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农民出身的父亲，解放后成为了一名工人。我想那时候，他大约也没有当领导阶级的觉悟，长期的田间地头劳作练就了一把子力气，招工的时候顺利入选了。这个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并且直到退休仍旧是一名普通工人，没混上个一官半职，包括班组长。 父亲上过两个冬天的私塾，由于家穷，爷爷供不起，只得辍学，识得一些常用字但不怎么会写。工作之余，大部时间用来下棋、听戏文或评书。他们下棋属于群殴的那种，五六个人聚在街边的空地上，分成两拨，互相支招，吵闹之声隔着老远就能听见，直到棋子看不清了方才散去。期间我要跑好几趟，催促他回家吃饭。 除下棋外，父亲另一个是爱听戏文或评书，尤其喜欢听晋剧名角丁果仙、牛桂英的《打金枝》、《空城计》什么的。这种地方戏节奏超慢，小时候曾看过一场，在现场就睡着了。后来家里有了录音机，为了满足他的喜好，小妹给她买了许多磁带，算是让他过足了瘾。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评书风靡全国，《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什么的，轮番登场，父亲十分入迷。但那时家里没有收音机，只好腆着脸到隔壁邻居家去听。父亲对岳飞、杨六郎、秦琼等人情有独钟，听到他们受了冤屈往往面色凝重，听到他们打了胜仗则满脸喜色，说他们是大大的忠臣，做人该这样，对秦桧和潘仁美则鄙视得不得了。长大后我发觉，民间的戏曲和说书艺人对中国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影响极深，忠臣孝子在老一辈人当中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根本尺度，学问大小倒退居其次了。 在我的印象中，烟跟随了他一辈子。早晨一睁眼，便看到他坐在炕头一支接一支地抽，即使罹患癌症的时候，依旧烟不离手。早些时候家穷，香烟是抽不起的，只能抽旱烟，烟斗是金属头的那种，烟管有半尺长，母亲帮她手工缝制了一个烟袋，用来装烟丝。不知是自尊心使然还是真抽不惯，每当有阔绰的烟友递支香烟过来的时候，他会摆着手说，你抽，你抽，并且举着自己的土烟袋说，这个有劲儿。父亲抽旱烟的历史，直到家境稍有好转后才换成了香烟，也就两毛多一包的官厅，偶尔也看到大前门或芒果什么的。 父亲也爱喝酒。据他自己说年轻的时候约有一斤的酒量，对这点能力，他颇为自得。酒场上他绝少挑事儿，但如果有人找茬儿，他也从不认怂。有时发了工资，抽出个块二八毛的，与几个有同样嗜好的人到饭店去喝点小酒，当地的俗话叫打平伙，换成现在的时髦语叫AA制。那时大家都不富裕，凑起来可以吃好一点。最过瘾的，当属哪家办喜事、办满月酒什么的，随礼之后可以敞开喝，多半都喝到八分醉。有时回到家里意犹未尽，还哼几句戏文：“宫门上红灯高挂起，等驸马回宫来安排宴席…”。父亲喝酒之后，日子最难过的当属我。回到家里，命我把语文课本拿出来，随机抽出一篇让我背诵，我解释说这篇课文老师没有要求背诵，能不能换一篇？父亲把眼一瞪，背书哪有挑着背的，就这篇。我看了两遍，仍旧背不出来，就罚站，折腾的久了，母亲发火了，对父亲吼道，平时不管，一喝酒就管，然后一拉我说，别站着了，上炕睡觉去，明天还要上学呢。这时候父亲只好作罢。 父亲一生之中，有过三次大的劫难。一次是得了严重的肾炎。那时我还小，只记得七八个人用担架抬着走的，担架上盖了一床红色的被子，十分刺眼。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后来竟奇迹般地治好了。后来我问他怎么治好的？他说就打青霉素；第二次是从工作面的山上失足滚了下去。还好腰上栓着保险绳，受了一点轻伤，惊吓是主要的。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坐在炕头，手臂等部位擦着红药水，个别地方还缠着纱布。家里围着五六个人，看情形似乎不严重，父亲的表情也比较淡定。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听了个大概。如果没有系保险绳，父亲会随着石头一起掉进下面的粉碎机中，救都没得救，这次算得上是福大命大，死里逃生；第三次是得了结肠癌，发现的晚了。后期的时候，肿瘤疼痛弄得他辗转反侧，躺在炕上，蹙着眉头，蜷缩着身子，就这么干忍着。后来我在医院开了一些杜冷丁和吗啡，当看他疼痛难忍时就打上一针。父亲没见识过这个，说这个药真好。挨到2004年1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高兴的时候也会和我们聊天。说自己小的时候如何如何，对当下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常常摇头叹息。他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从家里徒步40多里走亲戚，现在又是火车，又是汽车的，你们成吗？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父亲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对女儿比较宽容，都宠着。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动不动就挨揍。父亲信奉不打不成才，爷爷也是这么管教他的，据说他小时候被揍得更狠。他在念私塾的时候，因为背不出书被先生把手都打肿了。说也奇怪，那两个冬天念的《三字经》、《百家姓》什么的，直到他40多岁的时候还能诵出大半。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几句话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人要有骨气，好男不争家当，好女不争嫁妆等，强调自立自强，特看不惯向父母伸手的人。 父亲对读书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重或者说是崇拜。每当听说谁谁家的孩子考了全班第一，谁谁家的孩子当了班干部，谁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等时，总是满脸沮丧，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在读书上的表现极为失望。他说自己吃了一辈子没文化的亏，只要你们能考得上，砸锅卖铁也要供。如果不是那块料，回老家和爷爷种地去。上了高中后，我也不知怎么的，突然开了窍，开始发奋读书。高考之后，两三个要好的同学，到家中做客，酒酣耳热之际，同学讲了我在学校的许多故事，并且最后断言我定能考上，是大学是中专主要看运气。父亲满脸的不可置信，怀疑中又带着些期许。后来我上大学那天，父亲郑重的把我送到车站，火车启动后站在车窗外的父亲，突然举起手向我作别。父亲一向感情内敛，这种动作在我的印象里是从来不做的，父亲是把我看作成人了。 父亲只管挣钱养家，其他事基本撒手，每个月发了工资，如数上缴。至于够不够花，那是母亲的事，他说他就这点能耐。为了多挣点儿钱，一有机会，从不惜力。父亲工厂附近有一个运煤的站台，有时人手不够的时候会让他们厂里的工人帮着装煤，一个车皮50吨，下了班之后七八个人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全手工装卸，晚上九点多回到家里时，从头到脚全是黑煤灰，眉眼都看不清，有时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即使这样，家里也常常入不敷出，实在周转不开的时候，都是母亲出面借钱。父亲有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是个退伍军人，腿有残疾，他的工资相对高些，也没有子女和其他拖累，家里缺钱的时候母亲基本都是向他开口。他有个爱好--喜欢养马。夏天一到父亲和我经常帮着割草，但每次割草父亲表情都有些落寞。我隐约猜想，对借钱之事，他内心里是有种压抑和屈辱的。 父亲是个双手基本不沾家务的人，有时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颇有怨言。但有两件事例外，一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做菜，基本都是他一手操办。过油肉、扒肉条、四喜丸子、蒸鱼什么的样样拿手，这方面母亲远不如他，就连我们兄弟姐妹包饺子也基本是他教会的。据说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连蒸馒头都是他教的。后来我也纳闷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是怎么学会这些的。父亲做家务的第二个例外是爷爷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与我们共同生活时，有关爷爷的生活起居、饮食用度什么的他比较主动。有时母亲不无嫉妒地说，父亲是个大孝子。在爷爷面前，父亲绝少说过重话，至少我没听到过。爷爷爱喝酒，是一日三餐都饮的那种，但爷爷比较节制，一旦喝多了，会自己去睡觉。父亲则不然，不管喝多喝少话特别多。有一次爷爷实在忍不住了，当面予以斥责。50多岁的人了，被爷爷一说立马住嘴，不再言语。 对待工作，父亲很守规矩。有时母亲早饭做的迟了些，他胡乱扒拉几口就赶去上班了。父亲的工作是开山炸石，早期的时候是用钢铁和磅锤，后来改成了风钻。长期的重体力劳动，把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十个手指又粗又硬。把工作做好，除了需要舍得花力气外，也是有些技术含量的。一次厂里搞技术比武，由于大部分工人不识字，比武采用了口头问答的方式。记得父亲得了个第一名，奖品是一对大红枕巾，回到家里兴高采烈，说那些问题他闭着眼都能答对，很是自豪。 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想到我上的大学看看。由于隔着四五千里路，又没有多余的钱，只好把这心思先收着。我参加工作的第四个年头，一天早晨上班，看到单位门口蹲着个人，头上戴了一顶帽子，身上穿了一件青布夹克。这身打扮与南方当下的天气极不协调，远看很像父亲，心下疑惑，走近一看，果然是他，惊讶的说不出话来。问他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父亲说走的匆忙，没顾上。对父亲的到来，我既意外又欢喜。下班之后买了一瓶贵州醇，买了一条活鱼和若干鸡蛋、西红柿什么的，带到宿舍。看到盆里游动的鱼，父亲有些犯难，说怎么买的是活鱼？我说活鱼新鲜啊！后来才听母亲说起父亲最怕杀生，但那次几番比划之后父亲最终还是动了手，拍鱼的时候手上似乎有些迟疑和不忍。 父子俩边喝边聊，我说这个周末我带你去厦门，看看厦门大学和旁边的南普陀寺。父亲说早就想去看看了。第二天下午我买了去厦门的汽车票，刚回到单位，门卫招手叫住了我，说有我的电报，拿过来一看，只写了6个字：爷爷去世速归。脑子一时就懵了。匆忙赶回宿舍把电报拿给他，父亲一看也呆住了，见到我回来时的喜悦瞬间僵在脸上，眼神也有些不对了。吃晚饭的时候气氛有些压抑，俩人不知说些什么好，一顿饭吃得味同嚼蜡。饭后我去收拾碗筷，父亲则在蹲在宿舍的过道里抽烟。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父亲强压着的抽泣声，继而像个孩子般嚎啕大哭起来。 我拿出全部积蓄给父亲买了一张回家的机票，这是父亲一生中坐过的唯一的一次飞机。 直到父亲去世，我也没能实现他的心愿。父亲周年的时候。我把他生前的一些相片做了一本相册，封面和封底的设计几易其稿始终不能满意。设计师说，要不你写几句话吧。我沉默了一阵。想起父亲曾经很推崇的一本书《增广贤文》，他听先生讲过的。我对设计师说，要不就这样写吧：爱日以承欢，莫待丁兰刻木祀；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 临到搁笔，耳边恍惚间又想起了崔京浩的那首《父亲》：“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2020年6月11日于武夷山青竹山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