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是当时所谓的“新生事物”。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的文章，宣传公共食堂有八大好处。从此，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公共食堂。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共有公共食堂390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数达4亿人，占农村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3%。集体的粮食很快被吃光，折腾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再加上全民大炼钢铁没时间种地，这就为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
　　坡心村也像全国农村一样，办起了公共食堂。大家在村中一旧屋内架起两口大锅，每天安排几个社员做饭。集体的粮食全部存于张家大院东宅一厢房。当时，张家大院东宅一厢房长期闲置，生产队便借用当仓库。
　　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农民，现同吃一锅饭，大家的心情是复杂的，年轻人觉得好奇、新鲜，老年人带着无奈与不解，妇女们怀着丢掉围着锅台转的生活的不习惯，大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公共食堂吃饭，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没多久，按照上面的要求，坡心村与坡心上村（该村后搬迁至原河头农中原址，改名双溪村）、鸡弄田村开展合作化，三村在鸡弄田村合办公共食堂。坡心村与坡心上村的集体粮食则用牛车运到鸡田村，存放到该村设置的粮库。每天早、中、晚的时间，坡心村与坡心上村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步行到鸡弄田村公共食堂吃饭。
　　一到开饭时间，场面甚是热闹非凡，三个村的群众都赶来公共食堂吃饭，不来吃还不行，因为家里的粮食都被征收了。干部经常带领民兵三天两头入户搜查，发现粮食之类的东西无条件没收。社员家来了客人，便提前跟炊事员打个招呼，一块到食堂去吃饭。
　　坡心村与坡心上村的群众到鸡弄田村，各有1.5公里的路程，每天早、中、晚吃饭时，要跑来跑去，并不是方便。但公共食堂是当时所谓的“新生事物”，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重要措施，大家仍是抱着很大的热情，支持公共食堂的工作。
　　当时，流传着“吃饭有食堂，花钱有银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的民谣，表达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当时，全国上下全力宣传公共食堂有吃饭时间一致、解放了一批妇女劳力、解决了单身汉做饭和喂猪的困难、家禽家畜集体喂养,便于安排弱劳动力、减少了五保户、能够计划用粮、便于发展集体副业、有利于家庭和睦、卫生状况大改善八大好处。但实际是真的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煮饭、喂猪、砍柴等这些活，农户通过早起晚睡、趁空就能做，老人小孩也能帮得上手。但建起食堂后，这些活就需安排劳动力去做。
　　群众更感到不方便的是：家里有病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的，到食堂吃饭很不方便；百十来人在一起吃饭，众口难调，老年人想吃软和的稀的，年轻人要吃干的耐饥的；最大的问题是敞开肚子吃饭，粮食消耗得太多。有人算了一笔账，吃食堂比在家自己做饭吃要多费一倍的粮食。
　　为了巩固食堂，上面明令不允许单家独户做饭，有的地方还把人家锅都砸掉。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饭，集体粮食吃光了，食堂停办了，有的社员家里不但粮食没有，连做饭的锅都没有。
　　母亲回忆起三村合办公共食堂的事时说：“那时呀，上面要求这么做，不得不做。”
　　我问：“那时吃的是什么菜呢？”
　　母亲说：“菜是各家自带，碗筷也是各家自带，每到吃饭时间，可看到人们提着用竹篮子装着的咸鱼咸菜和碗筷到鸡弄田村去，吃完饭又一起回来。”
　　三村当时总人口逾200人，每天需有六、七人做饭。大米饭约吃了一个月，便无米下锅，大家只好吃番薯饭，最后连番薯也吃光了。当时有人写了打油诗：“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
　　母亲说：“那么多人吃饭，每天几个人刨番薯皮也不轻松。后来经常吃了上顿没了下顿，饿得眼睛发绿。”
　　三村合办的公共食堂难以为继，只好解散了。随后人们迎来的是史书上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2年）。
　　“旧桌破凳大通房，坐吃山空共食堂。一日三餐汤九碗，面黄体瘦意茫茫。”这首诗正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公共食堂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