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两样食物可以当做神物的，一是红薯，一是土豆。如果没有这两样食物，中国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即可死去一半。——贾平凹《定西笔记》
　　
　　去年晚秋时节，我和金凤陪宁阳电视台的孙新华记者上凤仙山拍专题片。在一条长满野草的山沟里，我忽然发现：这里种了一片地瓜！看那叶子，绿莹莹的，在细雨中闪着油光，叶下的地瓜，仿佛正散发着特有的清香。
　　
　　忽地想起什么。有天我经过小区的花坛，突然看见四周插了密密的篱笆，隐约透出一种熟悉的绿：地瓜？真的啊！乡下到处都是、最不令人看好的地瓜！如今栽进城里的花坛，当成名贵花木一样的给养起来了。
　　
　　在俺老家东庄，都管地瓜叫芋头、红薯。而在南方，它叫番薯。为啥呢？因为它是明朝时期从南洋引进来的，那时还称南洋为外番哩。听说为了把它带到中国，当时的华侨还费了好大的事。明朝皇帝正愁养不活那么多的人口呢，一下子，地瓜来咧，结的又多还挺好吃，解决了好多人的口粮问题。
　　
　　但俺倒不觉地瓜怎么好吃。俺外甥女丽丽问俺妹妹：“妈，你小时候吃什么？”俺爱香妹妹说：“上顿地瓜，下顿还是地瓜。”丽丽羡慕地说：“耶！你真幸福吔！”幸福个啥呢！吃地瓜吃的人胃口发酸，以致现在想起来口中都冒酸水儿。你想想，一天到晚，喝的粥，地瓜；吃的菜，地瓜；摊的煎饼，地瓜；锅里煮的，地瓜；切成片儿晒干了再煮着吃的，还是地瓜！它就是山珍海味也有厌烦的时候呀！所以《泰安日报》原副总编赵学法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天天吃地瓜，真的急了！有一天唰地把碗扔到天井里，对着母亲大吼一声：娘！咱就不能吃点儿好的！
　　
　　秋天刨出地瓜后，一部分要存到地窖里，预备平时慢慢吃。一部分呢，要用专制的工具切成片儿，晒干后就成了地瓜干儿。切地瓜干儿的时候，满坡里都是人。白花花的地瓜干摊了一地，象铺了一层白银。如果心情好，我是必须要用瓜干儿摆几种图案的，尽管为此没少挨了家长的批评。虽然不值钱，但村民们没有别的收入，往往不等瓜干进家，有的就在地头上出售给地瓜贩子，收了去，大多都造成了酒。这种酒的味道不咋地，呛嗓子不说，酒劲儿还大。即便酒量大些的人，喝的时候也是不敢放开手脚的。留下自己吃的地瓜干儿，可以熬成地瓜干儿糊涂喝。倘若放上几粒黄豆，也倒不失为是一样可口的家常饭。可惜，这常常是空想。
　　
　　多年后的今天，赵学法老师当年想吃的那种“好点儿的”东西，可能又变成地瓜了。因为经济效益的缘故，这几年乡下已难觅地瓜的影子。如果有，那也只能是自家为了吃个新鲜，而不像以前那样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专门种植了。
　　
　　一种农作物的衰灭，我真的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只要那栽进花坛里的地瓜，常常令我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