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偶尔有人问我什么大学毕业时，我就会脸红口吃、嗫嗫嚅嚅不知该说点啥。并不是因为我这人虚伪脸皮薄，而是在这需要用文凭给脸面贴金的年代，我实在没什么金可贴——我只是文革后期的半吊子高中生。我也不是怕说出来笑破别人肚皮，而是实在不好意思为自己这点文凭广而告之，扫人家的兴。
　　不瞒你说，我就连高中都没有认真学，高中二年我只学到一句毛主席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除此之外，在知识方面我几乎是一无所有。二年的收获就只是认识了一班高中同学，说是同学还不如说是被劳动改造的难兄难弟或劳动积极分子更为贴切些。想想当初上高中时，只是天天劳动——也好，炼就了一副好体格！——文化课几乎就不上，焉有同师授业之理？焉能算得正儿八经的高中生？干脆再交一下底，悄悄告诉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就那张高中毕业证书也早遗失了，遗失在高速运转的年轮中不知去向了！
　　文革时期的高中是二年制教育，初中毕业后不论分数高低、成绩好坏，只凭学校推荐就可直升高中。说到此，我真应该好好感谢“白卷”英雄张铁生了，要不是他，我真不知得面临几考惊心动魄的大“烤”啊！当有幸在赵富田老师的关怀下走入播明社办高中时，我心中那股灼热的狂喜之火足足燃烧了一个多月。当时全村仅仅两名高中升学名额，我独占其一。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没想到高中入学没上几天课就开始参加劳动了，而且是天天劳动、义务劳动。先是在后播明村支农修渠，接着就是到西播明村突击夏收，再后来学校进行校址搬迁建设。学生们自然就是最合适的义务建筑工了。好在教育部门还没怎么冷落我们，为我们这个劳动集体美其名曰：“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生。”
　　就这以劳动为主的高中大门，居然还有人找后门、托关系拼命地往里钻。入学时全班只有五十人，有一天忽然又有二三十人来报道，仅能坐三人的位置，只好挤四人。倒霉的是学生，高兴的是老师，因为学校又添了不少好劳力。
　　要说学业全部荒废也有点太对不起文革了。因为我清清楚楚记得高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本是上了几章的。第二学期学校便脱胎换骨彻底放弃教学、全身心投入到新校舍的建设当中了。我们从学打土坯开始到学会烧制红砖，从校舍地基的夯实到土建工程全部封顶，全部都是我们学生完成的，就连工程用水也是学生们自己动手打水井。为了保证劳动效率，工程进度，学校很少过周日，假期也是在班级之间轮换度过。
　　那时虽然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但为了促进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学校准是会按时地评选“三好”、“五好”学生。说“评”其实有点高抬当时的民主制度了，实际情形是班主任老师和班长两人看见谁顺眼谁就肯定是“三好”或者“五好”。而我总是以一种消极态度来对待评比，因为我明白自己肯定入选无门，即使被老师不小心失误一回误打误撞评上个“三好”，我也肯定对不起奖状上那光荣至极的荣誉。按我个人理解的标准来看，当时的自己充其量只有“一好”，那就是劳动态度好，另外的两好“学习好、纪律好”实在扯淡得很。尽管这两年中，我从没有缺过勤、旷过工，劳动时也是卯足了劲地干，班长老六还是好几次都说我没他积极卖力。虽然我心里会一百二十个不服气地想：“谁让你是班长！要是论学习你说不定还不如我呢！”可还得发自肺腑地承认班长老六的劳动态度确实比我好得多。呵呵！
　　就这样在两年轰轰烈烈的劳动中，高中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学业期满时所有课本只学了寥寥几课，可毕业证书成绩居然都是九十分以上，班主任对我的思想品德鉴定意见也是出奇地优秀，诸如学习认真、品德优良、劳动积极肯干等等等等。我真该感谢我那些老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初填了那么好的成绩，写了那么出色的思想鉴定，我真不知参军入伍时该如何出示我那光荣的高中毕业证书了。
　　两年辛勤劳动流下的汗水早已被岁月的浮尘堙没无踪，唯有班主任王玉林老师在劳动出工前作思想动员时兴奋不已地朗诵毛主席发表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情景，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尤其是王老师细致解析词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形象的肢体语言，成了我高中二年唯一的收获。如今想来，颇感惭愧的是，那时的我一点都没有悟透领袖的诗词意境和政治背景，只是捕捉了王老师一瞬间那生动的表情动作，稍稍记住了他的一点抽象表述而已。
　　如今，那本唯一能够见证我文凭档次的高中毕业证书也早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我也懒得去找它来向问我的人展示。没文凭就没文凭吧，好在没文凭的我从来也没有因为文凭的缺失耽误过什么大事情，和我一起工作的领导、同事也从来不去追究我的文凭履历。只是当我自己偶尔想起那段往事，止不住就会为蹉跎在年轮中的宝贵光阴而失落，失落的岂止是辛酸？但又能奈其何？到不如任由它随风而逝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