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去的时候是晚上。詹牧师正伏案挥毫。工整的楷书，颜筋柳骨，一丝不苟。写的是两首七律，备忘于下：其一销声匿迹三十年，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凭窗深似海，空庭倚门淡如烟。

　　良宵独盏书为伴，恶浪孤舟纸作帆。

　　未破禅机空自娱，报国无往枉陶然。

　　其二几度沧桑春似梦，萧声吹断古城秋。

　　时光易逝人易老，壮志难酬意难休。

　　弱冠己读千卷破，古稀犹冀四化谋。

　　伏枥老骥安自弃？沥胆披肝为国忧。

　　“好诗，好诗，”我说，“好一个‘古稀犹冀四化谋！'”“哪里哪里，信口胡诌，聊以自慰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此一番却颇凛然，像列宁。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沥胆披肝为国忧”吧。列宁在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我们握了很久的手。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但试了试，依然抽不出来，也就再次握紧，上下左右地摇。

　　电话铃响了。詹牧师抓起话筒，边问边记录。然后他对我说：“实在抱歉，我去去就来。”点头弯腰，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詹牧师探进头来：“受民之托，不能不尽力而……请稍候，稍候。”

　　我把门轻轻关上，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师又侧身进来：“一定不要走，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不不不，一言为定！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老弟？！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心里不由得惶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我仔细辨认了一会，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獭，还是一头马来貘。后来詹牧师告诉我，“是一匹小马驹，画得不算好。”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屋子里书很多。我随手一翻，已经肃然，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schopenhaur（叔本华）、dame（但丁）、byron（拜伦）、sptnoza（斯宾诺莎）、dewey（杜威）、shakespear（莎士比亚），其余的全茫然。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有罗丹的《艺术论》，有黑格尔的《小逻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线装的《史记》和《离骚》；有精装的《资本论》、《列宁选集》、《**选集》；平装的《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影印的《东塾读书记》、《西域番国志》、《南疆逸史》、《北词广正谱》；杂志有《哲学译丛》、《音乐欣赏》、《外国文学》、《世界美术》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来，也能读懂。

　　[注三]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最富胆略的事（詹牧师的儿子语）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一九七八年，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既令夫人吃惊，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mo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作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份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了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赞 　　　　　　　　　　　　　　　　　　　　　　　　　(散文编辑：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