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资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户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英雄的气息也许只有在炮火中才会凝重，而今随着炮声的远去变得稀薄微弱，让人加倍珍惜怀念了。
　　在一些老影片中，我们重温了那些久违了的英雄形象。他们与时下的红男绿女相比，是朴素的有点寒碜了。时代久远了，简单的故事情节，浓重的政治说教，生硬的对白和表演，不成熟的技术处理，在现代人挑剔的目光中，只是供调侃的历史古董罢了，因为今天是个敢于亵渎一切伟大与崇高的年代。
　　有人以为英雄辈出的年代对普通人来说是大不幸，老百姓感到有滋有味的总是那些平凡日子。“一将成名万骨枯”“乱世人不如太平犬”，这是经典的俗语。这种意识在中国人的大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狂热的搞英雄崇拜的年代是不幸的年代，然而，没有英雄出现的时代又是怎样的不幸呢。有位作家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当下，在太平年月里，人们对英雄的看法是充满矛盾的。
　　一方面我们渴望有英雄出现。
　　真善美需要维护保障，假恶丑需要打击剔除。社会的大船总是在正义与邪恶的征战中艰难前行。我们需要英雄，希望他们能力挽狂澜，为我们遮住风雨雷电，成为我们的庇护神。包拯笑比黄河清的脸颜，俯视过多少代小民的头颅。岳王爷矮矮的坟茔，歆享了多少代民众的香火。就连充满匪气的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都让我们血脉贲张。中国人的英雄武侠情结，也造成金庸们小说的畅销。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仍然津津乐道于公案武侠警匪片，是它们演绎了我们成年人的童话，还是我们骨子里就有一个不安分的武侠梦呢。小民的力量总是微弱，我们生活中的缺憾总是无处不在，苍白弱小的灵魂总需要一双大手来抚慰呵护。因此，我们好象离不开英雄。
　　另一方面，我们又拒绝做英雄。
　　英雄是个特殊的称谓，和科研成果高级职称不同。英雄一词，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可以解释为牺牲。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就这样表彰英雄：不死不出名，不残不报道。总把英雄的样子描绘的太高大太完美，以至我们只有交口称赞的份，绝不会想到去效法。他们的高大显出我们的渺小，他们的牺牲显示了我们的卑怯。
　　英雄作为偶像，一定要比本人高大，这点毫无疑问。然而，高多少呢？那高度等于穿上高跟鞋吧，顶多是踩上高跷，但绝不可让英雄悬空走钢丝。如果那样的话，他们会活得很累很孤独很危险。稍一失足，就变得荒诞，失去了公信度，招致了看客的讥笑和非议。今天媒体这样发达，放在焦点上，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同样都可放大数倍。我们的评价机制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也要改进？再说，英雄的光芒毕竟有限，英雄也是人，只是特殊的机遇让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亮了一个精彩的相。不要苛求他们为我们做的更多，他们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耶稣，没有为我们如此牺牲的义务。
　　在呼唤英雄的同时，我们普通人失落了什么？为何我们拒绝牺牲，拒绝责任？
　　愚昧卑怯的人崇拜英雄，赞美勇和力，顶礼膜拜却不敢平视，甘愿吮着英雄的鲜血去做侏儒；精于谋划的人为英雄树碑立传，且不惜代价去创造英雄，他们感到英雄的锋芒可以成为牟利的工具。我们大众失落的是自我的定位，失落的是良知和责任。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愚昧诚然可悲，精明也更可畏，一个竞显精明追求实惠的民族是让人失望的。发展可以让我们洗去贫穷的耻辱，发展拓展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眼光，但发展不应消磨掉我们与邪恶斗争的勇气和直面人生危难的血性。
　　社会需要英雄，英雄是我们的榜样和先行者，他们代表一个时期的价值标准。然社会更需要整体素质的提高，在社会需要你时，不做逃兵，不做旁观者，不妥协，不畏惧，据理力争，负起自己的重任和义务。危难到来，能为家解愁，为国分忧，敢于担当。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坚忍和耐力，我们缺乏或遗失的是刚猛义愤和爱。几千年的专制压抑，让我们的爱恨麻木了。我们要找回本色的自己，不做奴才不做伪君子不做看客。我们要做好一个大国的国民，更要做好一个国家的大国民。
　　英雄之路在中国一向是寂寞的山路，崎岖蜿蜒，但英雄的称谓绝不会成为换季大甩买的商品。真诚的血泪，忘我的牺牲，执着的信念，永远是一面不褪色的旗帜。
　　但愿英雄之路不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