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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 “我们家老头儿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当然’就好了。他从来不明白，什么起源于什么。” “可是他身边应该有个亲人。” 詹牧师的儿子不说话了，一连抽了两支烟。之后他看了看表，开始从书包里往桌上掏东西：麦乳精、蜂蜜、果汁、蛋糕和几瓶药。 “告诉我爹，这些药要坚持吃，对他的肾和血压都有好处。我还有事，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来了。” “劳驾。再说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痛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他捡起来，看了看，“嗤嗤”地笑个不停。“你看看这个。”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论文的题目为《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与哲学》、《信仰论》等等。原计划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和《简明宗教史》等，均因题目较大，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又逢内战，生计艰难，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遂改变原来计划，转向马列主义、**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搞通了思想，自动退出宗教团体，努力追求进步。不料，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我患了风湿病，不得不回家疗养。一病多年。养病期间，我仍坚持学习、研究。研究范围：①马列主义、**思想；②革命史传；③心理学及教育学；④文学艺术。（写过一些革命诗歌，手稿均于“文革”中烧毁。） 因我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做过牧师，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住过牛棚。后经内查外调，弄清了历史，确认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之后又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从事人防建设。学习班毕业后，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经街道居委会推荐，当了六年临时壮工。尽管工作繁忙，业余时间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读书看报、学习、钻研。“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我参加了庆祝游行，我背着一面大鼓，走了三十多里路。）我深深感到…… [注五]此处可能还有一页，已丢失。 ……我的思想更为活跃，对四化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成竹在胸，切实可行。然则报国无径，献策无门，谛恐古稀将近，时日不待，一旦逝去，遗恨无穷。无奈毛遂自荐，为国为民，甘作犬马，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如蒙先生引路，得以有所作为，功成之日，死亦瞑目！ 此颂撰祺詹小舟上（年月日缺） 由“撰祺”二字推断，此信是写给某位操笔墨以为生涯者的，又由“先生”二字可见，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可是连我也被称为“老弟”，“先生”云云。是否也盖出于谦逊，就又难说了。 信的空白处有许多稚拙的童体字，还有许多小小的油手印儿。我后来设想是这样：灯下，詹牧师哄着孙子，教孙子写字，写了歪歪扭扭的“风筝”，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春天来了”。孙子不听话，闹，詹牧师给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那么就是说，此信是在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詹夫人死后，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住过牛棚”，现今，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仿佛是一件难能可贵的行为。这倒无妨。可是，人住了牛棚，牛住在哪儿呢？二是，詹牧师是自动退职的呢？（见［注二〕）还是因患风湿病回家疗养的？ [注六]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他是自动退职的，但也确实有一点风湿病。” 只是当没有公职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他的风湿病，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而国家疗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您这是干嘛呢？”他便有机会回答：“我的风湿病很厉害，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有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又去晒太阳，天很热，太阳又很毒，人都躲到屋里去了。詹牧师晒了许久，不见一个人来问，又心疼失去的时间，就此回去很不甘心，于是再晒，结果晒过了头，中了暑。儿子又说怪话。詹夫人又说詹牧师不是那种…… [注七]詹牧师的风湿病，初发于五四年在小学任教期间。那一年秋天，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天气已经很冷了，河泥上都结了冰渣，他挥舞着铁锹，站在刺骨的泥水里，拼命地干。有人让他上来欧一歇，他不。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亚赛黄忠，他干得更有兴趣，说自己改造得还不够。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他开始感到周身的骨节全疼，并且有些低烧。他鼓励自己：轻伤不下火线，想想红军两万五，等等。又干了几天，才得了风湿病。 詹牧师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钟了。他买了酒和肉，买了包子和好烟，从提兜里—一掏出，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买不到更好的东西招待我。无论我说多少遍“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他还是说：“吃吧，不要客气。”我只好坐下来。 我们的友谊开始于这天晚上。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 中集现在仔细回味，觉出，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也是有所图的。其实这无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都很正常。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路子，说不定能帮忙他发表一点作品。 詹牧师想创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他反复申明，他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赞 (散文编辑：淡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