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偶尔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为五斗米“折腰”又何妨》的文章。文章说，魏晋时的陶渊明，不愿向自己的上司折腰，而竟弃官归田，其“心理承受能力也似乎太差了一点”，不但丢了官，还没有了俸禄，以致于使自己的子女们也挨饿受冻，落得个“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的下场，也太不划算了。因为作为彭泽县令，一县之长，朝廷俸禄是很可观的，据考证，当时实行的“半钱半谷”制，也就是说，日薪为钱一半谷一半。这样看来，“五斗米”仅是陶县令一日一半的工资，合今天约32斤米，还外加83文钱。再说，“折腰”有什么，不就是向前来视察工作的邮政官低一下头、汇报一下工作吗！何必那么认真，他当县令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舒心惬意，无管无束”吗？如果并非如此，而是另有一番“尽忠报国”的理想追求，为这么点小事就辞官回家，放弃理想追求，岂不因小失大。再说了，难道他就不知道以曲求伸的道理吗？即使“折腰”，也是工作需要吗！有何不可，这个陶县令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
　　
　　读到这里，不禁为作者观点之“时尚”而哑然失笑，是啊，在有些人看来，陶渊明的去官归田是多么的可惜，这么大的官，这么高的俸禄，还有许许多多明里暗里的好处，许多人费尽心机、不惜一切争都争不来呢，而陶渊明竟一甩手，说不干就不干了，潇洒之余，也真是遗憾之至啊！放着好好的官儿不做，而去搞什么文学，写什么诗歌，与公与私有什么好处？儿女们照样没有饭吃。
　　
　　这倒使我想起了庄周钓鱼的故事：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前往，请他做楚国的宰相，庄子竟“持竿不顾”。过了一会儿，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让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装着它，用丝绸的巾饰覆盖它，珍藏在宗庙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二位大夫回答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庄子最后说：你们走吧，我也是这样选择的。这种拒绝权势聘媒、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傲和清高我们一般人是没有的，我想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大概类似于此吧！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是谁的诗？这不就是陶渊明的诗吗！我们不要认为陶渊明只是一个爱喝点儿酒，爱写几句诗的无聊的老头儿，他的理想、抱负，一般的人怎么能够理解？而且，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一介“县令”岂可相比？
　　
　　这使我想到，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不能被常人所理解的那么一些人，而跟这些人相比，则常使我们汗颜。陶渊明的辞官归田，有着深层的中国文化悲剧意识。身逢乱伪之世，既然不能按文化的理想去兼济天下，那么不妨以中国文化的盈虚之道去独善其身，好风、微雨、众鸟、新苗，田夫、亲朋，稚子、近邻。田园、山水、松菊、琴、诗、醉酒。无不充满一种亲切冲和的爱意，显示出一种超然物外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