘、丫头，有老乡时叫我：女子，只有我们父女俩时，父亲叫我：蓉子。我习惯了也喜欢父亲对我的宠爱。然而父亲给与我最多的，我认为是他的教诲。
　　
　　88年我高中毕业，招工到八零三电厂，工作在一线，安全经济运行与我息息相关，父亲对我常说的是：“安全生产，6个小时要付其责”。
　　
　　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工作特别的小心、谨慎,当然偶尔也出差错。父亲不在的日子，我更加的理解了工作对我的重要性，其他的我没有学会太多，但是我很庆幸，我用劳动养育了我未成年的儿子，我用劳动赡养了我年迈的母亲。
　　
　　我一直不曾松开父亲的手，冬天我在父亲的棉衣里躲避寒风刺骨，夏天父亲的雨伞为我遮风挡雨。自从我上班，父亲总是凌晨一点半送完女儿上班后才熄灯，多少年来，门前的那片小树林目睹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爱，通往车站的那段小路记住了一个慈父伟大的身影。
　　
　　我很幸运一直在父亲身边享受着幸福，那些美好的回忆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在我一人支撑生活的时候，在我满腹委屈无地诉说的时候，只有那来自天籁的灵魂陪伴我度过艰难的岁月，给予我安慰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