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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有痕
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十年过去了，很多很多，我已无法证实，也无须再去证实，只觉得心上有一个空洞，有一份永远的歉意。
一
1969年，全国大部分城市还在停课闹革命，而我则从苏北一所似乎被文革遗忘的小学又回到了母校——上海市国棉第二十八厂子弟中学，被安排在六连二排（那时上海实行的是九年一贯制，其中，五年小学，二年初中，二年高中。本应是六年级二班，却要按部队编制，叫六连二排，这可能是革命的需要吧！）
秋天，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和往常一样来到中学部老师办公室，将收齐的作业本交给班主任陈汉良（陈老师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我刚转身，陈老师突然想起什么，抄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对我说：“竹清，你等一等。”
他转过脸对身边站着的大个子说：“噢，你上次托我找红卫兵报编辑和刻蜡纸的，你看她可以吗？”
“她？”大个子一脸惊讶：“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看我什么时候和别人开过玩笑？”
大个子没有直截了当说不行，而是问：“我怎么从未见过她？”
“不行，才上初中怎么行？”团长连连摇头，眼里充满了不信任。
我接过陈老师递来的笔和纸，一行行娟秀的草字从笔尖流出……
团长问我：“你以前刻过蜡纸吗？”
我摇了摇头。
“你等一等。”团长以训练有素的姿势跑出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他取来了钢板、刻笔和蜡纸。
“竹清，你不要急。蜡纸是滑的，所以横有个惯性，刻时不要用劲。竖要通过钢板上很多横槽，按住笔，不要抖动，要用力。”陈老师鼓励我。
团长看得很认真，他摸了摸平顶头，有些不好意思：“行，行的。我没想到一个从没握过刻笔的人，能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
他满意地对我说：“竹清，如果你不反对，刻蜡纸一事就交给你了！”
“陈老师，你说可以吗？”
“星期四，也就是明天。”
团长笑着讲：“你该不是又有什么杀手锏吧？”
过了一周，陈老师让我放学后，到红卫兵团部去，团长有事找我。
张团长见了我，端过一个椅子：“请坐。”
我轻轻坐下，把自己那只很陈旧的大书包搁在腿上。
“竹清，那天我很不礼貌，对不起，你不会介意吧？”张团长眼里透着歉意。
“不会的。”当时我确实觉得团长有些傲慢，瞧不起人，甚至有一丝不快，可事过之后，就什么也没想。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夕阳，透过玻璃窗斜照在张团长脸上，红得就象一穗晚秋时节熟透了的红高梁。
“好，说说你的家庭。”团长边说边拉过一个凳子，坐在了我对面。
我头皮有些发麻，不知如何回答。
“就是说说你父母在干什么？”
团长眼里闪过一丝震惊和忧虑，他站了起来，一只手掌不停地敲打在另一只手掌：“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是毛主席说的，对吗？”浑厚的男中音，象在问我，又象是自言自语。
有几分钟沉默。
“不，竹清，你留下。”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没有一丝商量余地。
“对不起，张团长，我该走了。”
团长拔高了声音：“竹清，你就那么自卑！你还能干什么呢？”厚厚的嘴唇张着，似乎还想说什么，随着喉节自上而下的蠕动，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我站住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团长一针见血点中了我的要害，更是他那超然的气度。
尴尬的瞬间，谁也没说话。
我远距离看着团长，他穿着一件泛了黄的白衬衣，一条很合身的的确凉长裤，给人一种非常挺拔之感。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凌角分明的嘴唇，有一种说不出的儒雅。
“竹清，愿意帮我做一件事吗？”团长打破了沉默。
“愿意。”
团长走到用纤维板和办公室隔开的内屋门口，掏出钥匙：“竹清，你过来。”
我走进内屋，柜子里，乒乓球桌上，地下，乱七八糟堆放着，到处都是书。《林海雪原》《晋阳秋》《家》，《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琳娜》……
平生没什么爱好，就喜欢书，我惊喜地问团长：“哪来这么多书？”
“抄家来的，都是些大毒草。”
我还想问什么，但很快就咽了回去。
“有时间限制吗？”
“最好不要超过两个星期，来得及吗？”
“我争取吧。”
……
三天后，我把做好的幻灯资料交给了团长。
一个星期后，全体红卫兵都接受了幻灯资料的教育。
紧接着，红卫兵团部干部开了一次碰头会，会议决定试用我一段时间。
之后，团长召集全体通讯员，把我介绍给了大家。
每月一期的《红卫兵战报》，我基本上采取了激烈的稿子不用，用的稿件我基本上不改。自己只在刊头上写一段编者按。
三个月过去了，兵团取消了我的试用期。
二
江南的春天是美丽的，风很柔和，太阳很温暖。大田里的麦苗象一片海，星罗棋布的村庄是不沉的舟。弯弯曲曲的河道纵横交错，两岸的柳枝吐了嫩芽，芦笋也放叶透青。历经贫寒的春水，从严冬的素净中苏醒过来，被大自然的色彩打扮得青青翠翠。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大早，我就来到红卫兵团部，把这个月准备出版的期刊交团长审核。
“团长，我想求你一件事，你会答应吗？”我有些紧张。
“你的事，好说。”团长看着稿子，头也没抬。
“你真的答应？”
团长看着我：“答应就是答应，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快说。”
“我说出来，你不会不答应吧？”我心里还是没底。
“男子汉说话，一言九鼎。”
“团长，你把内屋里的书借我看看。”
团长一愣，他两眼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我就知道你会反悔的。”
他挠着头皮：“竹清，你容我想一想。”
我看团长为难，有些不忍心。可一种燃烧已久的渴望，不愿轻易放弃：“团长，你刚才还说一言九鼎，怎么出尔反尔了。”
瞬间，团长从脸红到脖子，窘迫得不知说什么。
“不就是几本书吗？”
“团长，你是不是不愿借？”
“不是不愿借，是不能借，这是原则问题。”
团长哑口无言。
“那么大的原则问题，你都能妥善处理。这点小事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再说你不让我看，怎么知道它们是大毒草？”
“等你察觉有毒，已经来不及了。”
“真有这么可怕？那你先看，我后看，看看到底毒在哪里？”
团长无可奈何地说：“你看还不够，是不是想让我犯错误？”
“不敢。”
团长反将我一军：“一天一本，早还晚借。”
我知道团长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按常规，一天看完厚厚的一本书是不太可能的，与其看得没头没尾，心中吊着许多悬念，不如不看，他猜我最后会自动放弃。
可我起点早、带点晚看完书是没问题的：“团长，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各自心照不宣。
可他也提出不让任何人知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天傍晚，团长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个装相纸的黑色塑料口袋，随手拿了本书装在黑口袋里，再三交待不要让人发现。
以后每次偷偷地借书，我使用的都是这种口袋，那感觉像在做地下工作，神秘兮兮的。
借的第一本书是《林海雪原》，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不知不觉中，东方已出现鱼肚白，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咋咋的叫个不停，我伸了伸懒腰，用冷水清醒一下。
我走了出去，清新湿润的晨风扑面而来，河面上飘着轻纱般的薄雾，王家浜桥依稀可见，桥那边隐隐约约传来吱吱呀呀的摇橹声，这一定是个非常勤劳的船家。
所谓的大毒草，其实都是一些经典之作，格调高雅，回味无穷。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存在的历史会自然翻开，栩栩如生的人物会翩然越出纸页，以一种经典性的仪态呈现在你的眼前，轻轻地、紧紧地抓住你的心，使你欲罢不能，恨不能一口气读完。母亲上夜班，我通宵达旦的看，不知什么时候夜漫过重重屋脊，什么时候北斗星眨着眼睛，什么时候黎明悄悄地来临。母亲在家，时不时催我睡觉，我想方设法不让母亲看到,总之,不到三更，我是决不会上床的。母亲真要生气了，我就躲进被窝，用手电筒照着看，一天看完一本书，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半年下来，我的视力急剧下降，看人都要眯起眼睛。母亲急得要找老师，我求母亲放我一码。我给母亲打个比喻：一匹空腹的马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个行走沙漠非常干渴的人望见了清澈的湖水，一个夜航的舵手看到了航标灯，你说他们会舍弃吗？这就是我和书的关系。
在那蹉跎岁月中，绝大多数学生都在彷徨，整日无所事事；有的甚至在抓紧一切时间尽情地玩耍；是团长给了我这样一个千载难逢机遇，我不分昼夜地读着、看着，就担心那批“大毒草”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被人收走，只希望能在团长毕业离校前把那堆积如山的书读完，我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在读书的路上恒速前进。
我很幸运，从70年万物初醒的早春三月，到72年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我阅读了数以千计本国内外名著和一些经典之作。虽然随着团长远走边疆，读万卷书的计划落空了，成为一种遗憾。可这段时光在我生命里程中无疑是最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文学作品和团长所赋予我的，远不是自己能估量和想象的……
三
“一道道那个山来吆一道道水，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这首尘封在我心底的歌，只要听到和想起，都会牵动我那遗落的青春岁月，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最初的感受都会穿越尘封的年轮，直逼我的灵魂，摇动了情感的风铃。
还是在70年那个难忘的春末，教我们音乐课的刘丽娟老师（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由于天生丽质，穿衣打扮十分得体，加上有一个资本家的父亲，第一个被靠边，弹钢琴的纤纤细指整天握着扫帚，在蓝天白云下，在大地上书写着一撇一捺，她的课被教体育的吕老师取而代之。
吕老师全名我已记不起了，只记住了他出奇的胖，人高马大，脸长得酷像相声演员马季。一脸的肉整天堆着笑，看见他笑，再严肃的人都忍不住会笑。他的笑，别具一格，绝无分店。
上他的课，最轻松。他拉他的手风琴，学生在底下干什么他都不管，只要座位不空着，40分钟他就可以交差了。
他的头上特别容易出汗，盛夏酷暑，汗直淌，他用大毛巾擦。往往一首歌没拉完，有机玻璃眼镜上的水已象一道屏封，挡得老师看不见学生，学生也无法见到老师的眼神，这时候，吕老师就用打贝司的左手取下眼镜，放在讲台上，前排的男生老是和他开玩笑，偷偷藏起。他找不到、摸不着，就在那里憨厚地笑，并用浓重的苏北口音：“我的乖乖，搞子（指他的眼镜）莫有了，没的办法了！”五十来个学生个个都在笑，笑声此起彼伏，笑的样子不拘一格，应有尽有，笑声不仅充斥了整个教室，也影响了这栋楼房其他班正常上课，教与学就在这特定环境中进行。因为吕老师好说话，这种事情就不断地发生，笑声也就不断地重演。终于校革会、工宣队知道了……
有一天，早晨第二节上课铃声才响过，团长急匆匆地奔了进来，站到了讲台上，他气有些喘，脸有些红：“对不起，同学们，我迟到了。临时通知我代课，准备都来不及，今天只能复习一些老歌。”
教室里有些不平静，同学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发出嘘声，有的大眼瞪小眼，对团长能否胜任抱有怀疑态度，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团长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张棱”，字写得不算好，但很大气。
他打开手风琴上的搭扣，左右手同时开弓，《大刀进行曲》那雄壮的旋律即刻从他的手指间跳跃而出，奔泻的音乐，气势磅礴。顿时沸腾了大家的情感，甚至觉得自己已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游击队员一起浴血奋战。真没想到，团长还有这一手绝活。我打心里敬他三分。一曲终了，教室里鸦雀无声。
紧接着一曲又一曲，大家跟着琴声唱的全是毛主席语录歌，有些乏味，加之睡眠不足，磕睡虫不断侵蚀我的大脑，渐渐地团长的脸似乎变得很遥远……
不知什么时候，同桌的王建文用手指掐了我一下：“老师叫你起来唱歌。”
“老师？”我还有些稀里糊涂，站了起来，不知所措。
王建文又提醒：“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团长见我没有准备，就重新拉了一次过门。天生五音不全，平时实在没有多少勇气唱歌，更没有在大庭广众中高歌一曲的经历。被逼无奈，我站了起来，这首歌，学校的广播电台没少播放，可我从未留意。今天要唱了，不仅歌词记不全，歌谱也唱不好，我只能尽力而为，有一句没一句的跟着手风琴，最后一句“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我是憋足了吃奶劲吼上去的，唱走了音，唱跑了调。
同学们笑了，我的脸涨得通红。
我们班出了名的捣蛋鬼仇晓根，用小手指套着一个不知从哪里扭下来的橡皮小人头在自己头顶上不停地转，那幸灾乐祸的样子和得意的表情似乎在说：原以为难堪只是我们差生的专利，想不到……也许是我唱的实在太离谱，也许是仇晓根动作太滑稽了，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笑声此起彼伏，沸腾了课堂。我无地自容，心里十分怨恨团长，吕老师从来没让谁单独唱过。
“同学们，不要笑，我觉得竹清能坚持唱到底，就很难得。谁愿意再来一遍？”
有些女生头埋了下去，生怕老师点自己的名，笑声很快就消失了。
这是团长为了不使我难堪罢了，可自己整个大脑就象一锅粥--糊了，我恨不能有个地洞钻进去。
“嘀呤呤…”下课的铃声似乎是救星，我三步并作二步冲了出去……
下午放学后，我硬着头皮来到了红卫兵团部，准备接受团长的批评。
“怎么光站着，来，坐下。”团长搬过了凳子。
我没有坐下。
“叫你来，只是为了聊聊天。”说的那么轻松，可谁知又会冷不丁冒出个什么事来，你有心情聊天，我可没有。
“我一直在找一位能唱女高音的领唱，今天从你最后吼上去的两句，我觉得你能唱女高音，等会儿，我们到小桥边试试。”
“我？你有没有搞错！”我很惊讶。
“在这点上，我想不会搞错的”团长十分自信。
“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你会对牛弹琴的。”
“你不是五音不全，而是调子比一般人要高，但音域不宽。别人能唱的，你却不一定能唱好，比如女中音。而女高音，一般人唱不上，可你应该能唱。”
“为什么？”
“从你最后两句拔上去的高音我听出来的，我想应该是这样。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去感觉。”
团长没有再批评，脸没有再次发烧，我已感激不尽，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刚想出门，章丽娟来了：“吆，团长要出去呀？”
“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来干吗？”
团长对我说：“竹清，你先到小桥边，我一会儿就过来。”
有只蜻蜓在小心地寻找露宿地点，它看好一根枝条，叩门似地轻轻触几下，方肯落下，再警惕地听一阵，翅膀才微微地垂下，忙碌了一天的它要休息了。
团长拉的第一首就是《翻身道情》。第二遍，团长就让我跟着手风琴一起唱。
“一道道那个山来吆，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我看着歌本机械地唱着，到最后都感觉透不过气来。
“竹清，站起来，把嗓子放开，就象边上没人一样。”
我转过身背对着团长，这一遍，我确实放开了，是死吼上去的：“不行，我唱不上去。”
“竹清，拿出你在学习上的那份自信，不要紧张，来，再来一遍。”
一遍又一遍，也不知唱了多少遍，我反而觉得越唱越轻松了。
又唱了两遍，团长对我说：“有进步，但你在情感上还是没有放开，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放学后还在这里继续练。”
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哪儿都不对劲，可又说不上。似乎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唱歌需要激情，你有吗？平时就象一潭死水，除了学习，我已习惯了对什么事物都不感兴趣。一个女孩抛头露面好吗？那时，我是一个典型的“黑五类”子女，多年的极左思潮早把我从精神上推向了“天生有罪”的深渊，我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当时政治的约束，除了一种赎“罪”的自觉性外，更有一种什么都怕的未可名状的恐惧。不，我的出身不允许这么做。
第二天放学，我按时去了团部，但我告诉团长，自己不想唱歌了。
“是你妈妈反对吗？”
“不是。”
“那为什么？”
“我不喜欢。”
“竹清，你的个性太静了。你看看你的周围，那个女孩不是天真烂漫？”
我看着团长，敢情你不在我的位置，话说得那么轻巧，我不愿意朝气蓬勃？我愿意死气沉沉？
真没想到，各方面都出类拔萃，为人热情的沈良杰，竟和我是同一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阶级的烙印在他身上一点都不明显。
“竹清，我叫你唱歌，不为别的，只为了能让你活泼一些，不要老是死气沉沉。有些东西是历史造成的，给你头上带了顶紧箍咒，可你天天对自己说：我的头上有一个紧箍咒……天天在给自己上紧，有必要吗？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你和沈良杰一样，是一个品学兼优、大家喜欢的学生。你懂了吗？”
“团长，真的是这样？”
“沈良杰原先比你还沉没，后来在大家帮助下，走出了思维的怪圈，现在的他，什么都参加，积极活跃。竹清，等你有空时，我让他给你现身说法。”
“好的。”
“走，我们再去练练。”
……
天已有些黑了，我去了趟厕所。
回来路经音乐教室，好象听到什么声音，我停下了脚步，依稀可以辨别出教室中间断地“呜呜”声。因为墙太高，又没有可以搭手的地方，我只能绕道来到音乐教室正面，透过玻璃窗往里看，似乎有一个东西在滚动。门口站岗红卫兵凶巴巴地问我：“你是干什么？”
“我是七连二排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反问：“教室里有什么东西？”
“这跟你没关系，你快走吧，省得给你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麻烦，我看一看就有麻烦？”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罗嗦？”
教室里传出异样的声音，我想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下了最后通谍：“你再不走，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我满脑子疑惑，为什么尘封的音乐教室会传出奇怪的声音？为什么教室门口夜间都有红卫兵站岗？为什么看一看都不行？
我想，既然站岗是红卫兵，那么团长就一定有办法搞清这一切。
当我把一连串问号提交给团长时，他立即放下了背着的手风琴，三步并作二步，匆匆赶往音乐教室。
“教室里放着什么东西？”团长开门见山。
看门的红卫兵欲语又止。
“把门打开！”
那位红卫兵开锁的手在颤抖。
团长按了电灯开关，教室亮如白昼。除了落满灰尘的风琴，教室里空荡荡的。自从刘丽娟老师被打倒至今，这教室就一直空关着。
靠着厕所的墙角落，有一个被扎着口的大麻袋，团长奔了过去，我也紧随其后。
那位红卫兵尽管仍处于高度紧张中，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拦住了我：“请你留步！”
团长转过脸，对他说：“她是我们红卫兵报的编辑竹清。”
他那还未脱稚气的脸红了：“对不起，竹清同志。”
我怎么想起了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有一个镜头和眼下几乎没什么两样，忍不住“噗呲”一下笑出声来。
团长打开了麻袋，石琳老师蓬头垢面，全身湿潞潞的，手被反绑着，双腿被粗粗的麻绳捆了两道。
我感到冰冷的汗水在脊背上缓缓地爬，耳边“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清了。
我用手把石老师遮住了脸的头发往后梳理，头发是那么涩，分都分不开。发间，不，不仅仅是发间，而是整个身体都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骚味。
“石老师，你怎么啦？”我十分难过。
在所有任课老师中，我最喜欢石老师，她端庄，沉着，斯文，是那种有才华，并能清晰表达的知识女性。她讲的课形象生动，听她讲的《荷塘月色》，月清风高之夜，自己仿佛能触摸月光那柔和的美。她讲的《三打祝家庄》，唯妙唯俏，栩栩如生。使象仇晓根这样原来不喜欢语文课的男生，一再请求石老师讲述教科书上没有的、《三打祝家庄》后面的“下回分解”。背《古文观止》中的古文，是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件事，但经石老师剖析，再背就不是一种负担了。只要是石老师上课，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的眼睫毛抖动起来，竭力想摆脱沾湿了它的晶莹的东西。这骇人听闻的一幕，强烈地刺激着十六岁花季少女的心。我感到羞辱，感到哀伤，感到一种难言的惶恐。
团长问站岗的红卫兵：“这是谁干的？”
他不敢吭声。
团长声音高了些：“你回答我，这到底是谁干的？”
他的脸都吓白了，但还是咬紧牙关，闭口不说。
团长问：“为什么不说？”
“我…”他嘟囔了半天，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
团长生气了：“是不是你干的？”
他使劲地摇头，然后往地上一蹲，用手死死地揪着自己头发。
他没说话，脸部表情很复杂。说了吧，干的人饶不了他；不说吧，团长不会放过，他左右为难。
团长见他还是不说，有些气愤：“你现在不想说，明天我让你到大会上对全体红卫兵去说清楚。”
他立即跪在团长面前：“团长，你饶了我吧？”
“我可以饶你，可你想过没有，放过了那些干坏事的人，他们以后就会大胆妄为，肆无忌惮地去害人害己，你是在保护他们还是在害他们？”
团长苦口婆心劝说和软硬兼施的策略，终于使他说出了事情真相。
工宣队里有一个叫付内携的，中专毕业，就算高学问。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她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七连一排的班主任，还兼着本班和七连三排的数学课。本来就是速成教材，加上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教学，学生能真正掌握的数学知识就少得可怜了。学生们不愿意她教，也曾向校革会反映过多次，但校革会都以要支持新生事物为由，让她继续从教。
反正听不懂，学不到，课堂上，说话的、睡觉的、看小人书的、做小动作的，应有尽有。而石老师讲的课，恰恰相反，寂静无声。
付携病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疑惑是石老师做了什么手脚。嫉妒和猜疑使她近乎疯狂。她天天打小报告。终于抓到了石老师的把柄——石老师在她教学计划完成以后，每节课都用最后十分钟来讲述《三打祝家庄》的后续故事，这是书本上没有的。于是便有了揪斗石老师“用大毒草毒害青少年”的那一幕。
付携病煽动她班上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于是三四个男生把石老师装进了麻袋。在一片“叫你放毒！叫你毒害青少年！”的叫嚣中，对麻袋中的石老师拳脚相加。末了，还对麻袋中的石老师撒了尿，并威胁站岗的红卫兵：“说出去，就叫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之后，扬长而去。
这些只能在旧社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监狱中对革命者做出的事，居然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校园中被我亲眼目睹。我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团长眉头紧锁，他似乎也快要窒息了。
他走到我身边：“竹清，你出来一下。”
月亮躲进了云层，好久没有出来。
“好的，只是……”
“哦哦哦，我陪你回家。”团长赶忙说。
团长转身对那位红卫兵交代：“好好看着石老师，不能再出任何一点意外，我过一会儿就来。”
我望着团长，团长平时从不多话，是那种老成型的青年人，办事有分寸。一双温和而清澈的眼睛，洋溢着善良和真诚。眸中折射出点点纯净的闪亮，是我心中勾勒过无数次可以托付重要事情的人。是的，一点没错，只有这样的眼睛，才会看透和珍惜真诚。
“团长，我想托你一件事。”
“竹清，怎么这么严肃？”
团长的眼睛湿了，泪珠被夜风吹凉，象一滴泉水溅到他的脸上。
“团长，我明天不上学了。”
“为什么？”
“我不想参加批判会。”我看不得自己心爱的老师，无辜地站在被判席上，而不是神圣的三尺讲台。
“这样对你不利。”
“看不出，你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外柔内刚，别人无法左右的人。”
晚风吹起了我额前一缕发丝，那种不能与人随便苟同的神情，深深印在了团长的记忆里。
……
我非常感激团长，是他有效地保护了石老师。
因为我没参加会，有没有很充分的理由，被记了半天旷课。
“陈老师，不要难过。”
“竹清，谢谢你，你为石老师所做的一切，张棱都告诉我了。”
“竹清，你放心，我没事。”
四
有一天，当我值日，刚过六点我就来到了学校。晨风夹着小号声飘入耳朵，我寻着声音来到了小桥边，是团长在吹号。他鼓起的腮帮子，像河豚的肚皮，显然有碍观瞻。他见了我，点了点头，继续那优美的练习曲，高亢而舒缓，像是小河里捞起的水草。那明亮而湿润的号声，伴着晨露，披着朝霞，给人以宁静而致远的感觉。
长得像洋娃娃的林娃娃，是我们班班长，我俩相处得很好，她家就住在团长的隔壁。她的性格很开朗，圆圆的脸蛋，白白的皮肤，黑黑的眼睛，长而自然卷起的眼睫毛妩媚动人，小而薄的嘴唇，红得像樱桃，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孩。她是校宣传队舞蹈组组长，还是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进了宣传队，对团长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文艺方面才华出众，除了编舞须请人外，其他所有的节目他既是导演，又是技术总监。大到舞台背景，小至灯光的颜色，面面俱全。乐器，是最能展现团长风采的地方。大到风琴、手风琴，小到笛子、口琴，以及扬琴，古筝，等等，他无一不能。
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是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时间，舞蹈、戏剧、乐队分开排练。
我第一次参加活动，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里的队员个个都热情洋溢，充满勃勃生机，当团长把我介绍给他（她）们时，大家就围了上来，问这问那，似乎是一个久违的熟人，倒是我非常不出趟，让大伙儿见笑了。
第一首领唱的是《翻身道情》，尽管自己觉得别扭，不习惯，可这首歌毕竟团长给我指点了无数遍，唱下来给大家的感觉还可以。
在那革命样板戏走红的年代，我参加了《红灯记》选段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的试排。
那一次文艺汇报演出，地点在28厂大礼堂，全校师生都去了。
大幕徐徐拉开，强烈的灯光聚焦在我和李平身上，我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心砰砰直跳，手脚冰凉，脸绷得紧紧的，脑子一片空白。
就在这发愣的瞬间，幕布后传来团长压低了的声音：“竹清，不要紧张。记住，你是李铁梅。”是啊，李铁梅连死都不怕，我演她还怕什么呢？我给自己装胆，不看台下，旁若无人。
我跪到了奶奶身边。
“奶奶，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
会场里鸦雀无声。
团长伴奏的二胡，它的每一根弦都不那么明亮，它们被遮盖着行走，是沉重的，又是虔诚的，像旷野间弥漫着的一首忧伤的长歌。
“从此后，跟爹爹意志坚强………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最后，激昂的唱腔把铁梅与这个特殊家庭的荣辱相依、生死与共的坚定表现得入木三分，十分悲壮和感人。我已忘却了自我，俨然就是一个烈士后代，接过革命班的李铁梅！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幕布又缓缓拉上。
我都不知是怎么走下台的，心里一个劲地骂自己窝囊。
最后是压台戏，团长指挥的双管制乐队伴奏的四部声大合唱《毛泽东诗词组歌》。我从旋律中感受别样的情绪，一种难以言说但决不是诠释诗词内容的情绪。还有在那男声、女声混唱中感受人与人的亲近、和谐、力量，我以青春的心绪融入了高亢，激昂的音乐潮。
后来，在团长指导下，我学会了月琴。
我喜欢长笛。在团长的口中，长笛表现的内容十分广泛。它可以是呜咽着的悲伤，可以是一种朦胧的执著，可以是爱，也可以是爱而导致的怨恨和疼痛。长笛是一种指尖和舌间的默契，但更切近地响在耳边的，却常是团长清晰的喘息声。我听着团长唇边流淌的音乐，仿佛觉得自己置身在一个很深很静的峡谷中，思绪可以随风儿飘得好远，好远，静得好象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我也试图想学，可没学会，天生就不是这块料。
还有许多，团长都想让我学，可我知道，在文艺方面，自己是一块朽木，再好的雕刻家也将一筹莫展。
……
第一次排练结束后，团长和两位我叫不出名的男生送我回家。
村西头的狗立即“汪汪”地叫了起来，村那头，有一扇窗户亮灯了……
我用钥匙打开石库门的锁，轻轻地推开大门，这门太重了，还是避免不了地发出“吱嘎”响声。
“谁呀？”是隔壁荷娣她爸的声音。
“公公，是我。”
“是小清啊？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他披着衣服出来了。
“在学校排练的，对不起，吵您了。”
“没事，没事。哎，你妈知道吗？”
“知道。”
他看见门口的男生，又问：“他们是谁呀？”
团长赶紧回答：“大伯，我们是竹清的同学，送她回来的。”
“应该送，这孩子胆太小，小猫小狗都能吓着她。”
“大伯，您放心，我们会的。只是以后少不了要打搅您。”
“没关系。”
……
每次，他们只送我到大门口。我从未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他们也从未提出。就这样，团长他们就在我的身后，默默地陪我同行，到达目的地后，又匆匆地离去。
只有一次例外。
那是一个夏夜，天非常闷热，田野里蛙鸣声此起彼伏，树上的知了还时不时地喘着粗气。到了门口，团长说：“到你家喝口水，行吗？”
是的，有什么不行呢？可…
我想了想，还是让团长进了家门。
团长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内。
这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家，总面积只有十三平米，一只八瓦的日光灯悬挂在中间。小方桌上一碗毛鱼烧咸菜，一锅大麦稀饭。五斗橱上摆着一只老式三五牌台钟和一面圆圆的小镜子。一顶发了黄的夏布蚊帐遮住了发黄的墙壁和班驳脱落的床板油漆。大床的上方，并排悬挂着两张竹床，放着一些不经常用的杂物，旁边有一把大的竹扶梯。家里最值钱的就是妈妈常用的那一架缝纫机了，它也是我的写字台。整个屋内，除了生活必需品，就再也找不出一件装饰物，和农家没什么两样。但每一个表面都一尘不染。
“竹清，这样的光线看书会伤眼睛的。”
“不，我有妈妈买的台灯，四十瓦呐。”
团长看我从纸盒中拿出台灯：“为什么买了不用？”
“每天晚上我都要看上五、六小时的书，40瓦呢，电费太贵了。”
团长没再问什么，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
又喝了碗水，他走了。
没过多久，团长给了我刻蜡纸挣的24元钱（每张蜡纸二元），他吩咐：“竹清，拿这钱去买一个八瓦日光台灯，既保护了眼睛又不费电。一定要去买一个，不要迟疑。”
团长的声音象淙淙溪水，亲切感人。团长看到了自己一穷二白的家，不仅没有一丝瞧不起，反而关心更细致。上次的担心是多余，我有些愧疚。
王家浜河边的白桦树叶绿了又黄，田野里的庄稼收了又种。只要团长在，送行的人中就一定有他。二里多路，每次都是我走在前面，团长和另外男同学走在后排，谁也不说话，仿佛是战争年代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鸦雀无声。就是这样，拐入小路，总能远远听到来自村西头大黄狗警惕的报警声。
五
大概是72年的初秋，有一次，团长问我：“今天下午有篮球比赛，你来看吗？”
“不，我下午还有点事。”
“是你班和我班男生的篮球友谊比赛，你不想为你们班助威啊？”
我犹豫了一下。
“下午三点半开始，我想你一定会来的。”
其实我对篮球一点兴趣都没有，既然团长这么说了，我觉得不去不好。
这场球，我们班输了。
吴金支同学抹着脸上的汗：“老方（指团长）一上来，我们不输才怪。”
林娃娃一针见血地指出：“输了就是输了，自己没本事打赢，还怨别人。”
仇晓根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叫林娃娃这么一说，顿时火冒三丈：“叛徒，你是什么东西，竟管到老子头上？”
林娃娃也好不逊色：“瞧你那副赖样，我就管定了！”
我们班的男、女生，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
仇晓根邪劲上来了：“你他妈的X，老子叫你管。”一边伸手去拽林娃娃。
林娃娃毫不示弱：“你敢！”两道秀眉皱得紧紧的。
“老子有什么不敢。”
“仇晓根，你太过份了。”我大吼一声，站到了他俩之间。
仇晓根没料到这一遭，他愣住了。
我很气愤，为这点小事，竟要打人，非常激动地对仇晓根说：“输赢本身没什么，也许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可你败了，竟当着别班同学的面，拿班长出气，算什么本事。我们班的脸给你丢尽了。”文静有余的我哪来这么大的嗓门，不仅自己感到不可思议，看着我涨得通红的脸，仇晓根也惊呆了，他不知所措。
但仇晓根毕竟是一个没有面子、却还死要面子的人，当着这么多男女同学的面，他不会轻易认错的：“竹清，你怎么光说我，不说她。我们班输了，她不仅一点不难过，还当众奚落人，这是班长应该做的吗？”
“我们班输了，最难过的就是班长，她希望你们用自己的实力去夺冠，而不是靠施舍，这没什么错。我觉得，球可以输，但志气不能短。尤其是你们男生，最输不起是你们的心理。”
仇晓根不吭声了。
“再说，在球赛中，你也打得不错，大家也已尽力了，只是平时要多练习才行。我想，终有一天，我们班一定会以自己真正的实力打败九连三排的！”
“这话差不多，还有些集体主义思想。”仇晓根的气似乎消得差不多了。
一场干戈化为玉帛。
这事之后，团长——不，男篮5号那矫健的身影再也没有在校内连与连、排与排之间的篮球比赛中出现。但只要有篮球赛事，他是一定会到场的，有时他以裁判员的身份闪亮蹬场，而更多的是在观众席上。
团长每天坚持打篮球，至少一天要投篮三十次。
一九七三年春季运动会，其中有一场是我校和塘桥中学的邀请赛，让我真正目睹了男篮5号的英姿和风采。
上半场，我校以微弱优势领先。
下半场，也打得相当激烈。男篮5号的左右，总有那么几位外校的“护花天使”前呼后拥，球无法传到5号的手中。但5号不断变化自己的姿势，矫健的身影象闪电，没等对方反映，他已夺得一球，对手涌了上来，象一张网，看来投篮已无望。5号做了个假传球的姿势，就在对方判断的思维瞬间，5号似鲸鱼跃出海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了投篮，好一个漂亮的空心球。
“好！好！”我校观摩的学生不禁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比分又拉平了，火药味越来越浓。1号抢得一球，可被对方的队员挡着，就在自己的篮球架下，却无法投篮，真急死人了！
站在球场中央的5号高喊一声：“一号！”
1号沈良杰快速反映，球立即传到了5号手中。
这时裁判员举起了口哨，已没有时间再传球了，可5号的位置根本就不合适投篮。成败在此一举，5号远程投篮，只见篮球在空中划了一个漂亮的弧度，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它该落的地方，落在了篮的正中心。几乎同时，裁判员的哨子响了。
全场沸腾了，仇晓根等一些球迷冲了上去，抱住5号，把他抛向空中……
团长不仅篮球打得好，乒乓球也不差。
在将近半年时间里，团长要求我每天放学后，到学校的乒乓球室至少练半小时，绝大多数时间是他陪我练，偶儿他不在，就请沈良杰帮我练。前半个月，我的右臂酸得都抬不起来，可慢慢就习惯了。从最初的一点不会，到只能发高挑球，直至能接住对方的快速球和旋转球，我终于能和团长打几个回合了。可团长却要走了……
六
团长在去金山湾学农前，把他办公室内屋的钥匙给了我一把。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借书，还书，不同的只是原来从团长手上接过，现在变成了直接到书库中取。
1972年暮冬，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刚出校门，就被孟小凤喊住了：“竹清，我等你已好久了。”
孟小凤是我家以前的老街坊，我小时候，曾得到小凤妈妈很多照顾。
“小凤姐，你怎么没去学农？”“去了，因为甲状腺肿大才回来的。”“小凤姐，你找我有什么事？”二十出头的小凤姐，身材象老妇女，一点都没有少女的青春美。天生黝黑的皮肤，下乡学农才几天，风吹雨淋太阳晒，她的脸黑得发亮。“我想托你一件事。”
“你说吧。”
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一直低着头在笑。那种笑，到现在我都找不出确切的形容词，反正是发自内心自己对自己的笑，有点傻，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小凤姐，什么事啊？”
她的脸红了，两只手不停地卷着衣角，显得很不自然。
小凤姐小的时候得过脑膜炎，而且落下了病根，考虑什么问题，大脑基本不拐弯。一遇上复杂事，两道稀稀朗朗的眉毛就会皱在一起，露出一副苦相。今天这是怎么啦，吞吞吐吐的。
我急了：“小凤姐，你快说，我回家还有事呢！”
她脸涨得通红，说话有些结结巴巴：“竹清，不许笑话我，也不许告诉别人。”
“我答应你。”
“你帮我和张棱说说，就说我爱他。”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爱张棱，我想他。”她有些语无伦次。
我瞠目结舌，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这还没到桃花开的季节呐，人就犯相思病了。小凤姐真的疯了！那个年代，谁会把爱字挂在嘴上，又有谁敢这么直白地表示爱？在学生中，不要说没有爱，即使真的有爱，也一定是深埋的。学校有规定，不许男女之间谈情说爱。在小说中，男女之间最迷人的爱，应该是象小松鼠那样，把自己吃的果子深深地埋着，藏着，应该象葡萄酒越酿越红，越酿越醇。象小凤姐这种真刀真枪，有靶子就射的打法，如果对方真的爱你，也一定会望而却步！更不可思议的是，小凤姐和团长之间的差距是那么大：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小凤姐恐怕连小学毕业都不可能，而团长是文武双全，是人尖尖；小凤姐又拙又笨，长相没有哪一点能吸引别人，而团长却一表人材，男子汉气十足；这都是天堑，无法逾越，无法回避；小凤姐对团长的这份爱，注定是一个只能留给自己吞咽的苦果，没有开始，没有过程，没有结局。再说，小凤姐和团长是同班同学，她自己有足够时间和机会向团长表白，为什么要我转告？
“小凤姐，你为什么自己不对团长去说？”“张棱不会理我的。”“为什么？”“他身边有好多漂亮女孩，象我班章丽娟，象你一届的蔡红珍都在追求团长，他不会看上我的。”我感到非常纳闷和奇怪：“既然团长看不上你，为什么还要我转告？”“因为团长喜欢你，他会听你的。”我要晕倒了。我和团长由于工作关系，接触机会相对多一些，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啊？“小凤姐，你怎么会这么去想？”“竹清，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糊涂？团长不喜欢你，能教你练琴？能教你下棋？能陪你打乒乓球？他的心思都在你身上。他对别人，从来就是闷头鸡一只，多一句话都不肯说。章丽娟，蔡红珍都是红卫兵团的团干部，她俩和团长接触的机会比你多，除了工作，你看见团长什么时候用正眼打量过她们……”小凤姐下面的话，我都没听见。我只见她的嘴唇还在不停地动，时不时露出白白的牙齿。
第一次听人这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我的思维一片空白。其实我和团长之间，确切地说，连个知心朋友都算不上。但他给予我人格的尊重和长兄般的爱护，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团长知道了我出身，了解贫寒的家境，没有看不起，相反给予的关心更加无微不至，情感似乎也更加细腻。这些，我都能体会到，只是从未往团长喜欢我的角度去考虑，在我心里，一直把团长看成恩师。在周围一片冷冰冰的世界里，团长的关怀象一盆滚烫的碳火，送来了暖意和温馨，我已十分知足，我不会再奢求什么。我觉得：温暖比什么都重要，友谊比生命还宝贵。“小凤姐，你误会了。”小凤姐是不可能理解我和团长之间这份师生情的。“其他的我可能都不如你，在这个问题上，我百分之百不会误会。我注意你和团长已年把了，我看得出张棱对你的这份感情是真的。其实，我班和你班好多人都知道团长喜欢你，只是人家不说。”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闹不懂了。小凤姐看我一脸木然，就说：“要是团长这么喜欢我，我开心还来不及，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在小凤姐和同学们眼中，我对团长的尊敬、团长对我的爱护被折射了，有了一个不准确的视角，除了感到很焦虑、很担心外，只剩下无可奈何，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竹清，你喜欢团长吗？”
怕小凤姐再度误会，我摇了摇头。
小凤姐也摇了摇头：“你不懂，你不懂。”
她想了想，问了个十分奇怪的问题：“哎，你是什么时候来例假的？”
“去年。”
她若有所思地说了句：“难怪你不懂，你还是个毛孩。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是属于晚开窍的人。”
这下，小凤姐对我彻底失望了……
小凤姐和我谈话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重新审视团长对我的这份情。
在上午第二和第三节课与课的间隙，红卫兵团部通讯员在楼下喊：“竹清，你的信。”
“我的？”从来就没有人给我写信。
“是的，没错。”
是父亲在乡下有什么事？我有些不安：“是哪儿寄来的？”
“金山湾，九连三排。”这不是团长他们学农基地吗？
等我拿了信回到三楼，同桌王建文问：“是谁的信？”
“看字象团长的。”
仇哓根不知什么时候从我身后冒了出来：“吆，团长给竹清写信，怎么不给我写信哪？”
他这一嚷，几乎全班同学都听见了。
我的耳朵首先开始发热，接着这种热的感觉向脸部延伸。简直无法准确描述这封信引起我的心理反应有多复杂，我很想立即拆开，又怕打开，愣在那儿。
仇晓根一把抢过信，有意问：“竹清，我能不能看啊？”
“看就看。”我嘴上这么说，心却突突地直跳，真害怕他拆信，我不知道团长为什么要单独写信给我，更不知道团长在信里会说什么。
仇晓根半真半假地装着要拆信的样子，我的心拎到了嗓子眼，可又无法挽回局面。我恨团长，怨团长，这封信就象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涟漪。在那个年代。在校院内，还从未见过男女生之间有书信往来；其次，在我看来，工作上的事另当别论，眼下有什么急事非要以信的方式，闹得满城风雨。
“仇晓根，私拆个人信件是不道德的。”林娃娃过来了。
“我这不是在开玩笑吗？看竹清急得那个样子。”他好得意地笑着，一边把信还给了我。
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上课的铃响了。这堂课，我分心了。老师讲什么，根本没听进去。心里不由得揣摩信里的内容，辨析着为何团长要写信？这种敏感和猜测，除了让我心慌意乱之外，就是盼着赶快下课。
我急切地拆开信，团长在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对你说说这半个月来的学农生活，其实再过十五天，我们就可以回校了，我完全可以不必写信，在犹豫了数次后，我还是决定给你去信……”
青春毕竟不可抗拒地来到了，脸上黄巴巴的气色已经褪尽，露出红润而透着柔和的光泽。眉毛长得浓密起来，枯涩的眼睛也变得亮晶晶的。妈妈给我买的小背心，已经有些绷得难受。不知怎么，自己对五斗橱上那面不起眼的小镜子发生了浓厚兴趣。
以前，我害怕一个人到村后的小河边洗衣服，曾听老人说，这条小河里有水赖，会拖人下水。那儿实在太静了，总有些阴森森的感觉。而现在，我喜欢一个人去那里，在清清的河水中打量自己那少女的影子，有时会看得发愣；而有时则喜欢在皂角树包围的小桥上，边投衣服边情不自禁地唱着：“清灵灵的河水，蓝蓝的天，小芹我洗衣来到了河边……”
看见花开，觉得花儿是那么美，不由得想摘一朵带头上，在若有所思后又把它轻轻地拿下；听见鸟叫，也觉得叫声那么好听，不由得呆呆得听上一会儿；什么都变得美好了，树叶，庄稼，野草以及草上的露珠，都能让我停下脚步。
感情这东西真的很微妙，心底常常会涌起一种新鲜而隐秘的喜悦。我都能感觉到自己悄然无声地变化……
七
一晃，半年多过去了。
这是团长将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前的一个晚上，我赴约来到了小桥边，团长已等在那里。他明显消瘦了，颧骨都有些突出。
他问我：“我报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知道吗？”
“知道，听林娃娃说了。”
团长什么时候都想得很远，他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热血男儿，他已把身心全部交给了祖国。
一个独生子，完全可以留在上海。是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声号令，使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上山下乡，像蒲公英的种子撒向天南地北，用他们的真诚，用他们的激情去书写宏伟的篇章。为了祖国，他放弃了优裕的大城市生活，第一个带头报了名，在我校掀起了一个“到北大荒去”的热潮。就连我班的吴金支同学，因为年龄太小而没被批准，他每天连课都不上，整天缠着北疆来的军代表，终于如愿以偿。团长的选择无疑是对的！
我觉得，在一些问题思考中，我和团长有些差异，那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背着精神磨盘的我，多少年风雨，使自己对什么问题的看法都有些麻木、迟钝。黑龙江军代表激情的演讲，使多少学生热泪盈眶，会场上常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也被这种热烈的气氛紧紧地包围。情绪激昂的学生已有些坐不住。报告会才结束，好多男生就争先恐后奔向主席台报名。我们年级的男生，个个摩拳擦掌，他们对军代表说：“两年后，祖国的北疆见！”那场面、那情景，无法让人不激动，我的胸中也涌动着春潮，可北疆能要我这样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吗？一道无形的阴影掠过心头，我的情绪又低落了。但我想，只要祖国需要，我一定会去的！
“我觉得，你选择是对的。你有抱负、有志向，一定会在北大荒成就一番事业的。”
我们共事几年，我还是第一次看他这么儿女情长，我心里不免有些难过。
我们相对无言。
我移开了视线，我看不得这双清澈的大眼睛变得如此迷离。
“竹清，我想听你说说心里话。”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说什么呢？我想了想：“团长，我还是觉得你选择是正确的，这是一条光明大道。”话刚出口，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像在说政治套话，我都不是我自己了！
团长眼中写满了失望。
也不知过了多久，团长语气十分低沉：“竹清，我今天想听的不是这些。”
被逼无奈，我冒了一句：“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还是团长打破了僵局，他转换方式对我说：“竹清，给我提提意见吧？”
“团长，我实在提不出来。”
天快要下雨了，闪电像害怕什么，亮一下就赶紧藏进云层。
荧火虫在游晃，它大概在寻找白天遗失的梦。
丢雨点了，可我们谁也没动，站在原地，站在我们原来的位置。
“竹清，我们一起共事将近三年，我就要走了，你真的不想和我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呢？能说什么？也许我明白，也许我根本就不明白。
过去，我已习惯了他老师般指点、长兄般关照，由于他特殊身份，他和我的平等相处，使我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还是充满了阳光。我们之间这种朴素、纯洁的友谊，虽很平凡，但却珍贵。我不曾有意去栽培它，它依托着团长一腔真诚和善良，在校园内默默地开放着。一旦这种氛围不在了，自己还要回到从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半天没有说话，他还在等待。
现在，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虽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定性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自己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黑五类子弟”“狗崽子”的另一种体面的称谓，意在提醒你时刻不要忘了低人一等的身份。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无情，尽管老师一再推荐，尽管团长一再坚持，尽管我也曾为红卫兵团做过一些事情，可我的红卫兵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大凡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无不老实本份，很少有个性张扬，我行我素，起码表面是如此。同样的机会，我要比别人多付十倍的努力才可能获得。而同样的坏事，别人做起来肆无忌惮，自己连边都不敢沾。原本拥有的单纯、善良、诚实，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逼着自己只能以更低的姿态去处理一些问题。“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懂得一个“狗崽子”前面艰难的路程。
如果不是现在的身份，我一定会自信地对团长说：“过二年，我也去北大荒。”可眼下，我是无法摆脱政治年代所赋予的阶级烙印，我们之间有一座大山。我不愿意他灿烂的明天里，有我这些可怕的阴影和伤痕，不愿意看到他痛苦，再次背上“思想不坚定，划不清阶级路线”的包袱，或者为我牺牲什么。他同情和安慰的神情在眼前已晃得很多了，加上自己的泪水，我已经慢慢地学会了思考。
雨下大了，团长叫我站到房檐下。
我费了极大劲，才憋出了一句话：“太晚了，我想回家。”
他半天没吭声。
我庸俗，是表现自己的清高，还是想尽快结束本次谈话？好象本意都不应该是这样。
“竹清，难道你想告诉我的就是这句话？！”他终于吐出了沉闷的雷声，一口气倾泻了场暴风雨。
我心里很难过，知道不该这么无情。可真实话不能说，违心话不愿意说，奉承话我说不出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无言以对，委屈、苦涩的泪似老天的雨。
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团长说：天长地久，等我学有所成，一定加倍回报你对我这三年的呵护，至少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
他从团部拿了把伞给我，自己穿上雨衣，踏上了送我回家的路。
这条路，三年来，我已记不得走过多少次。也像今晚，我在前面，他在后面，谁也不说话，那时候，我很踏实。可现在自己心里空荡荡的。
风雨中，二里路，我们走了很久……
把我送到了家门口，他对我说：“我走后，沈良杰他们会送你的。”
“沈良杰不是报名去北疆了吗？”
团长语音低沉：“他没被批准。”
我心头掠过一丝兔死狐悲的沧凉。
“团长，谢谢你！”内疚和感激交织，我止不住泪水滚滚。
他还想说什么，嘴唇抖了抖，扭头跑了……
真诚、善良的团长，就这样走了。他的心我似乎明白，可又什么也说不清。
他走了，没有告别，夜雨中飘逝了。
我含泪久久凝望夜雨，我祝福他……
这天夜里，生平第一次，有一个男子走进了我梦乡，他憨厚地笑着，对我说着什么，我离他很近。
八
这是72年初秋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
下午上完两节课，我和林娃娃就连奔带跑地冲出了教室。跑着，跑着，我有些跑不动了，林娃娃还在一个劲地催着：“快点跑，要不就赶不上了。”我实在坚持不住，就停了下来，林娃娃回过头，用她的手拽着我跑，我们跑得上气接不着下气，总算没有误了时间。
北蔡电影院门口的广场上，红旗飘飘，锣鼓喧天，歌如潮，人如海，五辆佩带着大红花和红稠子的军车正整装待发。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人一律是军人着装，只比解放军少了领章和帽徽。团长威风凛凛地站在第一辆军车上，春风满面地和前来送行的人握手告别。
我和林娃娃试图挤进人群，挤到团长眼前，一个老头很不高兴地说：“挤什么呀，挤！”
“林娃娃，别挤了，我们是挤不进去的。”
“竹清，别泄气。”林娃娃把我拉到她的前面，用她的力量帮着我挤。可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人墙前，我们无可奈何。
“林娃娃，我们退出去吧？”
“可团长见不到你，会很失望的。”
这时，我看见了文静的章丽娟扒上了汽车，在她的身边，还有蔡红珍，她们手拉着车门，和团长说着什么。
不知怎么了，一股很强烈的、想立即离开这里的念头，促使我竭尽全力挤出人群，拼命地往家奔。
身后传来林娃娃声嘶力竭地喊声：“竹清，竹清！”
……
手里握着已经捂热的日记本和钢笔，这是我专为团长买的，可却没能送出去。而这没能送出去的原因，自己绞尽脑汁也找不到。自己都无法解释当时那稍纵即逝的念头，我不知道那一丝酸酸的醋意来自何处？
第二天放学后，我来到林娃娃家。
林娃娃递给我一只解放军挂包，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那颜色通红通红的。
林娃娃说：“这是团长让我转交给你的，他说你喜欢，就送给你。里面还有一封他留给你的信。”
做完了作业，我才轻轻启开团长留下的信。
“……也许，明天你会来送我，也许不会。我猜测见不到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你要上课，更是因为你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你没有这种勇气，你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你能来，我会非常高兴，你不能来，我虽然会感到失望，但不会沮丧……要走了，有几句话送给你：你不缺乏善良和真诚，这诚然是书写美好人生的真谛。但我觉得，乐观和自信对你也很重要。自信是垒筑坚强自我的支柱，而乐观则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有了这些，你的人生就一定是充实的，有意义的。”
九
团长到了北疆，就担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个副团长。在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年，他曾给我写了好多封信，向我介绍北大荒的一切。
只要收到团长的信，这一天都会感到身心愉快，连栖居的旧屋也似乎比原来亮堂些，充满了温馨的气息。我捧着一封封沉甸甸的来信，总是舍不得立即打开，好象生怕拆开，幸福就会飞跑似的。而每次读完信，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团部那熟悉的灯光，仍然能使我想起团长不知疲倦的身影。在宜人的金秋，祖国北疆是不是已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在燕子做窝衔春泥的时候，北大荒人是否也在布谷鸟声声催促中开始春播？我命令自己不去想，但有关他的消息，象花絮般时不时地飘进我的耳朵……
然而，我却一直在扮演着收藏家的角色，从不给团长回信。这是因为我明白了团长的心，也明白我们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就像夜空中不同的星座和星星，有的明亮，有的暗淡，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特定的位置。有些东西是人无法改变，有些距离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客观现实。
虽说我是一个晚开窍的人，什么事都后知后觉，但也绝不是没有激情，不懂得爱，是我没有这个资格，没有那份自信。也恰恰是自己太珍惜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为了自己，毁了一个有大好前程的人，我做不到。宁愿他恨我，认为我是一个无情的人。
懵懵懂懂地喜欢上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又要不留痕迹地把他舍弃，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就是人为划定的阶级分层，这就是黑五类子女无可选择的结果。我只能用痛苦织成一个厚茧，严严地裹着自己的心。在我灵魂深处，却始终为团长燃着一烛祝福的心香。
但是，团长没有因为我不理不睬和“冷酷无情”，而灰心泄气。他从林娃娃那里迂回地获取有关我的情况。
74年春天，我们毕业了，各自奔赴不同的工作岗位，林娃娃去了南汇县的一家小厂，我则在家附近的生产队插队落户。团长便从住在我家河南岸的蔡红珍那里了解我的一切。
……
85年暑假，我回上海。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我竟和林娃娃在汽车站重逢，林娃娃硬拉着我去她妈妈家。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天南地北地聊着，从分手到如今。当谈到团长时，林娃娃的语气显得很沉重。团长前年才从北大荒病退回来，被安排在街道里，到现在都没有找对象，三十好几的人了，他母亲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分手时，林娃娃交代：“你这次无论如何要去看看团长，他的心里只有你！”
从林娃娃家出来，我的脚步好重，好重。心，就象被战争年代辍重车队的滚滚车轮碾过，碎得都无法捡起。我想起团长在一封信中曾引用诗人郭小川的一首诗：“……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他说自己十分喜欢这首诗，并用红笔把这句话杠了出来。我之所以一直没给他写回信，希望他能忘却我，找回自己的蓝天！我相信，只要他放弃，他一定能找到应该属于他的那份爱。
然而，流逝岁月无法抚平我内心的愧疚和不安，想起团长的执著，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隐痛，时断时续地刺着我。
多少次，去北蔡买菜，途经团长所在的居委会，我想去看看团长，向他说一声：“对不起”。可见了面又能说什么呢？“对不起”这三个字，能涵盖多少往事的痕迹？能挽回团长如火的青春吗？我已经耽误了团长，我不能再错了.
人的一生，也许都在等待，也许等待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想，今天重提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仍有一种找不到自己的感觉。人的一生，也许都在寻找。寻找什么，希望什么，得到什么，失落什么，我失落的是一生中值得珍藏的，我捡起的是我不曾想要的。回想过去，那份真诚的心，我一直傻傻地把它当成师生情；当我明白那不仅仅是挚友情，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我能做的，就是把同样一颗真诚的心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当我真正知晓了他的忠贞不渝，我已为人妻、为人母，我只能由衷地祝愿他能生活幸福！
但我想，人生随缘，相逢是缘，相知也是缘，相忆更是缘！
30多年过去了，我羞于谈自己的怯懦和幼稚，但我不能忘记他，也不会忘记他。我只想通过对如烟往事的追忆，把自己对团长的真情实感记录下来，以默默释放这么多年来压在心头的不安和内疚，并转达我对团长的深深歉意……
竹清200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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