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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感觉心率过速，呼吸困难，医生看完心电图说“心率太快，心轴偏左，你得的是冠心病，是公费医疗吗？住院吧，住院治疗。”我没怀疑医生的诊断，原因是这个医院算得上是本地知名的医院，医生也算得上是知名的医生，我也属于公费医疗（这是医生再三问过的），所以也就服从了医生的建议。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这可是第一次了。挂号、买药，楼上楼下好一番奔波，躺在床上，点上滴已是中午。护士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眼镜女孩，注射、换药很是麻利，眼镜根本不影响她的速度。我说“谢谢你了，影响你的午饭。”“不客气。”说完，人已走出了病房。 病床上只有一个绿色帆布包的草垫子，没有被褥，没有枕头。我坐累了就躺下，躺累了再做起来，反反覆覆平静不下来。我住院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老父老母，就是怕他们担心，本来就没什么大病，点完滴就回家了，只是在医院挂一个住院的幌子而已。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住院啊，话又说回来了，没病谁住院啊！ “挂号单上写的是1.5元，可偏要我交2元，这是为什么？”我一下子想起了挂号这事，便问邻床的大哥，“你想啊，医生护士都有提成，一个卖挂号单子的能有啥赚的，只好用这个办法了。”“没人反映吗？”“五角钱，谁愿意讨那麻烦。” 护士来换药时通知我还有三瓶药，我问护士点的什么药，护士说“医生开什么药就点什么药。”“那医生开的什么药啊？”“我不知道，你看收据吧。”说完，一阵风似地人就没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收据，从上到下仔细看，分别是：朔料袋1个、滴筐1个、针管4个、胶布4个、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液4只、注射用灯盏花素4只、诺新康2只等共计是四组药。邻床的大哥是5组要，隔床的一位大姐得的是脑梗，不知道是什么程度，得点6组，已经是点了7天了。我的床位在角落里，仰头能看见房间的全部，满屋子的吊瓶，甚至于能听见滴滴嗒嗒的水滴声，越是这么想就越是能听到，“嘀嗒、嘀嗒、滴滴嗒嗒、滴滴嗒嗒……”每一滴要都滴在了患者的血液里。这不是病房，这是一个竞技场，是25位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的点滴比赛。比流速、比容量；比耐性、比病情；比财力、比关系。比来比去没有一位患者获得胜利，胜利的是医生，是护士。患者只是赛场的比赛工具而已。 由于第一天点的时间太久的关系，第二天我就请求医生减药。一进医生办公室便看见一位孕妇对我的主治医生说：“主任，你看我这身子，实在是不能再坚持了，再有十天就是预产期，我得向你请假了。”“十天就是四千多块啊，从现在开始，患者一天比一天多，你可想好了。”我的主治医生原来是一位主任。“没办法啊！肚子里的孩子要紧，我可不能挣钱不要命啊。”原来，孕妇是一名医生，是向我的主治医生请产假的。 “医生！你给我减减药吧。躺的时间太长，一下子受不了啊。”我见孕妇已走便忙上前说。“嗯，可以，只能减一组。”“一组就一组。”医生很给我面子。 我一进病房，看见点6组的大姐正在和她的主治医生说话，“医生，我感觉我的脸好像浮肿了，是不是点的多了？”她的主治医生是一个跛子“点几天了？”“点5天了。”“没事的，再点两天。” 邻床的大哥原定是今天出院，可是，昨天有一组要没找到，今天找到了，医生给临床大哥又开了药，让把剩下的这组药“就进去”。邻床大哥真是好选手，有财力，够坚强、是战士。我财力不够、耐力不够、不坚强，自然不是好选手。 第三天，麻利的眼镜护士出了点状况，她手拿一瓶药，进门就说“伊淑琴！”但是，直奔尹淑琴而去，尹淑琴就是“六瓶大姐”，拔下来，插上去，一瓶药换完了。“还有一组了。”说完，一阵风似地出去了。六瓶大姐的丈夫感到数字不对，应该还有三组啊，怎么今天少了一半啊？赶紧喊护士。眼镜护士过来再问“你不是尹（伊）淑琴？”“是啊，但是应该还有三组啊，怎么就剩一组了？”大姐回答。大姐的老公上前仔细看药瓶说：“这不是伊淑琴的药吗？点错药了！”原来这个眼镜护士是“尹”“伊”不分。“点错了再换上呗，喊啥呀？”这时，25个床位的病房里显得很静，很静。 眼镜护士为“六瓶大姐”从新换上药走了。一位血栓患者说：“那位是伊淑琴？你得的是什么病啊。”“我得的是肾积水啊。”一位年轻一点的女士说。我的心为之一怵。 第四天，我没有再开药，直接办理了出院手续。公费也好私费也罢，我想我该退出比赛了！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