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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我正在上师范的秋天，父母到松山滩上去拔芨芨，我姐姐给我们看门。结果，新闻中报道松山一带发生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当然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父母正在震源地。过了几天，学校号召捐款捐物，我没钱，只好把自己换洗的唯一一条“备裤”捐出去。过了几天，收到了父亲的来信，问我们这边地震情况如何，并告诉我，他们虽在震源地，但一切安好，不必挂念。还说他们也打问了，家里也好，破旧的房屋也没有损失。读着信，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也许这就是父母本色，自己在最危险的地方，惦记的确实远在几百里之外，本来没什么大碍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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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我家喂养的猪长势良好，到秋收的时候，已经达到二百多斤，母亲一直念叨喂养不容易，等秋收结束，杀了后自己留些，其余的卖了。但因为我们欠债，我和父亲就计划卖了还债。结果来了收猪的，我们就卖猪。母亲却不同意，我们也不退缩。猪贩子看“内斗”厉害，就说什么老奶奶喂猪也不容易，在原来讲定的680元的价钱上添加30元，说什么让喂猪的人买件衣服穿。母亲却不领情，说哪有这样心好的，明明是猪价上涨，我的猪至少要值一千元以上。我还以为母亲也只是说说，不会有那样高的价钱，母亲固执地坚持肯定上千元。但最终因为母亲势力单薄，没能阻拦住我们。谁知没过两天，别人家比我家小的猪都卖了一千二百多元，原来母亲说的不错，那猪贩子就是抓住我们信息不灵的弱点，大捞一把。我们后悔不迭却也无可奈何。只是我一直感觉愧对母亲，没有尊重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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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喝酒，父母却常常反对，反对无效，就给我讲喝酒误事，甚至出了差错的故事，我听的不耐烦，依旧我行我素。无奈，每当我到别处喝酒，正当酒兴正酣的时候，母亲总是去看看，甚至在背后跟我经常喝酒的人面前，说喝酒时不要让我过量。那时没有电话，找不到我在哪里喝酒，她就一直等到我回来，才能安心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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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外祖母家离我们并不远，只有一公里多路，和我们隔着一条河，在我们村子河对岸上面。但她们村子在河之阳，到处栽种着杏树。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村子就笼罩在粉红色的云雾之中，美观极了，我们叫做“杏花村”，经常去玩。等杏花落了，接上青杏开始，谁都知道那酸倒牙齿的青杏，也诱惑着我们。于是，外祖母经常捎信，让我们去吃杏子，我们自然毫不客气，一直到庄稼成熟，杏子黄了，还能吃到香甜的黄杏。在童年的记忆里，那美丽的杏花，酸涩的青杏，香甜的黄杏，一直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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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到来的时候，小河中结满了冰，那可是我们整个冬天的游乐场。一到星期天，就整天在河里滑冰，寒风刺骨，手都冻得通红甚至流脓，但全然不顾。每天下午，吃过晚饭，那时也没有多少作业，就跑道河里，大人们拦都拦不住。我们的冰车是自制的，用木棍和粗铁丝钉的，没有粗铁丝就用废旧的辐条。在冰滩上来来回回，乐此不疲。有的伙伴没有冰车，就找两根小铁棒，坐在一块平石板上，两手像划船一样划在冰面，石板也会前进。反正只要能溜出来，工具不是大问题。最怕的就是不小心把鞋弄湿了，脚冻得麻木不说，还要挨骂，因为第二天没有换穿的鞋。回到家里，就会偷偷的把鞋藏到隐蔽的地方，瞒天过海。谁知第二天早上醒来，湿透的鞋早就干了。原来父母夜晚早就查看过了，并且把鞋放到炉子上烘干，那可需要费半夜的功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