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因为彼此的不了解而被感觉所蒙蔽，使原本该有的深厚情感和心灵之间的紧密交融，变得生疏而浅淡，就像我曾经对于大姐的那种不远不近的冷漠。
　　大姐大我十六岁。
　　我记事的时候，她已经出嫁。
　　我隐约记得，大姐出嫁那天，打着一把粉红色的油纸伞，走在泥泞的小路上，不停地哭着。
　　自此以后，我对大姐便没有了记忆。
　　我求学，当兵，上军校，最后转业到地方。转瞬之间，在外已近二十五年。
　　我和大姐，从没有过真正而深入的接触，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深刻的片段。
　　我只记得，每次回老家，都要例行公事般地去看望大姐。
　　所以，我对大姐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寒暄问候的表面，或者说就根本不了解，没有真正贴近她的心，体会她的苦辣酸甜。
　　我曾经执傲地认为，大姐平常而庸俗，小农意识在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她生性吝啬，倔得三头牛拉不回来。
　　大姐曾经为了几袋小麦，逼得五姐不知所措。
　　那几袋小麦，是她当初为接济五姐一家，自己专门让五姐夫到她家拉走的。
　　可五姐夫后来和五姐离了婚，带着我本家嫂子跑了。
　　五姐离婚后，又找了一个丈夫，大姐却一心想将原来那几袋小麦要回去。
　　大姐的做法，让五姐和新夫都觉得很难堪。
　　五姐的新夫为了维持姐妹亲情，要替五姐拿出那些粮食。
　　可大姐却说，你当初没吃俺粮食，咋说也不能让你拿。
　　其实，大姐的本意，是对五姐夫很气恼而又没处发泄，想借助要粮食，让五姐夫不得安生。可事情的结果，完全违背了大姐的初衷。
　　尽管大姐一再声明，如果不是五姐离婚，她永远都不会提粮食的事情。
　　但全家人都认为，大姐纯粹是可惜自己那点粮食，才和五姐闹得不可开交。
　　当时父亲刚刚过世，全家人都沉浸在悲哀的气氛之中。大姐的做法，非常不合适宜，这使我很看不起她。
　　所以，当母亲说你们非要逼我去跳井才算心静大姐突然停止了和五姐的争吵气冲冲对着母亲说出那句她欠俺粮食我就不能说一句的话时，我顿时暴跳如雷。
　　我蹿到大姐面前，声色俱厉地对大姐说，你再敢跟咱妈这样说话，我就打你。
　　大姐沉默了一会，然后独自起身，流着眼泪，离开了家。
　　从小到大，大姐给我的温暖和体贴，甚至超出母亲。因而，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对大姐说过一句难听话。
　　但在当时，我感觉我作为姊妹六个当中唯一的男人，也只有凭借这种近似暴力的行为，才能够以乱治乱，稳定局面。
　　所以，在当初我觉得心安理得。至于大姐能不能接受，我根本不管。
　　可是，几年之后，当我在母亲的病床边，第一次听着大姐平静地讲述着她的过去，我觉得内心不停地向上泛着酸水。一阵阵的暖流，伴随着愧疚，突如其来地拍打着我曾经的冷酷。
　　我甚至埋怨大姐，不善言辞，没有让我早知道她过去所经历的这些。
　　我如坐针毡，浑身冒汗。
　　
　　
　　村里大食堂解散那年，大姐九岁。
　　家家户户没有地，也没有粮食，村人饥饿难忍。
　　秋天的一个下午，父亲和村里的二十多个人，跑到城北山去背石头。
　　村里人听说，那座山上的石头，可以碾成面，烙饼吃。
　　我们村离那座山，三十多里路。
　　大姐和母亲等到月亮出来，父亲还没回来。
　　大姐跑到村北坡接父亲。
　　大姐当时不知道石头有多重，见父亲肩上背着两小块石头，便问：就背回这两小块？
　　父亲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高声吵大姐：你咋不想着把整座山都背回来。
　　母亲连夜将石头捣成面粉，掺些豆皮，烙成面饼。
　　石头饼吃到肚里，会膨胀，不能多吃。
　　大姐和二姐连吃了几个，还想吃。父亲训她们，想撑死不成。
　　母亲将放饼的篮子，挂在房檐下的铁钩上，怕大姐和二姐偷吃。
　　可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村里一个疯子跑到我们家，将那篮饼提到大街上。
　　那个疯子，是四庆的姑姑，整天颠三倒四，胡言乱语，还打人。
　　疯子一边提着篮子转圈，一边扭着身子连唱带笑，还大喊着让村里人都过来吃饼，招来许多村人看热闹。
　　当时，尽管没有粮食，但大队禁吃石头面。
　　大队干部说，谁吃石头面，就是对人民公社不满，是人民的死敌。
　　幸亏村里很多人家都吃了石头面，彼此心照不宣，没人去大队告状。
　　队长蹿上去，打了疯子一个耳光，将她手里的篮子夺下来。
　　父亲吓出一身冷汗，骂母亲没有看好家。
　　之后，父亲带着大姐和二姐，拉着架子车，跑到西山砍柴，做成扁担、车轴和鞭杆，拉到外地卖。
　　西山在我们县的付店公社，离家五十多里。
　　父亲带着大姐和二姐，天不亮起床，到下午拉着柴火往家赶。
　　山路很窄，七扭八拐，时而陡坡，时而过河。而且陡峭的路边，就是看不见底的深沟。
　　父亲拉着车，大姐和二姐吃力地在后面推。
　　走到一个半山腰，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猛雨铺天盖地地下着。父亲由于着急，用力过猛，肩上的背带咔啪一声被拉断，父亲瞬间扑倒在地。
　　架子车失去控制，如脱缰的野马，顺坡而下。
　　二姐被车摔出很远，吓得嚎啕大哭。
　　大姐死死抓住车帮，快速下滑的车子，拖着她的身体，向山下滚。
　　父亲情急之下，翻身起来，一边喊着让大姐快松手，一边紧追架子车。
　　幸亏车子被路边的一棵大树挡住，才没有掉下山。
　　父亲拉起大姐和二姐，惊魂未定。
　　父亲说，宁愿这车柴火咱不要，也不能让你俩出事。
　　大姐咬着牙，一边擦着泥脸，一边对父亲说：伯，就是命不要，也不能让车掉进沟底。
　　肆虐的大雨，还在瓢泼般地下着。路上的积水，像河一样往山下冲。
　　父亲的手和脸，被石头擦得稀烂，身上分不清是血水还是泥水。
　　父亲两只胳膊搂着大姐和二姐，边走边喊救命。
　　山顶一户人家，听到父亲的叫喊，不愿意开门，却又不忍心不开。
　　主人将父女仨接到院里，让大姐和二姐躺在牛棚的草篮子里取暖。
　　大姐和二姐都很小，草篮子一头躺着一个。
　　父亲坐在草篮子旁边，看着熟睡的大姐和二姐，泪如雨下。
　　雨停后，父亲叫醒大姐和二姐，向那家主人告别。
　　主人借给父亲一根绳子当背带，还帮忙将架子车推上坡顶。
　　父女仨走到外婆家，已是深夜。
　　父亲喊开外婆家的门，他们在外婆家吃了一顿清水煮红薯干饭。
　　父亲将二姐留在外婆家，带着大姐一直往襄县赶。
　　襄县在我们县东北，离我们那，二百多里。
　　大姐说，她当时小，累得实在不想再去。但她不放心父亲一个人，所以就跟着父亲。
　　路上，大姐在前边给父亲拉捎。遇到下坡或者好路，父亲让大姐坐在车上，拉着大姐往前走。
　　到了临汝镇，遇上一个赶马车的人。
　　那人和父亲认识，拉着一马车扫竹，去往同一个方向。
　　那人让父亲把架子车挂在他的马车后面，一路算是没有费力。
　　父亲和大姐在襄县卖了十多天，才将车上的木货全部卖完。一车的木料，才卖了三十二块六角八分。
　　木料卖完那天，父亲和大姐都很高兴，心里特别轻松。
　　那晚，他们去的村子在唱戏。
　　父亲笑着问大姐想不想看戏，大姐说想。
　　父亲将架子车扎在戏台边，给大姐买了一大块猪肉。昏暗的灯光下，大姐一边吃，一边看戏。
　　那晚唱的戏，名叫《铡美案》，大姐现在还记忆犹新。
　　第二天，父亲将所有的钱，买成了红萝卜条和干红薯叶，返程回家。
　　由于一心想往家多买粮食，身上没留钱。父亲和大姐一天没有吃饭。
　　天擦黑的时候，他们走到一个村庄，父亲让大姐去村里试试，看能不能要点吃的回来。
　　大姐掂着一个布兜，去村里要饭。
　　父亲怕大姐迷路，远远地站在村口等大姐。
　　大姐先去的一家，正在烙红薯面饼。
　　那饼烙得很薄，散发着诱人的面香。
　　烙饼的人，是个瘦瘦的老头，慈眉善眼。
　　看大姐是个小女孩，老头便将烙好的十来张饼，全部塞进大姐的布兜。
　　大姐想给人家跪下磕头，被那老头赶紧扶住，并对大姐说，孩子你肯定饿了，赶紧吃吧。
　　老头又让老伴给大姐舀了一碗汤，大姐感动得差点哭出来。
　　父亲和大姐就这样，一路要饭，回到了家。
　　到家之后，大姐就立即让母亲将买回来的红薯叶菜，包上黑面蒸成馍，拿到城里去卖。
　　父亲被扣帽子那些年，大姐跟着父亲，每年冬天上山给军属拾柴火。
　　大姐说，十冬腊月，她和父亲拉着柴火光脚趟河。
　　每过一次河，腿就会被冰水冻裂成蚂蚱口，好些天才会愈合。
　　为了养活家人，大姐还跟着父亲，到六十多里外的东乡煤矿，将煤拉到县城卖。一车煤能挣八块钱，拉过好几年。
　　许多年后，听着大姐当年的经历，我的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内心感受着翻江倒海般的难过。
　　这种感受，不仅因为父母和大姐他们当年所经受的非人磨难，更为自己直到几十年之后才能真正了解大姐而难过，还有因为自己当初不懂事，曾经对大姐横眉冷对的态度所懊悔。
　　
　　大姐十一岁那年，有人上门给大姐提亲。
　　大姐说个婆家，可以周济我们全家的生活，所以父母和大姐都很愿意，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那男孩比大姐大五岁。
　　大姐十五岁那年，男孩的母亲病重，想看着儿子早点结婚。大姐对那男孩说，她年纪太小，不想结婚。最后两个人发生争执，这们亲事就吹了。
　　其实，大姐不想结婚的真正原因，是想让我们家再吃那男孩子家的几年救济粮。
　　那一年，父亲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
　　那时候，村里的土地，都归生产队。
　　村里不分男女老少，都叫公社社员。大食堂解散后，各家又回各家吃饭。但必须一起到生产队干活，挣了工分，才能分到粮食。
　　我们村队长叫赵狗娃，个子很低，一肚子坏水。
　　他是个光棍，强奸过村里的好几个妇女。
　　村里很多人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但赵家在村里是大姓，而他很会巴结大队干部，所以，没有人敢告他。吃他亏的人，只能忍气吞声。
　　父亲从部队回村不久，知道了这些事，便跟人说：这样的恶棍，哪能当队长。
　　赵狗娃因此对我父亲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
　　文化革命开始后，他在村里更是嚣张跋扈，一手遮天。
　　父亲那次在锄地的时候，身子不小心趔趄了一下，无意将一棵玉米撞断。
　　赵狗娃说，父亲是故意毁坏人民公社的庄稼。
　　他到大队借题发挥，说父亲干过国民党，现在对人民公社不满。
　　父亲被捆到大队。公社来人，召开批斗会，将父亲带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
　　父亲那几年，受尽迫害。写检查，挨批斗，下地干活不记工分。
　　村里垒机井，大石头需要人抬，他逼着父亲一个人扛。父亲说，一个人扛不动。他跑去煽我父亲耳光，骂道，妈那比，你还敢犟嘴。
　　他将父亲整成这样，仍不解恨。看我们家没有男劳力，他制定土政策，规定女人不准下地干活。
　　大姐去地干了三天，他不让会计记工分。
　　会计赵方，也是个歹毒的人。
　　大姐气得七窍生烟，会计却在一旁冷笑。
　　会计有个儿子赵小方笑话大姐：我才十五，每天都能挣十分，你十七八了，才每天七分，而且还是白干。
　　赵小方的话没说多久，村里盖屋窖，就被砸死在里面。
　　大姐为工分的事，忿忿不平，跑去公社反映情况。
　　工作组听说这事，轻描淡写地批评过队长，才给大姐记了工，取消了村里的这项土规定。
　　因为工分挣得少，我们家成了欠款户。
　　年底算完帐，还欠生产队二百块钱。
　　有人上门给大姐提亲。并说如果我们家答应，那一家当天就可以帮还欠款，而且还能背过来二斗粮食。
　　父亲答应了这门亲事。
　　欠款交到队里，家里有了口粮，父亲松了口气。
　　可赵狗娃又将父亲告到大队，说我们家卖闺女。
　　公社来人，又将父亲五花大绑捆起来，拉到上店批斗。
　　大姐坚决要退婚。
　　退了那家的钱粮，那男人仍然死皮赖脸，缠着大姐不放。
　　那男人说，有一次他和我父亲去拉煤，一件新棉袄丢了，值一百多块，让我们家赔。
　　大姐气不过，死活不同意赔给他。
　　大姐和他去公社说理。
　　公社干部不在，一个女秘书在值班。
　　女秘书竟然将大队开给大姐的介绍信扔到地上。
　　女秘书说，既然那件棉袄是和我父亲拉煤时丢的，我们家就应该赔。
　　大姐后来才知道，那个女秘书，和那男人家是亲戚。
　　大姐最后去县长那里告状。
　　县长听完大姐的陈述，非常气愤，给上店公社打电话，责成公社书记解决大姐退婚的事情。县长说，既然说人家卖闺女，人也批斗过了，就该把这门婚事退掉。并责令公社女秘书写检查。
　　大姐的婚退了，我们家也没有赔那件棉袄。
　　可那男人，竟然在我们家吃住了一个多月，将我家仅剩的几十斤小麦，吃得一干二净。
　　
　　大姐最后嫁到我们邻村的范沟。
　　大姐夫弟兄两个，老大叫永，是个教师。
　　大姐夫排行老二，叫改现，为人忠厚老实。
　　大姐结婚后，我经常去他们家。大姐夫藏有很多好书，我最早接触的小说，就是他们家的《七侠五义》、《官场现行记》等。
　　大姐夫的父亲，在大姐嫁过去的前两年，在“三反五反”的运动中，被诬陷成国民党。因为不承认，竟被打死在房梁上。
　　兄弟两人去领尸。
　　很多人打人者在尸体边围着，不让家人哭。
　　永当时已经长大，见了父亲的尸体，说谁让你不承认，死了不亏。
　　可大姐夫年少，见到父亲的尸体，忍不住怒火，说这下人死了，你们不打了吧。
　　因为这句话，惹恼了那帮恶人，他们将大姐夫也捆起来，脖子上吊着铁坠，关在村东的黑石山上一个多月。
　　大姐夫的父亲出殡时，棺材上还被贴满了大字报。
　　运动结束后，县里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
　　永去告状，想为他父亲平反。
　　当时打人元凶，叫常黑堂，还在大队当支书。他说，你爹的案，走到天边都翻不了。
　　永不服，说我只要有口气，告到中央也要把你告倒。
　　最后，历经坎坷，终于为他父亲平反昭雪。
　　常黑堂壮年中风，死于偏瘫。很多人说，是报应。
　　许多年后，我和大姐夫在县城的小酒馆，提起这件往事，大姐夫仍然泣不成声。
　　大姐嫁到这样背景的家庭，本想同病相怜，一家和睦。
　　可没想到，嫂子竟不是个善茬，害得大姐多年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
　　嫂子叫春芳。当姑娘时和人同居，怀着孩子嫁给了永。
　　那时候，永在学校教书，离家远，经常不在家住。所以，春芳仍然和很多男人有染。
　　有一年，外地木匠到村里做活，春芳将木匠留住在家。烘木板的火炕，就垒在她家。
　　邻居打家具，要住在炕边，晚上方便翻木板。
　　春芳为了和木匠偷欢，不让邻居住那里。
　　春芳说让邻居放心，晚上自己替邻居翻。
　　结果，到了第二天，木板被火烧了个精光。
　　春芳将木匠打发高兴，木匠免费给她家打了三整套家具。
　　春芳还和村支书等人交情都很深。
　　弟兄俩原来住一个院。
　　大姐嫁去后，舅舅去给两兄弟分家。
　　舅舅偏向春芳。
　　春芳将家里粮食提前藏了起来。到分家时，大姐只分到一斗小麦，和院子里的两棵树。
　　舅舅知道大姐盖不起房子，还故意装做很公平的样子，问大姐想不想到外面新盖房子。
　　舅舅最后决定让嫂子在外面盖起新房。
　　舅舅说，春芳家的新房落成后，老宅的房子让给大姐，条件是，春芳盖新房的时候，大姐要拿出三根檩条。
　　春芳盖房子的时候，大姐夫给她借了两根檩条，村里再也借不来。剩下的那根，大姐夫和哥哥商量好，哥哥自己想办法，大姐夫将家里分给他的两棵树送给哥哥。
　　永将家里的两棵树砍掉，然后向生产队又借了一根檩条，将房子盖了起来。
　　可新房盖成后，春芳将老房子锁住，不给大姐住。
　　大姐叫来舅舅。
　　舅舅说，你们自己商量的不算数。两棵树给哥哥不说，还让大姐夫还生产队的檩条钱。
　　大姐夫说了一句这不合理，舅舅打了大姐夫一耳光。
　　粮食的问题，房子的问题，都让大姐两口窝了一肚子气。
　　看舅舅偏袒哥嫂，大姐去找大队干部说理。
　　那时候，嫂子和大队多名干部勾搭得火热。
　　干部推三阻四不来解决。
　　听说大姐去大队告嫂子，嫂子娘家侄子，气势汹汹杀到村子里，将大姐打了一顿。
　　大姐的婆婆去拉架，嫂子的侄子竟将她推进家门口的深沟。
　　大姐没有办法，就带着孩子住在支书家。
　　大姐对支书说，你啥时候给俺解决，俺啥时候离开您家。
　　大姐在支书家住了十天。
　　支书没办法，答应去村里解决。
　　支书来到村里，装模做样地问情况。
　　嫂子说，大姐骂她。
　　支书就对大姐说，你骂人，打你不亏。
　　大姐一听，知道支书袒护嫂子，事情不但不能解决，还又添了一层气。
　　大姐就骂支书。
　　支书让人将大姐捆起来。
　　大姐被捆着，光着脚，被人押去大队，一路走一路骂。
　　支书看大姐不停骂，说今天非将你送进司法科不可。
　　大姐说，你今天不将我送进去，你就不是您娘养的畜生。
　　大姐被押到下坡，支书怕大姐真去县城告他，让人将大姐放了。
　　大姐回到家，拿起撅头将嫂子上锁的门砸开，住了进去。
　　嫂子自知理亏，在婆婆还了生产队的檩条钱之后，不再提房子的事情。
　　多年后，嫂子得了偏瘫，大姐还去给她做过很长时间的饭。
　　
　　大姐和大姐夫生了三个女儿。
　　在老家，没有男孩子的家庭，被称做绝户。
　　香脉断了，死了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
　　所以,大姐一心想要个男孩。
　　那时候，计划生育刚刚开始，许多没有男孩的家庭，都被网开一面。
　　嫂子当时在大队当妇联主任。
　　嫂子对以前的事耿耿于怀，她设了一个圈套，让大姐往里钻，使大姐的希望最终落空。
　　后来，大姐想过种种办法，弥补自己的缺憾。
　　大姐先是收养山里一个流浪儿。
　　再后来，想招养老女婿上门。
　　最后，都事与愿违。
　　现在，大姐的二女儿艳歌，嫁到离家几百里地的密县，三女儿小燕嫁到濮阳，离家更远。只有大女儿娇环，婆家在县城的汝河边。大姐两口对他们的孩子亲如至宝。
　　大姐夫后来认识一个姓赵的神仙。
　　赵神仙说，如果他们心诚，能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思子心切，大姐信以为真。
　　大姐两口在那赵神仙家的神位前，放了六百块香钱。
　　结果,儿子没要成，却使大姐夫成了虔诚的信徒，跟着赵神仙跑东串西，到处烧香拜佛，磕头求愿。
　　赵神仙骗过大姐之后，又将目光转移到我父亲身上。
　　赵神仙说，能在那年的阴历六月二十八，让身患偏瘫的父亲站起来走路。
　　但花去了将近两千块，到了赵神仙说的日子，父亲仍然不能走路。
　　赵神仙竟然让人搀着我父亲，自己在后面使劲踢我父亲的脚。
　　于是，大姐开始怀疑赵神仙的法力。
　　大姐跪在赵神仙的师傅面前，陈述他的骗钱经过。
　　师傅很惊愕，废掉了赵神仙的神功。
　　据大姐夫说，他跟着赵神仙，曾经开过天眼，能看到凡人看不见的景象。因为赵神仙使坏,现在自己没了功力。
　　我不知道大姐夫说的是真是假，也不知道赵神仙当初究竟有没有神功，而且赵神仙的神功，是不是因为大姐才丢失掉。
　　但我想，大姐夫没有骗自己亲人的必要。
　　或许，会真的像大姐夫说的那样，有另外的世界存在。
　　大姐家的正堂，现在仍然供奉着一座硕大的神像。
　　桌案上，摆放着许多本佛教的书籍。
　　我曾经饶有兴致地仔细翻看，书籍的内容，全是教育红尘中人抛却欲望杂念，一心从善。这让我产生一种欣慰的感觉。
　　其实，无论大姐两口信仰什么，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身体健康，有好好活着的精神依托。
　　二姐来郑州那几年，我曾经动员大姐一家也来郑州，可大姐始终不愿意离开老家，那片土地，曾经付出了她太多的心血和汗水。直到现在，大姐还在老家的泥土里，操劳忙碌。不知不觉中，大姐在一天天变得苍老。
　　大姐现在经常腰疼，有时疼得身体直不起来。看着大姐单薄而瘦削的身影，我仿佛突然明白了大姐当年出嫁时哭泣的原因。
　　大姐的心中，一直牵挂着我们这些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