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的生日一直保守得很严密。

母亲说，她不喜欢过生日。而我们知道，她最是一个不愿铺张的人。母亲极其低调、内敛、隐忍。父亲爱热闹。父亲在世时，我们给父亲过生日。每年父亲生日，母亲都会尽心尽力地准备一桌丰盛的生日宴。可母亲从不往桌旁就坐，尽管我们给她留有上座，就在父亲旁边，给她的碟子、筷子，也都早早摆置好了。母亲似乎很是不好意思，说：“坐啥坐？”她端着半碗烩菜，拿着半个馒头，一旁坐了，看着我们姐弟三个跟父亲，一边闹腾，没大没小的；一边大快朵颐，也就笑了。心满意足。那时的父亲，喝了几盅酒，脸庞泛红，油光光的，话语更多了，笑声也爽朗。七十二岁时，父亲辞世。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人又开朗、幽默，年年给父亲过生日时，我们都祝愿父亲长命百岁，活到九十九——天长地久。可是，谁会想到呢？父亲一患病，就是那样致命的病。

    母亲与父亲同岁，父亲已走了八个年头儿了，我们算着母亲今年业已八十高寿了。姐弟几个就商量着给母亲过个生日。我们这儿有给老人庆祝八十大寿的习俗。生日那天，孙男嫡女们带了寿礼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有更隆重的，主家还会邀请街坊邻里，亲朋好友来参加，寿礼不寿礼的，主家也不在意，就是图个欢腾热闹。酒席往往几桌到十几桌不等。正午开宴，鞭炮齐鸣，大家欢聚一堂，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好不热闹！酒过三巡，庆祝也达到高潮。这些都是老人们日后茶余饭后的谈资。谁谁的八十大寿过得，那红火劲儿！排场啊！被说的老人，很是有面子，喜滋滋的，嘴里说着“没啥，没啥”，不由自主地就说起一些还不为人知的细节，儿子给了什么，女儿的又是什么，还有孙子、孙女的、外孙、外孙女的。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故作不在意。老头儿、老太们的目光里都盛满了艳羡，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这位老人身上，同时，都啧啧啧地感叹，老人是个有福的，儿女们孝顺啊！——看看，儿女们还落得孝顺的美名。想必，这是老人最为自豪、最为骄傲的时候了。自己在儿女们心中占据着怎样重要的位置，还用说吗？不言而喻嘛。可是，我的母亲坐在一旁始终淡淡的，不为所动。按母亲的话说：“虚的，浮的。绣花枕头，缎子草包。”

     一次，母亲给我说起村里张家老太太过生日的盛况，母亲的态度完全是批评式的。母亲说“八十岁的老人了，哪经得起那样折腾？”这张家我是知道的。有谁不知道张家呢？在我们这个村里那就是名门望族，朱门大户。张家老太太比老爷子大三岁。老人们说起张家没有不羡慕的。看人家那日子过的！儿女们一个比一个有出息。最后都会感叹一句：“真是‘女大三抱金砖’啊！”他们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是个包工头儿，钱挣的是盆满钵流的，府邸建得高阔轩敞，金碧辉煌，跟宫殿似的。二儿子担任着村里的支书，那就是个土皇帝。他的爪爪翼翼遍布村子的角角落落，并且盘根生节，势利雄厚又稳固。几次换届选举，选来选去，他都坐牢了村里那头把交椅。村里人都说，撼山易，撼张支书难。说罢，下意识地摇头、叹气。一脸的苦笑。奈何天？三儿子纯粹是个生意人，也是个能干的主儿，脑子灵光，什么挣钱，干什么。奇了怪了，好像人家从没有背时背运过，总是鸿运高照，顺风顺水的。你看着眼红，也跟着干。结果，你定是那个碰钉子拔橛的人，而人家早已挣足了钱。家里盖得虽然不如老大，但也是，固若金汤，铁桶一般。三个儿子的宅邸分别位于村东、村中、村西，气势傲然，龙盘虎踞。那么，小儿子呢？最有出息的就数这小儿子了！小儿子在某县担任着一方水土的父母官——县委书记！提起这个小儿子爷娘老子脸上真是大放光彩。老爷子识文断字，这时候就咬文嚼字起来：“那是一言九鼎！那是说一不二！有谁敢不听？”两个女儿，家里也都殷实。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两个老人深知这道理，说起女儿的时候就少些，甚至不提也罢。他们尤其看重的是自家门第兴旺发达，光宗耀祖。“咱们姓张的可是大门大户啊！祖上曾出过进士......”逢年过节或是生日庆典，儿孙们都集中在了一起的时候，老爷子就常常捋着一把花白的胡子，很是自得、自豪地说起家族的繁荣昌盛史。他可是百说不厌！可是，儿孙们呢？谁的耳朵没有听出茧子来呢？但是，没有谁敢违拗，只做洗耳恭听状。“老了，就这样呗。”心里嘀咕一句，手下尽管动筷子，嘴里只管咀嚼。母亲说：“那生日过得，好大的场面啊！全村老老少少都算开了眼界。”

    原来是这样的。张家老太太八十寿诞到了，有出息的儿女们就想着好好庆祝一番，给老母过一个别开生面、别出心裁、不同凡俗、最最隆重的生日。生日前一天，就从县里请来了剧团，要连唱三天大戏。生日那天，张老爷子带上了皇冠、穿上了龙袍，张老太太的行头是凤冠霞帔，还都化了妆，分明就是皇帝皇后。当然，这些都是从剧团上借来的，唾手可得。宴会安排在了大儿子的庭院里，那方院子十里八乡找不出第二个，阔大，且气派！并从城里请来了司仪。正午时分，开宴前，一对儿老人在司仪的安排下排排场场地坐好，其他人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孙子媳妇、孙女女婿，还有外孙、外孙女，重孙子重孙女.......呜呜洋洋站了一大院子。有心人数了数，嘴里啧啧有声：“大人、小孩，四十二口！”这众多人等，在司仪的吩咐下，按照辈分从长到幼，一拨一拨走上前来，给两位老人拜寿。先是儿子媳妇，司仪高喊口令：“一鞠躬——”声音洪亮，语调拖得长长的。大家就一鞠躬；司仪又喊道：“二鞠躬——”就二鞠躬，木偶一样。如此，鞠了三次躬。然后是女儿女婿；接下来是四个孙子携各自的媳妇——青春年少，花团锦簇的，很是惹人眼；再接下去......好家伙！多半个钟点过去了，这个程序愣是没有走完。看热闹的人群里，就有人嘀咕：“老人这样一直捏着架子坐在那儿，能受了吗？这不是活受罪吗？”好不容易进行到下一道程序。又是一阵忙乱。而司仪还真是训练有素，始终面带微笑、忙中有序，先是安排大家站好队，从前到后，长幼井然，亲疏有序。然后教大家齐声说一句祝愿的话。司仪说：“一定要说整齐啊。不齐，不算数。直到说齐为止。”有青皮后生不耐烦了，嚷嚷道：“啰嗦。快点吧！”因为他的肚子早已提出了抗议，饿得正咕咕叫呢。眼下把队伍站好，就又花去了十几、二十几分钟。小孩子不停地乱跑，大人不住地呵斥，场面一直闹哄哄的。又有小伙子大声说道：“什么话呀？快说来听。”原来是很平常的一句话：“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嗨，还以为是什么金玉良言呢。就这。嘁！”这小子有点儿不以为意。司仪不疾不徐，不温不火，非常的好脾气，说道：“甭小看了这句话！没有比这更实用的话了。用在这里，没有比它更恰当的祝辞了。”接着很耐心地教大家怎样说，“在‘祝’后面，根据辈分，每个人加上相应的称呼语。例如，你是儿子，就说‘祝父亲母亲，福如东海——’”没等司仪说完，有声音就急不可耐地打断说：“知道了，知道了，开始吧。”司仪不好意思地笑笑，就开始喊口令：“一、二、三，开始！”可想而知，乱嗡嗡一片，跟预期目标相差天地。司仪摇头、叹气。再喊口令.......如是，三番五次，锲而不舍，把大伙儿搞得都没了脾气，最终勉强通过。

     张老太太的儿女们再也想不到，生日过后，他们的老母却大病了一场，上吐下泻，头晕目眩，低烧不止，浑身酸软无力，卧床不起。求医问诊，吃药打针，拉拉筋筋一两个月才算缓过劲儿来。

我的母亲说，村里人不少撇凉腔、敲怪话、看笑话的，说啥的都有。“整的动静也忒大了！惹怒神灵了吧。看看，这不是现世现报是什么？”“还当皇上皇后嘞，嘁！本是草民，草木命，哪担待得起啊！”“不能太出格了。谁比谁还高了一等了？”其实，我想，张老太太生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本来身体就虚弱，又上了年纪，从早到晚的几乎折腾了一整天，哪有不生病之理？母亲不屑地说：“过啥生日嘞？还不是又长了一岁？距离那一天又近了一步？有啥好庆祝的！”母亲最后口吻强硬地说：“我就不稀罕过生日！”

（二）

母亲不过生日。早在几年前，母亲就不断地给我们姐弟灌输她这种对自己生日的态度。“可是，今年不一样啊，八十大寿！她说不过，我们就不给过了？”弟弟说。 “如今都兴这个，别人家过，咋，我们家就过不起吗？甭听咱妈的，过！”姐姐说话像撂砖头块儿一样，砸在地上，一句一个坑。我举双手赞成。自觉很是懂母亲：“咱妈不就那样？最不愿劳烦旁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其实，真要给她过生日了，她嘴上埋怨，内心说不定还是欢喜与欣慰的。”母亲很看重我跟弟弟的工作，我在县城，弟弟远在省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大学，那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我跟弟弟算是幸运儿。一家俩大学生，在村子里，父母脸上曾经很有光。大家说起我们家，就会说什么，是“书香门第” “诗礼人家” ，听在父母的耳朵里，私下里不知道有多开心。母亲的话，她跟父亲省吃俭用、坚持不懈地供我跟弟弟读书，总算有了点儿回报。父母亲一再叮嘱我们把工作干好。母亲老说我跟弟弟是什么“公家人” ——“吃公家的饭，拿公家的钱，给公家做事，还不是公家人？”母亲说这话时，眼角、眉梢都氤氲着浓浓的笑意。母亲说，工作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把工作做好了，将一顺百顺。一旁的父亲就笑她，说她唠叨。不过，他很快收敛了笑容，呈现出一脸的严肃与郑重，做最后总结：“实际上，你们的娘说得很对，很在理。你们要听在心里啊！”我无意中瞟父亲一眼，心里不由得一惊。现在想来，在父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什么？有希冀，更有深深的忧虑与不舍。活过了大半生的父亲，他深知人世的不易。而两个年幼的孩子，像两只雏鸟一样，不得不靠自己单薄娇嫩的翅翼飞翔了。我们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在这点儿上，历来，父母亲的观点儿都高度一致。“公家的人”身不由己。上了年纪的母亲，更是认这个理儿。如果因为自己要过生日，我跟弟弟需请假从而耽误工作，那么母亲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目前，母亲住在姐姐家。姐姐家在乡下。夏天，母亲喜欢生活在乡下。母亲说，乡下爽气、敞亮，到处青枝绿叶的，养眼养心呢！院落连着院落，这家那家的，串个门儿、说个话儿也方便。哪像城里？除了楼房还是楼房。楼房怎么建那么高？——我们家十六层，弟弟家十九层，上去了，就不容易下来（母亲晕电梯）；不下去吧，就觉得憋闷的慌。晚上睡觉还老睡不踏实，跟吊在半空中似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我们家住着时，母亲就常常念叨老家，常说那句老话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其实，在乡下时，母亲总住在自家的老宅子里。姐姐家的新院落跟母亲的老房子隔路相望。新楼房一拉溜四间、三层，亭台楼榭的，很是气派。阳光下，一扇扇玻璃窗，一闪一闪，耀人的眼。窗明几净。房间一个连着一个，尽成房间了。夏天，院子里花木葱茏。影壁旁的那棵葡萄树真是喜人！原先弱不禁风的一株幼苗，很不起眼，几年功夫，如今，看起来非常老道，一派蓊郁、繁茂。躯干遒劲有力，弯弯绕绕，盘旋而上，擎起如伞的华盖，枝叶葳蕤。紫色的葡萄，晶莹剔透，一嘟噜，一嘟噜，可爱极了！摘下一串儿，用清水洗了——旁边就有一眼压井，轻松地按压那小小的杠杆，清凌凌的水就汩汩而流。迫不及待地把洗干净的葡萄扔进嘴里一颗，真甜！我断然肯定，这是我吃过的最甜美的葡萄！可是，母亲说啥也不愿去姐姐家居住。母亲越是上了年纪，越是固执了。按母亲的意思，她还要在老房子里自己做饭吃。姐姐哪里肯依？最后，双方各退让了一步：母亲住在自家的老宅子里，而在姐姐家用餐。我想，我是能理解母亲的。对于年轻人来说，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所住惯了的老屋就是家啊！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老房子，是父亲母亲，燕子衔泥筑巢一样、一砖一瓦、含辛茹苦地建起来的。在这老房子里，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他们也一日一日地变老。老房子见证了过往岁月的一切，承载了太多、太多！苦与甜、喜与悲、欢乐与忧愁，如今，都过去了，唯有这房子依然静静地伫立、默默地守候，迎朝阳，送晚霞，也遭受风吹雨打。好也罢、歹也罢，过去了的，都成了美好的怀恋。

 （三）

可以说，母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地里、家里，全靠母亲。父亲在公社（那时的乡政府称作公社）的供销社工作。那是一个什么什么都论出身成分的年代，地主、富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有些地方还有雇农。越穷越光荣。贫下中农、雇农，属于革命群众，地主、富农、上中农属于革命群众专政革命的对象，属于“不在会” ——不属于革命群众的社会，也就是“另册”的意思。不准你乱说乱动，革命群众叫你东，你不能西；叫你站，你不能坐；叫你跪，你不能站。革命群众说煤是白的，你还就不能说它是黑的。你唯有听从、服从的份，老老实实低头干活，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因我们家的成分高，父亲整日诚惶诚恐，格外的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委曲求全。可是，即便如此，一有点儿风吹草动，灾难一准最早落在父亲这样的人的头上。唉，父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其实，现在想来，我们家被划分为“地主” ，还真是冤枉！祖上省吃俭用置办下了几亩田。可是，曾祖父英年早逝，三十几岁就离开了人世，当时，祖父还不到两岁，大女儿也才六七岁，大大小小三个孩子，曾祖母，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的，种地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于是，就让族里的一些人家耕种，打下的粮食由他们看着给，给多少是多少，曾祖母也不说什么，只要能维持他们娘几个的生计就成。曾祖母本就是个非常豁达的人，大大咧咧的，最不屑的就是斤斤计较。总能拿得起、放得下。什么什么都不往心里搁置。我想，正是因为曾祖母这样的个性，她日后才活到了那样的高寿——九十九岁。实在是，哪里剥削了呀？哪儿像有些书上写的那样血淋淋的，喝人的血、剥人的皮、惨无人道、惨绝人寰？也许，真有那样的事。但是，我敢保证，那样的事绝不会发生在我家祖上。可是，找谁说理去？让人更想不到的是，在日后的岁月中，这样的一顶帽子竟有千钧万钧之重，泰山压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更可笑的是，还殃及后代，几代人都抬不起头来，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母亲是我们家的全劳力，或者叫作整劳力。就是全天候在生产队里劳动——那时候，讲究大集体，生产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休息？大家会吃惊的，你就恁娇贵？你自己也难为情了。再说，凭工分吃饭，出工，才有工分，一大家子人呢！母亲成年累月地在生产队里劳动，早出晚归，那是名副其实的披星戴月。记得，每年冬天，母亲的手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口，长的短的，宽的窄的。大的裂口，母亲就用胶布粘了。胶布也是奢侈品，是父亲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母亲很是舍不得用。现在想来，母亲的手怎不裂呢？那样的数九寒天，凛冽的朔风一声声地吼叫、肆虐，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仿佛在报复什么。冬天人也不得清闲，要修整土地，兴修水利，甚至开荒造田。上面的口号是：“战天斗地，人定胜天！” “与天斗、与地都、与人斗，其乐无穷！” “让河流改道，山包让路。旧貌换新颜！”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村东河滩的工地上，五星红旗高高地在空中迎着狂风，猎猎地舞动、飞扬，呼啦啦地响，全村男女老少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学生娃由老师带队也来了。记得我当时读小学二年级，七岁。我六岁入学。那天临出门时，父亲拿出了一双小手套儿，军绿色，样子很笨拙，两只手套还滑稽地用一根细绳索连着。父亲把那小细绳套在我的脖子上，把我的两手装进手套里，满意地笑着说：“这下好了，拾石头，手就不会磨破了，风也甭想阴谋得逞，吹裂你的小手了。”我们学生娃的任务是捡拾鹅卵石，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鸡蛋大的、拳头大的，清理走这些石块儿，大人们从远处拉来泥土，铺上，造田。有人私下里嘀咕：成年轮辈子的乱石滩，能成良田，还不早成了良田？岂能等到今天？上面有话说了，人家搬来了伟人的诗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是，事实就是事实。客观规律，谁不遵循，谁就要受到惩罚。大家顶风冒雨、辛辛苦苦干了一个冬天，整治出了几十亩田地；春天，也播下了种子，出了绿油油的禾苗。谁知，初夏的一场暴雨，使一切化为乌有。田土都被大水冲走了，剩下嶙峋的石头裸露着。那年月，人们不知出了多少冤枉力、流了多少冤枉汗，做了多少无用功！不讲方法，不问策略，甚至严重违背自然法则，一味的地蛮干。看着那怪模怪样、呆头呆脑的手套，我有心不戴，甚至想扔掉它们。心想，我的同学们肯定不会有人戴这玩意儿，我不想搞特出。本来就跟人家不一样。人家都在“社会里” ，而我们家“不在会” 。这样，又要被那几个坏小子嘲笑了，说什么“地主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太难听了！可是，又无力反抗。那时的自己是那样的害怕、恓惶，只觉四周整日都是阴晦的，沉郁，压抑，白茫茫一片，白色恐怖！小小的人、小小的心总像被一块磨盘压着一样，沉重，艰于呼吸，而又不得不受着。可是，我还是戴上了那手套儿，因为父亲的眼神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温煦，那是我很少看到的——长大了，我明白了，那是“舐犊情深” 。我不愿辜负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可是，母亲没有手套儿。工地上千军万马，我看见我的母亲混杂在男人的队伍中，她迎着风吃力地、艰难地拉着车子，车子上是满满一车黑湿的泥土，好不容易拉到地方，把土卸下来，再用铁锹铺开，母亲徒手做着这一切……风，鞭子一样抽在母亲的身上、脸上；刀子一样一下一下割着母亲的手。那裂口渗出血来了吧？我的手戴着手套儿，还早已冻麻木了。天太冷了！我看到，母亲匆匆地拉着车子又去了，她甚至无暇喘上一口气。因为每天整出多少田，每个人是有定量的，死任务，干不完，就别想回家去，摸黑也得完成喽。如果由此你断定我的母亲高大、结实、健壮，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我的母亲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瘦弱，多病。冬天里她的咳嗽就没好过，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好像没有一点免疫力；她常常闹腿疼，关节炎，严重时路都走不成，需依凭拐杖，艰难挪步。她的胃又极其不好，总是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吐酸水。后来知道，那是常吃酸黄菜、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红薯干儿面蒸馍、红薯干儿面面条）造成的。可是不吃这些，又能拿什么果腹呢？日子穷啊！其实，那时农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如此，一干二净，一贫如洗。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喧腾，热闹，人欢马叫，看似热火朝天。高音喇叭里革命歌曲震天介响，一首接一首；革命口号一声比一声高亢、激昂、洪亮。我看不到了母亲的身影，她被淹没到了人群里，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海洋里。

母亲跟男人一样劳动，跟男人干一样的活儿，且保质保量，但常常是同工不同酬，男劳力一天八个工分，母亲却只能得六分，因母亲是女的，说是女的比男的力气小。尽管母亲不停歇地出工劳动，可是，一年到头我们家仍是缺粮。我们家是老缺粮户。母亲挣的工分，分得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吃。那么你得拿钱向生产队里买，可父亲的工资又极其微薄……那些日子，我从没看见过母亲脸上的笑容，我原以为母亲是不会笑的。唉，愁云密布、焦头烂额的日子，不说也罢。

我总觉得，母亲的一生就是吃苦受累的一生。后来包产到户了，母亲肩上的担子依然不轻，一家人的地，好几亩，耕种、收获，全靠母亲一人。父亲只是农忙时搭一把手。父亲是有工作的人。对于农活儿，父亲几乎什么也不懂，更不用说犁地、耙地什么的。站在耙上，手持鞭子，赶着老牛，时不时挥动鞭子在空中甩出一串脆响，嘴里“我我我，得得得”地吆喝着。行家里手来来回回在田野上越过，就像驾驶着小船行驶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轻松自如，行云流水。耙过去的地平平展展，一个土块儿也没有，土壤松软、细碎，湿漉漉、黑油油的，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父亲看呆了，他认为这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母亲呢？也不指望父亲，总是自己想办法。不管怎样，我们家的地从没有耽误过一季，总是适时地播下种子，且禾苗往往长势奇好，秋后一样地喜获丰收。多少年来，我的脑海里一直深深刻印着这样的几个镜头，每当想起母亲，它们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一闪现。

五月流火。毒辣辣的太阳，白花花的阳光，天地如巨大的蒸笼。一大块麦田，金灿灿的，晃着人的眼。母亲弯腰割麦子，显得那样的渺小，她一镰刀、一镰刀割呀、割。终于腰弯得又酸又困，实在难以忍受，遂直起腰来，下意识地抬手抿一下掉在腮旁的一缕头发，甩下一帘汗水。这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那样的平静、安详，也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在里面，心满意足。是啊，瞧这一头头麦穗，沉甸甸的，颗粒多么的饱满啊！有付出，就有回报，土地最讲诚信，从来不会坑人、骗人。日子还是有过头儿的呀。后来，每每想起这一幕，想起母亲脸上的表情，不知怎么，我的心总无限酸楚，欲落泪——母亲是多么容易满足啊！母亲又付下身去，挥动起镰刀……母亲似乎更卖力气了，很快就把我抛下了一大截子。写到这儿，那天，邻居大婶的话犹在耳畔响彻。我从城里的学校回到家里，屋门是锁着的，家里静悄悄的。正是麦收的农忙季节，母亲肯定在地里忙。我急切地想见到母亲，撂下书包，就去地里找。正在田里忙碌的邻居大婶看到了我，扬声说道：“咦，你可回来了。快去吧！恁娘干死干活的。”我的心里一阵难受，两步三脚向自家的麦田走去。映入眼帘的是：皇皇的麦田和母亲单薄的身影。我明白了，我之所以能在县城的学校里安安逸逸地读书学习，是母亲的血汗做了有力的保障。我泪眼迷蒙。

 记忆中，那场秋雨很是有韧劲儿，一大早就开始下，哗啦啦地下，不休不歇，似乎是天上的河流决了口。傍晚，风劲，雨更急。我们家的猪圈积了半池子水，眼见，就是个小小的鱼池。那头半大子猪，七八十斤重了，开春儿买来的，被母亲养得像个肉球，瓷实实的，很是壮硕。它浸泡在雨水中一天了，终是忍无可忍，憋足力气，把猪圈撞开了一个豁口，逃之夭夭。那时候，猪是很宝贝的。猪就是一个家庭的小金库。家家户户养猪。且必须圈养，这是上面的硬性规定，否则猪到处走动，还不毁坏了集体的禾苗？那是要严惩的！买来猪崽，养上一年，到了年底，卖给食品公司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样，过年的米、面、油，小孩子的花衣服都有了着落。甚至之后大半年的油盐酱醋都不用愁了。院落里已经很局促了，几家子挤在一起，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趁着墙角儿用石头、砖块垒砌起一个小小的猪圈——也就一张老式床大小。猪不见了，那还了得？母亲戴上那顶破麦秸帽儿，披一块儿什么破旧的塑料单儿，一头扎进大雨中，出去找寻了。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眼看天就要黑了，还下着这样大的雨。那冰凉的雨水哗哗哗的就下到了我的心里。终于回来了！猪“哼哼哼”着、很不情愿地走在前面，母亲手拿一根小木棍跟在后面。我不曾看见过母亲用小木棍打猪，她只是做做样子吓唬猪罢了，她金贵猪呢！母亲边走，边数落猪：“这么不让人省心！太不‘甜还’人了！”——“甜还” ，我们当地的方言，就是“回报”的意思。音是这样的音，大家都这样说，究竟是哪两个字，我至今也没弄清楚。母亲排出猪圈里的水，把猪赶进去。然后，淋着雨，又开始垒猪圈。母亲的衣服早湿透了，那塑料单儿实在是太小，捉襟见肘，雨水就像是从天上浇灌下来似的，一股股地拧成了绳，争着抢着下落，我站在屋子里看着这一切，心下一片凄楚。

（四） 

     日子苦是苦，不过，终于有了盼头儿。先是“摘帽儿”了，后来，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母亲脸上终是有了喜色。我这样边想边写的时候，很多年前的那天傍晚的情形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冬天的傍晚，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山，黄着半张脸，一抹橘黄的余辉映照在我们家的东院墙上，那破败的院墙像着上了盛装，干净而华丽。这个时候，母亲照例在准备晚饭，她不断地从堂屋到厨房走动，拿这拿那。那是什么厨房啊！就是趁着人家的山墙搭了一个再简陋不过的草棚而已，那是什么也放不住的，米面呀什么的都放在堂屋里。母亲手里拿着一小撮红薯粉条，从堂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抬眼看到了放学回来的我，遂笑着说：“教我看看你的奖状。”原来，弟弟已经回来了，并拿回来了一张大奖状，她料定我也会拿回一张来的。因为，我每一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从不曾落空，我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成绩优异。我当然拿着一张奖状，那奖状被我小心翼翼地卷成了柱，握在手里。我故作不以为意地把奖状递给母亲，母亲站在台阶上展开了奖状，看得仔细、认真。母亲看懂了那字吧。母亲说她曾读到小学二年级，学习挺好，跟我一样，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不过，她那时不叫“学习委员” ，称“学习部”来着 。说起这些的时候，母亲很是自豪，然而瞬间就黯然了。她不得不放弃自己喜爱的学习，挥泪告别学校，回家干活儿，因家里实在没办法，吃饭的人多，干活儿的人少，她又是排行老大。没有把书读出来一直是母亲心中的暗伤。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以前不曾见到的母亲脸上的笑，那笑是那样的美好，温暖、柔软、熨帖、平静又安详，记忆中那笑是金色的，金灿灿的，就像我们家院墙上的那抹阳光。堂屋里有一面墙壁专门用来张贴我跟弟弟的奖状，已经有那么多了。我姐姐是个特别活泼的人，性格开朗，人生得很是漂亮，一张瓜子脸白净、俏丽。她爱说爱笑，爱唱爱跳，是学校文艺宣传对的骨干。大老远你听到的不是她的笑声、就是她的歌声。那一年冬天，治理河滩、开荒造田，全大队十四个生产队进行生产大会战，千军万马，气吞山河。工地边上还高高筑起了一个大土台子，除了大队领导在上面喊话，发号施令，中途休息时，这台子也充当舞台。有唱革命样板戏的，有说快板的，有说三句半的，姐姐也登台表演了，一曲《南泥湾》震惊四座，音质青翠、嘹亮，音域宽厚。大人们都互相打听这是谁家的闺女，有人说出我父亲的名字，大家都看向我的母亲，嘴里称赞着什么，眼里蕴满了羡慕。我的母亲静静地坐在人群里，很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想母亲一定是欢喜的，她那阴郁的心田里肯定注入进了一缕阳光，尽管稀薄，但毕竟有光亮、有温度。姐姐又生着一张巧嘴，能说会道，见人一面笑，很是亲热，爷呀、叔呀的，大娘、大婶地叫，长辈们无不夸她懂事理。母亲就纳了闷儿了，笑笑，说：“这孩子像谁呢？”可是，姐姐根本坐不下来读书，一拿起书，就哈欠连连；要不就嚷嚷着头疼。母亲看她实在不是读书的料儿，就随便她了，也不再催促她用功读书。母亲把心思全集中在了我跟弟弟身上，决心要把我俩供出来，能读到哪儿，就供应到哪儿。一定要我们考上大学。弟弟用指头点着，数那面墙上的奖状：“一张、两张、三张、四张……” ，看自己有几张，而我有几张，比一比谁的多。我们都不甘示弱，暗中较着劲儿。母亲从旁看着，脸上的笑柔软而美丽。

     姐姐初中没念完，就毅然决然地弃学了。姐姐早早地恋爱、结婚，二十岁时，她的大女儿就出生了。婆家也是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姐夫人生得仪表堂堂，憨厚、可靠，肯吃苦、下力，头脑也灵光。两人相亲相爱，琴瑟和鸣，小家庭和和美美。如今，他们早已是儿女双全，家庭殷实富足。母亲曾经很为姐姐感到惋惜。见我跟弟弟都上了大学，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这样说道：“你姐姐要是遇上有门路的爹娘，兴许会唱出点儿名堂来。”说完，长长地叹一口气。后来，见姐姐在农村过得如鱼得水，很是不错，母亲才渐渐释然。现在，姐姐在村子里担任妇女主任之职已经多年，性格依然热情、爽朗，为人诚恳、亲切，干什么都兴兴头头、风风火火的，也认真，也尽心尽力。总之，老少爷儿们提到她，没有不竖大拇指满口夸赞的。

忘不了在家里的那种种美好时光。如今想起，心里总有无限的怅惘与伤感，直觉光阴匆匆，一去不返。节假日，我带着儿子回到家里。父母亲高兴得什么似的。他们把自己卧房里那张闲置的床拾掇出来，铺上厚厚的褥子、干净的床单儿，那床被子暄软暄软的，一缕缕阳光的香味直扑鼻子。原来，知道我们要回来，父亲提前三天就把被褥拿到阳光下晒了又晒。家里有的是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现成的床铺。可是，每次回家父母亲总要我跟儿子挤在他们的房间里睡，父亲说：“这样，晚上躺着可以好好地说说话儿。”冬天的夜，绵长、温厚，就像一件硕大的黑色棉袍一样温软、妥帖、绵密。院落里、房顶上有冬天的风在游走，窸窸窣窣，小脚儿女人一般，而房间里暖意融融、亲情酽酽。爹问问女，女问问娘，说呀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不知不觉，我沉入最是深沉、最是甜美的睡眠中，没有一丝一缕的梦境，纯粹、熨帖、完整的酣睡。一下子睡到自然醒。窗棂上已映照了一抹金黄的阳光，我依然懒懒地赖在被窝里，磨磨蹭蹭，身心闲适、畅达、轻轻松松。身旁的儿子也醒了，咿咿呀呀地说话。父母亲不知啥时候已经起床了，他们的床铺整理得利利落落，被子叠得四棱八正。我听到父亲在院子里的咳嗽声，正在哗啦哗啦地用那大扫除打扫院落；母亲照例在厨房里忙碌，我已嗅到了饭菜的香味。待我跟儿子终于穿戴整齐、梳洗完好，光头净脸地出现在堂屋的时候，父亲已把饭菜端上了桌。黄橙橙的玉米粥，香喷喷的。母亲熬的玉米粥就是不一样！母亲说，熬玉米粥，须有耐心，小火儿，不停地搅动，熬呀熬的。烙的葱油饼，金黄，外焦里嫩。几样小菜都是我爱吃的。大口咀嚼着可口的饭菜，笼罩着父亲母亲爱意浓浓的眼神织就的密网，我直觉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直觉天地悠悠、天长地久。我总想，家、父亲母亲将永远永远在这里守候，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隔着怎样的千山万水，回头遥望，总能看到那像阳光一样金灿灿的家园的辉光，它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温暖、那样的暖人肺腑！令人魂牵梦萦。可是，突然的就没有了父亲。直觉，头顶上那四平八稳的天空訇然地坍塌了一角。如今，母亲也老了。

 （五）

母亲确实老了。不知怎么，印象中母亲总是年轻时的样子。腿脚灵便，来来去去，忙忙碌碌的，很是利索。可是，当目光落到实处，看到母亲，我的心就一惊、一颤。母亲的头发全白了，那短发，稀疏、零落、干糙，头皮清晰可见。母亲的脸皱纹纵横，瘦削、楛索、干滞，肤色暗黄，真像核桃皮。最让我吃惊的是，她走路怎么那样迟缓！春天来了，一个晴好的天气，上午九点、十点的光景，阳光清澈、温煦，金子一样。母亲在我们家憋屈了一个冬天了，她早就想到外面走走了。这样的好天气！于是，我陪她到楼下去晒太阳。出了电梯，母亲拄着拐杖走，很是缓慢，竟是半天一步、半天一步，简直是在挪动！异常吃力！我非常震惊！母亲怎会这样呢？去年春天，母亲仿佛走得还好好的。有人形容老人老去的迅速，说“一寸寸地老去” ，可是，我的母亲分明是“一尺一尺地老去啊！”我的心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一种莫名的难受滋味涌上心头。

可是，母亲却执意要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母亲说，看见老房子就是亲。晚上，在哪里睡，都没有在老房子里睡得踏实、安稳。可是，我们担心母亲的安全。这隔着的那条路可是一条省道啊！每日里车辆来往频繁。母亲的腿脚不是一般的不好使。膝关节疼痛是多年的老毛病了。更是雪上加霜的是，一条腿，股骨头坏死，做了置换术；另一条，股骨颈摔断，至今还下有钢板。医生说，钢板拆不得的，否则，很有可能散架。这样的不幸曾发生过。在父亲谢世之后，老了老了，母亲竟做了两次大手术。唉，真是多舛的命运！电话中，母亲却大声地说：“没事，没事。我左右看看，没车，我才过。再说，还有你姐姐呢，她又是接又是送的。放心吧。”母亲声音清亮，没有一丝一毫苍老的意味。这才是我们的母亲呀！她哪里儿老了呢？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我们的保护伞，是给我们一度营造了一个温暖、温馨的家的母亲啊！她怎么会老了呢？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她割麦子；她掰玉米；她做晚饭，灶房、堂屋间，来来回回地忙碌、拿这拿那……

母亲老了。我们究竟能给予母亲什么呢？拿什么来慰藉母亲那颗孤独、寂寞的心呢？

唐代诗人孟郊吟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六）

弟弟打电话来，问母亲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打电话问姐姐，让我没想到的是，姐姐竟然如我一样，不知道。然后，听见她把电话递给母亲说道：“您二妮儿的电话，问您生日呢。”看来，母亲就在她的旁边。

“妈，您的生日，说说呗。”我与母亲通话。

“啥，生日？不过，不过。千万别张罗！”母亲又急又慌的。

“说了吧。小范围的，就自家骨肉团聚一下，一来，庆祝您老在世上走过了八十春秋，不容易啊！二来，祝您老活到九十九，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健康，越活越潇洒……”我嘻嘻笑着跟母亲调侃。

母亲也笑了，说道：“我可不想活那么久，那还不真成了‘讨人嫌’？”

“别再保密了！说说，有啥呢？”

逼得急了，母亲干脆说：“我没生日！”

我就笑了：“看你说的，人人都有生日，您怎会没生日呢？”

母亲到究还是那句话：“不过，不过。啥生日不生日嘞。别张忙。”

 （七）

最终，我们还是知道了母亲的生日。姐姐打听了几个表姨、堂舅。原来很平常的一个日子：农历七月初六。姐姐说，是这个日子，绝对没错。因为，母亲听了，笑着说：“还真要过啊。唉，我是拦不住啊。”姐姐说，其实母亲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生日宴如期举行。母亲拾掇得干干净净，坐在姐姐家的客厅里。她是早早地就在等候了。天气不错，不热不冷。今年闰六月，这个时候，夏天的热劲儿都已经过去了。清澈的阳光透过大大的玻璃窗照进来，客厅里一派明朗。我们一一到了。姐姐家的女儿、女婿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也来了，大的是一个女孩子，七岁了，生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很是漂亮；小的，男孩，刚满三岁，胖胖的，虎头虎脑，可爱极了，一刻不停地跑动。姐姐家的孙子放假了，从上海回来了，在姐姐家度暑假，说是亲近大自然。小家伙，六岁，很有礼貌，一副小绅士派头，总是礼让着他的小表姐——那个小女孩子，爱护着那个小男孩儿。大家都不住地夸赞说：“真是大都市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母亲很是高兴，一脸开心的笑，就像这明丽的阳光一样。母亲的精神还真是不错。可是，不知为什么，看到母亲，我的心仍是一惊、一颤。她身旁那只拐杖照例深深刺了一下我的眼。一个多月没见，母亲似乎又老了。她的脸黑、瘦，花白的头发好像更加干枯了、稀疏了……

 我们把母亲让与上座，母亲推辞了一番，欣然就坐了。那两个孩子蜂、蝶一样立马飞扑过去，要挨着太姥姥坐，嘻嘻笑着，说要沾太姥姥的光，今天太姥姥是老寿星。那个三岁的小家伙也要去凑热闹，被他的妈妈一把抱住了。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一脸慈祥，爱抚地摸摸这个的小脑瓜，摸摸那个的小发辫。弟弟带来了一只很是硕大的蛋糕，三重塔。他把蜡烛一一插上去，八只，一只象征十岁。蜡烛被点燃了，可爱的橘黄色小火苗，轻轻摇曳，就如八尾小小的金色鲤鱼，摇头晃尾。大家让母亲吹蜡烛，然后，闭上眼默默许愿。母亲笑呵呵地说：“规矩还真多啊。”说着，她一一照做了。姐姐家的女儿、她的外孙女打趣她：“姥姥，您老许了什么愿啊？” 母亲狡黠地一笑，说：“保密！说出来，就不灵了。”大家都笑，笑声在客厅里回旋飘荡，余音袅袅。接着，外孙女又高声说道：“祝姥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她故意把腔口拖得长长的，又惹起一阵笑声，声音更加灿烂、更加明朗。蛋糕切开来了，外孙女递给她姥姥一大块儿：“老寿星，请品尝。”母亲很高兴地接了，没有半点儿推辞。我记得母亲不爱吃甜食，她胃不太好，甜食老让她胃酸。可是，今天，母亲勉励地吃着，一小口、一小口，好像是美好的食物欲一点儿一点儿慢慢享用似的，看起来很是津津有味。就听母亲说道：“这蛋糕还就是不一样，大城市的，好吃！”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酸酸的。她这是不想扫了大家的兴，不愿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吧？她身边的那两个孩子，吃蛋糕，热烈、又兴奋，嘴上都纷纷吃出了白胡子，哈哈笑着，说对方是大花猫。他们的生命是多么鲜嫩！多么蓬勃啊！可母亲的生命呢？风中蜡烛的情状映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心又是一阵酸楚。瞧我，怎么老是酸楚、酸楚的？这美好的时光！

姐姐准备的饭菜很是丰盛。她专门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那对儿厨师夫妇。先是一大桌子的凉菜，各色各样的美味佳肴，琳琅满目。然后，一道道的热吃，香喷喷、热腾腾，次第端上桌。大家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热闹、喧腾、也繁华。酒过三巡，宴席渐入佳境：酣畅淋漓，稳步向前推进。宴席上很自然地形成了几个谈话圈子：弟弟、姐夫、我们家那口子、还有那个外孙女女婿，几个大男人谈时局、谈房子、车子、谈物价，也时不时愤愤然地抨击一下时弊。我跟弟媳、姐姐、还有外孙女，谈起了时尚——衣服、化妆品什么的，也说得热火朝天。那两个小孩子，像两只小山雀，吱吱喳喳、吵吵嚷嚷地说着他们的话题……无意间，我抬起头，撇见了母亲，母亲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一脸的落寞、萧索。她寂寂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筷子，停在桌子上，不动菜，眼神愣愣的，很是茫然，似乎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我心里一紧：母亲是哪一个圈子都无法走进啊！我们有多么残忍！只顾自己高兴，而独独地把一个老人抛在时光的角落里，任寂寞与孤独啃噬那苍老而无助的心。我不由地喊道：“妈，您吃菜啊！”姐姐、弟媳也都意识到了什么，纷纷让母亲动筷子，母亲脸上倏然绽出笑意，恰如九月菊金灿灿地盛开，温暖而美好。“吃，吃，一直都吃着嘞。”母亲说着，把筷子伸到距她最近的一个盘子，又说：“你们也都吃，别管我。”

（八） 

快乐的时光总是不知不觉很快地就过去了。有团聚，就有分离。夕阳已经开始西下了。弟弟家路程远，他们早早地就返程了。也到了我们该跟母亲说再见的时候了。母亲照例要送我们到大门口。她拄着拐，一步一步地走，吃力、缓慢，可她执意要送送。母亲看着我们上车，看着车子启动、离去。离别的滋味总让人难捱，惆怅盈满心怀。走出大老远了，我忍不住，回头，从车的后窗望出去，见母亲依然伫立在姐姐家的院门前，朝我们走的方向遥望着，独独的。我看到，母亲孤单的身影越来越小，而母亲周遭的虚空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浓浓的，白茫茫的，云雾一样翻卷，笼罩了母亲……我们能拿什么来填充这巨大的虚空呢？我们究竟能给母亲带来什么呢？

唉，母亲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