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形状就像一个长长的大南瓜，头朝西柄朝东东西横卧着。一条横贯全村的土路连接着村两头的公路，西头通向一两里路的乡镇，东头向北通向大队部所在的村子。两头的公路在村子南面几里外相通，向南通向县城，向东通向最近的一座交通枢纽的城市。村子离县城与那所城市均不足五十里的路程。村两头的公路上来往于县城与该城市的班车不断。因为交通便利，乡人们出去做事的人比较多，带回来的信息也变化快。
　　在那条长长的土路的南面，位于村子的西南方向有两个大水塘，一南一北，北面的我们叫它西大坑，南面的我们叫它南坑，南坑比西大坑要小一些。两个坑东西两边各有一条小河沟连接着，穿过几户人家，把这两口水塘如双臂相连般合扯在一起。村子靠近东南的方向也有一口大水塘，这口水塘比西南那两口水塘加在一起还大，并且这口塘是有荷花的。夏季雨水丰富的时候，塘里的水也跟着涨，塘里的荷花与荷叶也跟着水涨。有许多人在里面洗衣服，也有许多半大不大的男孩子在里面游泳。那口荷花塘的水要比西大坑清澈的多，不知是不是因为养荷的缘故。
　　村子里的小学校离荷花塘不远，在塘的西北方向，不过五十米的距离。天气热的时候，有的女孩子从家里带着肥皂，利用课间跑到荷花塘去洗头，洗好后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再跑回来，也不会耽误上课。
　　这所小学校只有三个年级，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其中一年级二三十人，二三年级各十几个或者二十个左右的人数，并且二三年级还是在一个教室，采用的是复式教学。所谓复式教学就是前半堂课老师给三年级的学生布置任务，让他们自己做，她再给二年级的孩子上课，后半堂课，老师给二年级的孩子布置任务，她在给三年级的孩子上课。
　　教室是一排土墙灰瓦的房子，两头各三间教室，中间一间办公室。东头教室是一年级的，西头教室是二年级的。教室外南面就是空地，没有围墙，南面是住家，西边是长了许多高大树木的空地，东边隔条南北方向的小路，再往东走过两户人家就是荷花塘。西边和学校教室平齐的大门是我三大爷的家。进了大门，再往里就是他家的院子，院子里有压井，课间我们会成群结队的跑过来一人压水，其余人依次对着井口牛饮，每人都喝完后，会把地上搞得一片狼藉，三大娘偶尔会呵斥这一拨拨喝了水还使坏的小屁孩。
　　学校里只有三个老师，两个语文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但这三个老师可以身兼数职。比如语文老师还教我们画画，往那个破烂的木条讲桌上摆上办公室里用来看时间的闹钟，我们就照着闹钟画，往桌子上摆一个喝水的杯子，我们就照着杯子画。一学期下来，画画本发下来，我会一页页的翻看，看看我的画得了多少个优，得的优多就很兴奋，得的少当然就会不高兴了。那时，不管什么作业老师都只批优与良，不会盖上小红花的印戳的。似乎换来换去的数学老师都会唱歌，当然教我们音乐了。我还记得有一次班级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这首歌时，最后的长长的音只有我把它应拉的长度拉够了，还得到老师的表扬，这表扬真是有效果，让我到现在都记得，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忘了。可是，我后来为什么不敢唱了呢？狠狠地想，是因为到中学我再也没上过音乐课，当然也没有人表扬，所以就再也没机会开口了。数学老师还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到了体育课，我们就在外面的空地上，踢毽子，跳绳，玩老鹰追小鸡的游戏，怎么开心怎么玩。
　　老师们似乎身体都不太好，老是有人请病假，因此学校就会聘年轻的代课老师临时顶替一阵。我上一年级时，有一段时间数学老师换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漫长脸儿，眼睛很亮，扎着两个又黑又粗的麻花辫，垂到胸口。她特别爱笑，一笑就脸红，红的特别鲜艳，也红的让我觉得奇怪。她最小的弟弟也在我们班，也爱笑，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也让我奇怪：男孩子怎么也会有酒窝？老师很美，课堂上有年轻的笑脸。这些记忆真好。
　　这些老师都是我们村的，只有我本家的一个嫂子没有田，是正宗的商品粮户口，另两个按照村里辈分我应该喊大娘的家里都有田。因此我们的上课时间都不固定，通常是老师们忙完家里的活，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来到学校，到齐了，一个不上课的老师拿着一个铁棒槌，对着挂在办公室门口的铃铛铛铛敲几下，我们就会从教室外的空地上结束追逐回到教室。
　　教室的门开在正中间，两头南北的墙上都各开了两扇窗户，窗户不大，上面装着木制的窗棱子。教室的采光就靠这几扇窗，还有门。所以即使到了冬天，教室的门也很少关上，否则里面就昏暗的看不清了。
　　我还没上学但已经记事时，村里晚上在教室里开扫盲班。因为没有电灯，里面点着油灯，再加上一屋子大人，即使不给抽烟，里面味道也熏得人受不了。我当时对什么都好奇，喜欢早睡的我也不睡觉了，跑过来看热闹。记得人多的塞不下，连门口都坐了人。我一个小孩子家居然不怕挤，硬是从人缝里挤进去，看看什么叫扫盲。钻到里头，站在人堆里，我看到原来是一个我认识的吴家姑姑和一个我不记得的叔叔教这些白天上工挣工分，晚上回到家打孩子骂大人的大人们认字。也不知叫了谁单独念那些字，他惶恐着，没了在家时的威严，没了干活时的自信，结结巴巴地念着。我也不知道他念的对不对，因为我也不识字。可我知道他一定紧张害羞，应为我清楚地记得煤油灯影下他那张通红的脸。
　　学校后面住的是一户姓贾的人家。从北面窗户朝外望，可以看到他家院子里的任何物件，以及他家人在做什么事。他家是独户，那位个头高高，走起路来腰杆笔直的老太太头发已经花白。听老年人说，她年轻时是个传奇，骑着红马，挎着大刀落户到这里。她家老头曾经是个匪首，但我们没有见过，不知老头是何时离世。院子里靠近教室的地方有许多树，树很高，树冠罩在教室的屋顶。有一棵结红果子的树越过西边的墙头，伸到教室西墙外。果子成熟时，落了一地。我们偶尔才会跑到他家去捡不小心从窗户掉下去的东西。去的时候，如果看到老太太我们会绕过去，捡起东西就跑。若是在教室里，我们看到老太太的时候会肆无忌惮的盯着，看她从容不迫的收拾东西，吩咐她家里人做事。她说话有些气喘，却不急不躁的。我们会一边看，一边猜想她当年的英姿。想一想骑在马上都让人激动，更不用说腰上还挎着一把大刀，那可是真刀哎，不是父亲给弟弟做的小木刀。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没有人给我讲，我也从来不敢跑过去问她，哪怕和她打声招呼。
　　课间的时候，除了和伙伴们玩游戏，我还喜欢去一个地方，因为那儿可以听故事。一个课间，我就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稀奇的事，对于爱听故事的我总喜欢往那跑。从学校往西，经过我三大爷家，再往前走十几步就到了我本家的一个大爷家。大爷一天到晚地在外面忙，要挣工分养家。他就是偶尔在家也只是面带微笑，不太说话。年轻时，大爷是个私塾先生，在府里教书。府里也就是离我们最近的那座城市，老辈人还是习惯把它叫做府。大娘腰弓成了犁把手，不能干重活，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所以她天天在家。我也几乎每天上课都会往她家里跑。她每次都坐在堂屋里的一把有靠背的小板凳上，手里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活，纳鞋底，做鞋面，绕绳子，从来也不闲着。一边做，一边给我们讲着遥远的过去。有一次，她从门后的什么地方拿出一双袖珍一般的窄窄的就鞋底，告诉我们这时她刚嫁进门时穿的绣花鞋，现在脚比那时长大了许多。”你看，”她指着她那一双裹过的小脚给我们看，”现在的脚有多大！”听的我惊讶无比：难道大人的脚还可以继续长？她一头花白的头发，儿童般的嗓音，让人辨别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六十、七十，还是更老，我不知道。在我眼里，大娘似乎永远都这么老，也永远没有变化。有的故事只听了一半，那边上课铃响起。我一咕噜从门槛上爬起来抬起腿就跑，回到教室接着上课。
　　不去听故事的课间，我会和玩伴们疯在一起，玩我们永远也玩不厌的游戏。冬天的时候比较喜欢玩的游戏是一群人分成人数相同的两队，每对各选一个人高马大身强体壮的排在前头，其余人依次靠后排好，两队人马靠墙而立，全部用力往中间挤。口号声此起彼伏，小脸因兴奋涨的通红，身上油污的棉袄因为贴着土墙又沾上了一层灰土，没有人怕脏，再说，那土都是干的，一会拍打拍打就掉了。大家都兴奋过度，都不愿被挤出去，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往中间挤啊，挤啊，直到把对方挤出来一个人，然后继续挤，直到对方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输掉。也会玩捉迷藏的游戏，哪个女生围着的方巾摘下来的就是蒙眼布，剪刀锤子后谁输谁就会蒙上那块方巾，扮作瞎子捉人了。被捉的人在划定的圆圈里惊呼连连的躲藏着，胆子大的故意跑到捉人者面前腾挪闪越，当然也有因为送上门落入虎口的，不得不解救了扮瞎者，自己被蒙上了眼睛。
　　这样的游戏是男孩女孩都一起参与的。有一项活动是只有女孩子参与。女人似乎很小就暴露了爱使小性、热心八卦的天性。女孩子在一起可以玩的很好，也可以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就闹翻，然后彼此不理睬对方很长时间。这时，就会出现一批热心公益维护群体和睦的团体。有一两个人牵头，其他人跟随，把不说话的两个女孩子连推带拽，甚至抬着，带到了位于学校东边隔条路的女厕所里。那两个当事的女孩子半真半假的推辞着，其余的女孩子笑开了花，边走边嚷嚷。男孩子们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只在教室前的空地上远远的观望。进到厕所里，一拨女生让其中一个女孩喊另一个女孩的姓，另一拨女生再让她们那边的女主角喊这边女孩的姓，然后在轮换着喊名字的第二和第三个字，喊完后，双方就算和解，走出厕所就又是好朋友了。所有的女孩子都会很开心的回到教室，为她们的热心，为她们失而复得的友谊。这样的和解方式屡试不爽，一茬一茬的孩子往下传这种奇特的调节方式，直到这所学校最终停办。
　　上到三年级下学期就意味着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到离家一两里外的大学校去读书了。结束前的一段时间也有很好玩的事情发生。
　　村子里一年要放几场露天电影，地点就设在村子的那条东西方向主干道的中间，也就是从学校东边的那条巷子向北走，经过两户人家就到了。放映时间是在晚饭后不久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时。小孩子们每次都是兴奋不已的，知道要放电影，下午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就搬着几个板凳来占位子了。放好板凳后，小伙伴们进入狂欢。整个放映场地人欢马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买东西的小贩子慢慢也过来了，兜售着瓜子小糖炒米团。吃过饭来换班的姐姐弟弟们或者爷爷奶奶们过来了，前一拨孩子回去吃饭，后一拨孩子开始打闹，直到电影放映，大家全部沉浸到故事情节中，这种热闹才会停下。
　　当大家都在专注于电影时，一些三年级快毕业的孩子悄悄地走了出来，被四五年级的大孩子牵引着，来到场子边缘，见到了新朋友。双方一般都很腼腆，听着学姐们的介绍，互相知道了名字。然后扮作主人的会溜回去把板凳搬出来，送给从外村来的客人坐。这些小客人在暑假过后将会成为她们的同学，因为那时她们会到同一所学校读书。并且，如果这些孩子到客人所在的村子看电影，也会享受到有板凳坐的待遇。那时，许多孩子就这样提前结识了新同学。
　　可也有没上到三年级结束就已经回家的孩子。陈雁灵是我的同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忽然不来上学了。她的一个堂妹也在我们班，告诉我们说：她不上了。我们都很吃惊，也觉得难过，就决定放学后几个人一起到她家看看她。
　　在荷花塘的南面，隔一条路，有一个高台，台子上住着有十几户人家，他们都姓陈。对于这样一个小村子，很奇怪的是居然给这个高台上的人家另起了一个名字，叫东南庄，它明明和村子连在一起的呀，为什么还有自己的名字？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原因。陈雁灵就住在东南庄。
　　我和另外另个女孩在下午放学后去了东南庄，沿着学校东边的巷子往南走不多远，再折向东边，就走到荷花塘的南面了。陈雁灵就住在东南庄的东南方向。她家再往东，再往南都没有人家了，都是望不到头的田地了。
　　陈雁灵家的大门朝北开，对着荷花塘的方向。大门是敞开的，我们直接走了进去，她父亲正牵着一匹大骡子在往外拉肥料，看到我们就招呼着，说陈雁灵在厨房烧饭呢。我们越过堂屋，看到她瘫痪的妈妈正坐在堂屋做针线，她由于长期生病，不怎么出来，一张脸苍白中透着枯黄，如风干的白菜。我们都不觉一惊，紧走慢跑到了厨房。陈雁灵看到我们，小脸露出惊喜，不过笑容很快就不见了。她一边洗着菜，一边偷偷地指着堂屋，悄悄告诉我们：她妈现在不让她上学了，因为她弟弟要上学了。她必须在家做一家人的饭。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出来时，只记得陈雁灵那双带着盈盈泪花的眼。原来，那曾是一双多么机灵的眼睛啊！它现在充满着伤心与无奈！从此后，学校的玩伴中再也不见她的身影。
　　随着农村代课教师的转正，也随着老师们年龄的增长，这所小学里的三位老师一个退休，一个调走，仅剩的一个也被转到中心校，从此这所学校不再招生，村子里的孩子们被迫到几里外的中心校上学。
　　这些破烂不堪的教室从此废弃不用，门前的空地成了晒场，教室也被人堆放了杂物。又过了几年，有人把这块地买去了做宅基地，教室不久被夷为平地，后来在上面建起了新房子，这也宣告着这所办了四十多年的小学校正式从世间消失。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回来后再也难觅当年的一丝痕迹。我课间喜欢串门的二大娘也已经去世，她所住的房子也已经不见踪影。有些东西和人事都只能在记忆里寻找了。
　　2015-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