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作。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e.“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作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您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重来吧。”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倍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赞 　　　　　　　　　　　　　　　　　　　　　　　　　(散文编辑：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