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回路仲老家，晚上洗脚时，84岁的老母亲递给我一双袜子说“袜子后跟的两个破洞我已补好了，你穿吧。”接过袜子，我的鼻子有些酸。
　　因为和母亲作陪的保姆不愿干了，我决定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回老家陪母亲。这袜子是上一次轮到我回老家时换下的，我知道两只袜子的后跟都有破洞了，本想扔掉，后来想破洞尚不大，下次回家尚可替换一趟，于是没扔，洗干净后晾在廊檐下的竹竿上，没想到老母亲看到后给补好了。
　　袜子是用两小块旧布头补的，针脚细而绵密。老母亲患有冠心病，耳朵又聋，一只眼睛在七岁时因发高烧没人送她去治疗而盲了（我母亲三岁丧父，七岁丧母，是个孤儿，由族人帮助养大），她一针一线把我这双磨破后跟的袜子补好，这让我再次想起了早年母亲为我们兄妹五人做布鞋的情景。
　　我家兄妹五人，我是老大，1952年出生，大妹1955年出生，二妹1958年出生，大弟1961年出生，小弟1964年出生。那时家贫，根本没有皮鞋穿，我们脚上穿的均是母亲做的布鞋。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在过农历年前要做好8双布鞋，因为过年了，总要给家里人都穿得新崭崭的。别的母亲没能力办到，做鞋子则是她唯一可以办得到的，于是每人一双布鞋（我们兄妹五人加上祖母、父亲和母亲）就成了母亲农历年前的一项最要紧的事情之一。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纳鞋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我却十分清楚这纳鞋底是做鞋过程中最费力费时同时又颇有点技能在内的最重要的一环。鞋底纳得好，这鞋就结实，旧时女红的功力往往从纳鞋底上能见出高低来的。
　　那时，父亲在硖石工作，一个月难得回家一二次，路仲老家全由祖母和母亲两人打理。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歇工后回家还要料理一些家务，待到天黑才稍有空闲。她安顿好弟妹们睡下之后，我已点了盏洋灯（有玻璃罩子的那种煤油灯），靠在梳头桌上，开始做回家作业。母亲此时就坐在梳头桌的边上，纳起了鞋底。只见她右手指上的顶针顶住缝衣针的屁股用力一顶，拖着长长切底线的缝衣针穿过帮柏和旧布头叠成的鞋底，再用力一拔缝衣针，拔出缝衣针后将切底线用力拉紧，一针又一针，长长的切底线渐渐变短了，鞋底的针脚一排排整齐地延伸开来，仿佛是训练有素的一支军队在进行队列表演，横看、竖看、斜看，均是整齐划一、毕挺毕括。一根切底线用完了，接上第二根，有时不小心缝衣针会被顶断，母亲的手会被针戳破，这时母亲就会用嘴吮吸一下手指，随后靠近煤油灯换上新的缝衣针，穿好引线继续纳鞋。有时纳几针，母亲会拿缝衣针在自己乌黑的头发上擦几下，这样可以让缝衣针在顶厚实的鞋底时更加顺畅一些。当我做完作业去睡了，母亲还在起劲地纳鞋底。有时我一觉醒来，这煤油灯还亮着，睡眼朦胧中只见母亲还在一顶一拉连续地重复着那个固定的动作，我的瞌睡消失了，桌子上的煤油灯跳动着火花，那光亮照着母亲的鞋底和针线，我看着母亲聚精会神地飞针走线，竟象看皮影戏似地在墙上、蚊帐上捕捉着母亲那一连串的动作身影。寒夜里，窗外的雪花柔柔地在屋面上撒着娇，把它的绒毛悄无声息地盖在黑黝黝的瓦上，仿佛要阻挡彻骨的寒气从瓦片的隙缝里透进屋内，母亲的一个个呵欠变作了团团圈圈的热气，消失在褐黄色的椽子下面，天窗玻璃上的那层晶莹在煤油灯罩的直射下渗出了微微湿润，夜深沉得只能听到母亲打哈欠以及切底线抽拉的混合声。我在这种充满慈爱与辛勤的混合声中又沉沉睡去，随后在梦里，我看到了一双双结实崭新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我床铺前的地上，似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
　　我们的童年、少年只知道在场地上吵闹、在操场上疯跑，不知道磨掉了母亲多少个黄昏和深夜，我们没有感恩，那是因为小而不懂事，这情有可原。而今母亲老了，已经纳不动鞋底了，我们也无需母亲再为我们操劳脚下所穿，因为我们的双脚已从母亲的布鞋中磨练得无比坚强，这再不感恩，那是不孝，是绝不可原谅的。
　　穿着母亲的布鞋踏出来的那一行行旧的印痕，刻在老家，刻在路上，刻在我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的心头。
　　回报母亲，感恩母亲，我们的双脚就应该向着老家迈进，因为母亲在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