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怜”！
　　相信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见到他都会投去怜悯的目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常年生活在一处污水横流的、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前。他衣衫褴褛，污浊不堪，似乎从穿上那天起就没有洗过；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仿佛是谁随意堆放的烂草堆。最让人寒心的是他的“住房”，是用几根木棍、几条破麻袋片支起的窝棚。一到冬天，他裹着被褥躲在里面瑟瑟发抖，夏天则见他光着膀子摇着破扇子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没有锅，没有厨具，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只紫色的佛指沙发。他唯一的生活来源是好心人上厕所扔下的一点点小费。从未见过他吃过一顿热饭，经常见他就冷水啃方便面、吃馒头。没有人知道他家住哪里，住了多久，又将住到什么时候，有没有亲人。在日益繁华的都市，他的存在和许多流浪者一样，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道痛苦的伤疤。
　　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和妻散步途经此处，一阵清脆欢快的歌声飘进耳蜗，给夏日闷热的空气陡然增添了一丝清凉与灵动。“米少啦米少、啦少米啦刀……”如此投入，如此惬意。你很难相信歌声出自于那个可怜之极的老人之口。这歌声让我惊讶，悲惨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并没有压垮他活着的意志与快乐的心情。我的悲悯瞬间遭到了颠覆。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支撑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快乐？信仰，抑或目标？金钱，抑或名利？香车、美女，抑或豪宅？人们终日耗尽心力所看重所追求的一切似乎与他的快乐均沾不上边。你可以把他视为智障，即便如此，你却无法否认他活着这一生理事实，在他的世界里隐藏着一种不为文明所承认的生命激情。正是这种激情，带来了幸福快乐，带来了活着的意志与勇气。它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道德认知无关，与金钱名利无关，它只属于神圣的生命。活着，已经是最美好的事件。
　　由此，我想到余华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年轻的时候，福贵生活放荡，游戏人生，赌博、逛妓院，败光了土地和财产。贫困和动荡让他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父亲、母亲、儿子、妻子、女儿女婿相继凄惨离世，只留下他孑身一人在世上挣扎。多舛的命运让他躲过了战争的死亡，躲过了土改运动的劫难，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一个宁静的村庄里与一头叫“福贵”的老牛为伴。福贵的一生是动荡和苦难的一生，也是充实快乐的一生。“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的。”为活着，福贵身上迸发的生命激情让人动容。按照传统认知，这样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可悲可怜可叹的，可在余华笔下，“小人物”的生命似乎并不卑微，他带给人的是生命的高贵，是心灵的强烈震撼。
　　难道活着不需要理由吗？倘要一个理由，那位老人和“福贵”，以及许许多多平凡人活着的经历，恐怕远非道德家的缜密设计所能概括得了的。
　　这使我长久地陷入了一种悖论。人应该怎样的活着？甘于平凡还是追求崇高？
　　造物主天生是个浪荡子，总是率性而为，从不去顾及人类的感情与感受。他把人抛到这个世界上并不预设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的标准答案。你生存的质量如何他完全不去关心，也从不考虑命运是否公平，崇高还是平凡，甚至连善恶也不分。但现实的视角却要求人类作出决断和评判，赋予了活着太多的理由。
　　挣钱，挣越来越多的钱，买房，买豪宅；买车，买豪车；养女人，恨不能将天下美色尽揽怀中。攫取权力，不惜摧眉折腰，阿谀奉承，阳奉阴违，千方百计爬上一个有一个高位，过一种趾高气扬、人前显赫的生活。不断追求的海市蜃楼般的虚名，以博得人们赞叹与仰望。——他们活着的理由是金钱、权力、名利，支撑他们的是不断膨胀贪婪和欲望。
　　为人子，为人父母，尽一份道德人伦；不懈追求，以求为家人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为子孙留下殷实的基业；为恋人间那种至死不渝的真挚情感，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宁娜——他们活着是为家庭个人幸福和生死不渝的爱情。
　　读中国历史故事，有两个人物让人难以释怀——商代“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你可以讥笑他们迂腐，但正是那种宁死不屈的士子精神成就了中国延续千年的文化精髓“君子之道”的人格光辉。对他们来说，为“君子之道”而活，死不足惜。
　　与“君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人”与恶人，“小人”与恶人亘古未绝。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理由，为了膨胀的野心，为了一己之私，社会的道德规范，公众和他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往往被他们视作无物，他们的存在从另一角度生动诠释了另一种活法的意义，——为反衬公理与正义而活着。
　　“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的这句名言不知激励了多少人为追求崇高，为他人为社会为人间大爱而活着。如果从个人角度看，司马迁身陷囹圄，受到了非人的宫刑之辱，生不如死。为了心中的理想，他选择勇敢的活了下来，完成了熠熠生辉的千秋巨著《史记》。由此想到，正是受这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鼓舞，许多仁人志士不再计较于个人的荣辱生死，选择为民众，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和平而献身。追求崇高是人类进步源源不断地精神动力，如果丧失对崇高的追求，就不会产生孔子、苏格拉底、莎士比亚等思想巨人，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光耀古今的谦谦君子，就无法蕴育出诸如《论语》、《道德经》、《易经》、《圣经》那些启迪智慧，播撒文明的优秀经典，就会“万古长如夜”。文明召唤我们：在为活着而挣扎的时候，为生命注入昂扬向上的激情与梦想，挣脱原始的本我的束缚，实现向自我、超我境界的提升。
　　回归真实的生活，你会发现，平凡是人的本来状态，所谓“崇高”、“伟大”是他人或后世基于其成就的评价，大多数人一般很难达到。即使有此称谓的人，也都生活在他所属于的那个时代，他曾经只是一个弱小的普通的生命过程，一个短暂的存在，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同样无法逃脱生老病死的命运。所有人的生命归结在一个点上，即他们为过程而活着，因而才有了进一步的意义。著名雕塑家罗丹有一幅作品《行走的人》非常传神地传达了这一思想。一个没有头颅，没有手臂的人大踏勇往直前步，无所谓目的，无所谓理由，你无法知道他的表情，他的痛苦，他的快乐，他的哀伤，他的笑容，也无法预知前进的路上会遇到多少苦难和艰辛，他鼓胀有力的肌肉线条向人们表明，他要坚持走下去，生生不息。
　　对人生的意义或理由的认识由目的转入过程是人生哲学的一次质的飞跃，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我国著名作家史铁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在小说《命若琴弦》中，为我们生动描绘了一老一少两个瞎子的生活历程。为着藏在琴匣里的那张能够重现光明“药方”，老瞎子耗费了毕生精力，弹断了足足一千根琴弦，当他认为愿望即将实现的时候，那张“药方”竟是一张无字白纸。从终极视角看，人处心积虑设置的一个个目的，如金钱权力名誉都是虚幻的，都将化为零。唯有“拉紧琴弦”，着力创造，注重过程的精彩，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在看似徒劳的无意义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快乐幸福，才能体现价值，才能演奏出动人的乐章。
　　回过头来再去审视本文的主题，才拙智穷的我依然感觉未能给活着一个满意的理由，我的大脑一片茫然。不过，幸运的是，一篇意味隽永的文章似乎为我找指出了一条出路：一位学生感到生活的无聊，向胡适请教人生的意义，胡适说：“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