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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一个生活在二战刚刚结束时期的小男孩来说，父亲就像神，他拥有神奇的力量和神秘的能力，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些奇妙的事儿有上自行车链条，或是建一个仓鼠笼子，或是教我玩拼图玩具，拼出个字母“F”来。在那个电视机还未诞生的年代，我便是通过这种方法学会了字母表的。 当然，还得学些做人的道理。首先是握手。这可不是指那种冷冰冰的手指相握，而是一种非常坚定有力的紧握，同时同样坚定有力地注视对方的眼睛。老爸常说：“人们认识你首先是通过同你握手。”每晚他下班回家时，我们便练习握手。年幼的我，戴着顶破克利夫兰印第安帽，一本正经地跌跌撞撞地跑向巨人般的父亲，开始我们的握手。一次又一次，直到握得坚定，有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许多其他的道理要学。比如：“始终尽力而为”，“从现在做起”，“永不撒谎”，以及最重要的一条：“凡是你必须做的事你都能做到”。当我十几岁时，老爸不再叫我做这做那，这既令人害怕又令人兴奋。他教给我判断事物的方法。他不是告诉我，在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上将发生些什么，而是让我明白，除了今天和明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点我是从未考虑过的。 有一天，事情发生了变化，这是我现在才意识到的。我不再那么迫切地想要取悦于老爸，而是迫切地想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从未请他来看我的橄榄球赛。他工作压力很大，这意味着每个礼拜五要拼命干大半夜。但每次大型比赛，当我抬头环视看台时，那顶熟悉的软呢帽总在那儿。并且感谢上帝，对方队长总能得到一次让他铭记于心的握手——坚定而有力，伴以同样坚定的注视。 后来，在学校学到的一个事实否定了老爸说过的某些东西。他不可能会错的，可书上却是这样写的。诸如此类的事日积月累，加上我的个人阅历，支持了我逐渐成形的价值观。我可以这么说：我俩开始各走各的阳关道了。 与此同时，我还开始发现他对某些事的无知，他的偏见，他的弱点。我从未在他面前提起这些，他也从未在我面前说起，而且，不管怎么说，他看起来需要保护了。我不再向他征求意见；他的那些经验也似乎同我要做出的决定不再相干。 老爸当了一段时间的“自愿顾问”，但后来，特别是近几年里，他谈话中的政治与国家大事让位给了空洞的使命与疾病。 躺在床上，他给我看他那被岁月扭曲了的躯体上的疤痕，以及他所有的药瓶儿。他倾诉着：“有时我真想躺下睡一觉，永远不再醒来。” 通过深思熟虑与亲身体验（“凡是你必须做的事你都能做到”），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坐在老爸床边，忽然想起35年前那另一栋房子里可怕的黑洞。我告诉老爸我有多爱他。我向他讲述了人们为他所做的一切。而我又说，他总是吃得太少，躲在房间里，还不听医生的劝告。我说，再多的爱也不能使一个人自己去热爱生命：这是一条双行道，而他并没有尽力，一切都取决于他自己。 他说他明白要我说出这些话多不容易，他是多么为我自豪。“我有位最好的老师，”我说，“凡是你必须做的事你都能做到”。他微微一笑，之后我们握手，那是一次坚定的握手，也是最后的一次。 几天后，大约凌晨四点，母亲听到父亲拖着脚步在他们漆黑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说：“有些事我必须得做。”他支付了一叠帐单，给母亲留了张长长的条子，上面列有法律及经济上该做的事，“以防不测”。接着他留了封短信给我。 然后，他走回自己的床边，躺下。他睡了，十分安详，再也没有醒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