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流逝了十几个年头之后，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声势浩大、把一座城市堵得发慌的“知青大返城”。
　　当他们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又重新在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每个城市人都在忙忙碌碌奔着自己的日子的时候，那批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在城市外、连末班车也没有赶上的人们自然只有被人遗忘了。尽管每座城市的人事部门都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有关政策，在城市能够承受的前提下，陆续解决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总还有划在杠外的。于是，有些人就用自己的方式，回到了原本也属于他们的城市——
　　在北京的黑户口中，就有一部分是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只为他们中的几个画了张素描：
　　务实的常君
　　常君1976年被分配到某煤矿中学教书后，就失去了返回故里的权力——教师算国家干部，你就不算是知青了’。
　　常君一面加紧提高自己，一面做着返回北京的梦。
　　他以初中毕业生的资格考上了省里的一流大学。毕业后，又在自己任教的煤矿中学里担任了数学教研组组长。他知道，返京梦一旦成真，那么，无论回到北京干什么，竞争都将是异常残酷的。
　　1987年，他辞职了，把老婆孩子留在煤矿，只身一人回到北京闯世界。
　　他贷款2万元，在一条还算繁华的街道上开了一个小酒吧。
　　小酒吧高雅幽静。柔和的霓虹灯、典雅的高背椅、温馨的音乐，还有墙上的那幅大写意山水画，在喧嚣的北京城里，这里可算得上是一个世外桃源了。
　　生意挺火，光顾这个小酒吧的，不光有大学教授、工程师、记者、个体户，还有大鼻子老外。他们都看中了这个酒吧的文化氛围和每天20小时的营业时间。
　　我问常君：“发了吧？”
　　他很自豪地回答：“反正不到半年就还清了贷款！”
　　“下一步呢？”
　　“干个大的，再盖个饭店！”
　　“那你的老婆孩子、你的户口……”
　　“车到山前必有路！”
　　常君不那么健谈，可走的每一步都是踏实的。他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负责。
　　不安分的马君
　　正值不惑之年的马君，在经济生活中可不是一帆风顺。
　　他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一个生产队的会计。他人长得漂亮，虽然只有初中文化，鬼主意却多得出奇，常有惊人之举。
　　后来，他调到省城一所干休所当管理员，工作轻松舒适，钱也不少拿。但他却得陇望蜀，他早就瞄上了他当会计时那个生产队的几片水塘。他看到当地的鱼价呈火箭上升趋势，便决心利用那些水塘喂养当地最走俏的黄河大鲤鱼。
　　他和一个河南来的养鱼高手合伙投资了几千元，买了鱼苗、饲料、工具等，像养孩子一样喂养小鱼，吃住都在水塘边。
　　盛夏时节，小鱼长成了斤把重的金色鲤鱼。他开始盘算鱼该卖多少钱一斤……
　　谁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正在等着他们……
　　一场百年不见的大雷雨，像开了闸的洪水，无情地把他筹划卖三元一斤的鲤鱼冲得无影无踪。
　　马君毕竟是条汉子。
　　他没有死心。
　　干休所对面有几间房子要出租。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租了下来，征得房主同意，把房子改成了旅馆。
　　他依然没有钱。旅馆里的床铺桌椅，不是他用旧木料做的，就是跟人家借的，被褥也是万国旗似的——除了自己倾囊所有外，很多都是朋友们想扔而又不舍得扔的。
　　旅馆挣钱也不易，于是马君很苦恼，酒量也日渐增长。
　　那一日，不慎将没掐灭的火柴扔进酒碗里，把旅馆烧了个大半，幸好扑救及时，还未酿成重灾。
　　旅馆开不成了。1988年，在全国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的迁徙中，马君带了当地的100多个壮小伙，来到了梦牵魂绕的北京城。
　　他凭着几个铁哥们儿的关系，找到了一份装卸火车皮的工作——那是北京人眼儿都不夹一下的苦差事：几个小时内要卸完几十车皮的木料、水泥、石灰、煤炭……每一分钱，都是汗水甚至是血泪换来的，又没有任何劳保，其艰辛和苦难是常人难于想象的。
　　马君当然不会去扛麻包。他是包工头，接活儿、派工、分钱……自己每月不会少于四位数。
　　我问马君：“知足了吗？”他鄙夷不屑地哼了一声：“哼！权宜之计嘛！”
　　“以恶治恶”的李君
　　李君已逾不惑之年，原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下乡后任当地某中学的教师。
　　他是1965年毕业的高中生，干过农工、司务长等活计。1976年被省城的一所中学招收为语文教师。翌年，全国恢复高考，当地的高考试卷，6科加起来他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全部答完，成绩平均94分！他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撕了个粉碎，觉得上大学没劲，不如自己看书那么自在。可是，当在职人员可以报考研究生的消息公布后，他动了心，于是，他把自己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地下室中，只穿着裤头，在30多度的地下室中啃书本。没有电扇，也没有吃过一顿热饭。3个月下来，他掉了20多斤肉，身上的痱子变成了痱毒，留下一块块深暗色的疤。他成功了！他以全省哲学专业考生第二名的身份准备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就读。
　　好事多磨，风云突变。就在他打点行装的时候，有关人员通知他，因政审不合格，他被刷下来了！
　　他像是被挨了一闷棍，一下从狂喜中跌入深渊。父亲是大学教授，年轻时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就凭父亲这点“劣迹”，就被剥夺了我的研究生资格？他怎么也想不通，精神也有点失常了。
　　一直到1984年，当经商热席卷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时，他才如梦方醒：走不成治学之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呀！何苦在一棵树上吊死？
　　于是，他和学校的另一位老师，停薪留职一年，在省城开了一个公司。
　　没有资金怎么办？用货主的钱作买卖！
　　该城是引黄灌区中一座富庶的中等城市，盛产小麦、稻米，可收获季节却缺少麻袋装粮食。他们瞅准了这一信息，一下子从外地进了60万条麻袋——当然，是代销的，货出手后再给钱，
　　不料当年，该城及附近的县市遭受了百年罕见的大洪灾，粮食减产到要吃国家返销粮的地步，麻袋卖不出去，他们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他们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家产，仍然是资不抵债，亲朋好友多方集资也无济于事，他们只好使出了最后一个绝招：赖帐！他们横着脖子、光着膀子对要债的人大吼：“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债务后来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李君为此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和亲人。
　　李君并未从此罢手。他从这次教训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也许就是被他自己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做买卖，没有宰孩子的心不行！
　　我不知道他后来“宰”了几个“孩子”，反正他挣了几万块钱。
　　3年前，他毅然回到了北京，在一个乡镇企业中出任信息开发部经理，出卖帐号、买空卖空、索贿行贿……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他已完全是一个“五毒俱全”的黑心商人了。
　　后来，他被捕入狱。
　　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画出一条完美的生命轨道。
　　许多人一生顺利而使自己的生命线平淡无奇，也有人百折不挠，生命线丰富多姿。
　　无论是务实的常君，聪明的马君，还是以恶治恶的李君，他们都是自认为自己是倒霉到家的人，然而，谁都不甘心就此倒霉下去，于是，都在奋斗，用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的目标都是打回城市去，却踏上了不同的路。当然，不同的路自然就会有不同的结局。
　　（本文写于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