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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到我参加工作的那几年，父亲总是被当选为乡人大代表和乡党代会代表。我刚记事的时候，每当他去乡上开会的时候，总是轮流带我们中的一个人去，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父亲看不见孩子心里不踏实；二是开会要管饭，并且大多是烩菜或者肉饭，带我们去解馋。每当被父亲带到乡政府大院，他便叮嘱我不要乱跑，只是在大礼堂门口等着他。于是，我便在附近玩耍，知道会议结束，父亲就带我到食堂吃饭，从领导到其他工作人员、代表，都和父亲很熟，很热情地给我们端饭。那一天，就像过年一样，我终于大饱口福，父亲也很满足地看着我吃，并不时地给我夹他碗里的肉。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父亲每天都到乡上去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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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最大的一块地靠着山根，除非别人家的庄稼收割完了，否则我们拉运农作物根本无路可走。谁知有一年我去上学，父亲把蒜种在了那块地里。到秋天蒜挖下之后，可苦惨了我们。因为蒜挖的时候，麦子还不能收割，而我们必经的别人家的地里，种的正好是麦子，这样我们只好把蒜背到大路上，田埂狭窄不说，还长满了杂草，走起来很滑，有时背出一捆蒜，摔上好几跤，那年种的蒜有多，好不容易才挖完。于是我们埋怨父亲，不及早谋划好，甚至动辄使性子，让他多干活。父亲却无怨无悔，也不去辩解。直到大蒜卖了好价钱，我们的学费有了着落，父亲才说明原因。一是那块地面积大，适合种更多的蒜，因为头一年大蒜价低，他预计来年会涨价；二是种什么都要“倒茬”，不倒茬产量上不去。我们听了，恍然大悟，为当初错怪父亲愧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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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要靠养猪来贴补生活。其实说是养猪，也只是一头，多了没东西喂。到了春冬季节，把麦草粉碎了做饲料。而夏秋时节，主要是挖野菜喂猪。我记得那时夜半三四点钟，母亲总是和周围的几个妇女相约，拉上骡子，拿上口袋和铲子，去很远的山上挖野菜。说是口袋，其实是比麻袋还要细而长的毛线织的袋子，可以装200多斤粮食。到了中午的时候，母亲就能挖满满一口袋野菜，两个人都几乎抬不动。同去的妇女都说母亲是最能干的，简直是她们两个人的总和。并且别人去一次，就好几天不去，但母亲几乎每天都去，成了最固定的成员。其实她们或许忘记了，我们家也是条件最差的，猪喂得越肥，卖的钱自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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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岁时腹泻，几乎要了命。看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转。有一个乡村医生，判断说要是有一点丽参，熬上喝几次，或许就能好转。但在那时候，这种名贵的药材，医院和药店都没有，上哪里去找呢？母亲却不甘心，开始四处打听，问谁家有没有丽参，跑遍了周围的几个村子，没听说谁家有。母亲却仍然着急而执着地寻找，或许是感动了上天，终于柳暗花明，在一户人家找到了听说是不到小拇指头蛋大的一点，已经很幸运了，回来后按照那位医生说的，熬了给我喝，没喝几顿，果然好了，父母惊喜之情，自然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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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喜欢秦腔，只要附近有秦剧团来演出，他总是要去看几场。平日里，会有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秦腔，所以几十年里，家里唯一称得上现代化的器具，就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夏天的时候，每当晚饭熟了，秦腔也开始播放了。我们坐在院子里，边吃饭边听古朴婉转的秦腔。或许是耳濡目染，母亲也喜欢上了秦腔，所以父亲外出看戏时，她也要去看一两次。如果饭还没有做好，她总是一遍又一遍询问父亲，秦腔播放的时间到了没有。天长地久，她也能讲出某一个剧目的情节，甚至在父亲讲解的时候，还可以做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