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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她们在你刚进入文化的迷宫里，茫然不知所向时，给你导航；当你在知识的崎岖中踉跄蹒跚时，及时给你扶撑。他们殚精竭虑，苦心孤诣的，不惜自己的辛劳付出；他们劳苦一生，无怨无悔，从不计较学生的嫌恶和误解。
如果说：工人有理由自豪，因为在他手中，一块原材料被加工成闪光的零件或功能奇异的机械设备。
农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播下的种子，已长成满垄满畈，果实累累的庄稼。
我有负老师的厚望，没曾成名成家，因此，即使再遇见他们，鞠上十个躬，也不会产生舆论轰动。不过，我的良心尚未泯灭。偶尔更深夜阑，床头转侧时，时常有三张面孔，出现在我面前：那就是启蒙时的班主任丁老师，其后接任的周雄华老师，及五年级下至六年级毕业时的洪勋老师。
一．
记得1952年9月1日，我去弋阳溪小学上学的第一天，我姐把我带去教师办公室旁的一间教室里。当时，因家穷没有钟表，我们迟到了。只见教室里密匝匝的，排满了小脑袋。黑板旁，站立着一位瘦小的老师，她约莫24—5岁光景，皮肤白皙，面容清癯，脸上，特别是鼻尖上布满了雀斑，但这些，丝毫没曾减弱她的美貌。
讲课中，扭头瞧见我们姐弟俩，怯怯地站在门外，不敢入内，她连忙走过来，把我迎进教室，还一路抚摸着我的头顶，嘴里喃喃地讲些什么。可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原来，这位老师是随丈夫南下的北方人（现在回忆她的口音，似乎是鲁南人）。在当时，别说她那带乡音的普通话，就是地道的北京话，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稚童来说，都不啻为鸟语天籁，怎么也弄不明白。
不过，她那慈母般的温存足可以超越语言障碍。在她的安抚下，我忐忑着的心才慢慢得以放松。
接下来的课程又让我遇到了麻烦。语文（当时称国文课）书上的第一课是一首童谚《拍手》。大概内容是：
拍手，拍手，拍拍手，
一个人有两只手，
左手和右手。……
可她的读法很奇特，每两个字一组，头一个字读第四声重读，接着是第一声弱读，所以全句就如唱歌似的时起时伏，读成了：
pàishōupàishōu，pàipàishōu,
yìgērènyōuliàngzhishòu,
zuòshōuheyǒushòu……
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普通话”的概念，更无法接受“除方言之外，世界上还会有其它语言”的理念。所以，在她“咶huái啰叽嘎”的唠叨中，我茫然不知，无所适从。偷眼看其它同学，他们也都在挤眉弄眼，一边盲从学舌，一边扮鬼脸偷着乐。
学生们对教学的不适应，很快就被家长们反应到校长那儿了。
没过多久，那位和善有加的丁老师就再也没曾露过面了。
有人说：中央号令“解放大西南”，她又随军官丈夫支边去贵州了。
现在想来：她的离开，其实是我们的重大损失。至少使我个人对“听懂普通话”这一基本技能的掌握，足足推迟了10年。
二．
没几天，黑板边上又来了一位男老师。他有一副标准男子汉的长像：五短身材，浓眉大眼，一脸的络索胡子，尽管打理得干干净净，但仍染青了大半张脸。与他那彪悍的外貌相反，他的性情十分友善，待人处事，入情入理。他是本地人，不存在语言障碍，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钟爱。
除工于教学外，他还酷爱医学。一有空闲，就手捧着一本厚厚的医药书，刻苦钻研。
据说，他的上衣口袋里，除常年别有一支批改作业用的红墨水钢笔外，还装有一根温度计。一见学生们举止反常，出现病态时，马上给他测试体温，及时发现病情。这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有一次，我生病没上学。姐姐帮我向他请假。闻讯后，一俟课停，他立马赶来我家，从床上扶起高烧迷糊中的我，又是测体温，又是灌药水。
有一天，在教师办公室旁边的板壁上，突然，糊满了大纸，上面用毛笔写满了大字。负责张贴的工友告诉我们，这是“大字报”，上面写的都是“坏蛋（后才正式命名为‘右派’）”所做的坏事和说过的坏话。大字报越来越多，木瓦结构的校舍里，除去门窗而外，空间本来就小，大字报多得无以数计，工友张师傅只好向校长求援，后来在操场上搭起了竹篾支架。他成天忙着张罗这事，有次险些把上下课的铃都忘了敲（注）。
课程依然在继续，可老师们的神态越来越仿佛。
我们的班主任周老师尤其明显。他脸色苍白，双眼红肿，平素里炉火纯青的授课技巧，此时不知去哪儿了？他时时心不在焉，呈现出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没几天，周老师终于从讲台上消失了。有人说他被划成右派，开除了；也有人说他不堪无休无止的检讨、批判，自己辞工行医去了。对后者，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在那个反对私有化，严禁自由行医的年代，哪容得下他的一方私人诊桌？
注：当时没电铃，上下课都由工友敲击悬挂着的一段短轨为号。学生们称之为“敲釭gâng”。
三．
没几天，校长又给我们领来了一位新班主任。他叫洪勋，40出头，身材修长。挺直的身段和敏捷的步履，暗示他性格中的杀伐和坚强。铮亮的脑门上方，蓄一头稀疏的褐发，但打理得一丝不苟。他目光炯炯，右眼常年挂有红晕，且泪水汪汪。据说：若看见违纪的不良现象，他红眼一瞪，再牛B的刁泼无赖都会不寒而栗。
由于他性格的刚毅，对同学要求忒严，从而成了我校毕业班的专职班主任。原因很简单，在解放初期，学生入学年龄参差不齐，大龄学生占多数。毕业班的同学人大心也大，有谈恋爱的，有逃课的，还有胆敢公开和老师顶撞的。所以，对付这样的泼皮，非强硬严厉的老师莫属。
也有人传言，洪老师的严厉，来自他的军人出身。他原是行伍出身，任国民党县保安团的一个大队长。49年解放前夕，保安团团长亲自率队扼守马背嘴渡口，抗击解放军进城。安排洪大队长扼守另一渡口。
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洪队长易帜起义，避免了解放军的重大牺牲。他起义有功，免于刑事处理，不但没丢脑袋，也未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根据他自己的要求，安排来弋阳溪小学任教导主任，兼毕业班的班主任。
他的这一壮举，立即轰动了全校。
我们班一个著名的“调皮王”闻讯，很不服气，整节课都在盘算，下课后也去踏冰挑战。
果然，下课铃一响，他就冲出教室，跳入四衙塘里，也不拿石头探路，迳直奔往塘心。不料，冰块经过一节课的阳光照射，塘中心的冰层已熔薄了许多。“咔擦”一声，冰块破裂，他立即掉入塘里。好在棉衣卡住，才免于继续下沉。可怜他像孵蛋的母鸡一样，下半身在水里，上半身在冰上，瑟瑟地颤抖不止。
此时，洪老师正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惊见这一情况，立马冲到大办公室里。恰好，还有两个体育老师没去上课，他马上问：“王老师，胡老师，你们会游泳吗？”得到对方的肯定后，他又像在前线作战时，指挥战士一样，厉声命令道：“好，你们俩立即跟我走，救人要紧！”
他们三人顾不得脱衣，飞速冲出后门，直往湖心跳。此时，日高数丈，冰更加薄了，三人纷纷落水。他们也不顾寒冷，争相游往那淘气鬼身旁。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小孩得救了，可他们也冻得手足僵麻，险些爬不上岸。老师们见状，纷纷拿起竹竿帮忙，才把他们拉上了岸。之后，凑拢全体住校老师的棉被，堆在他们四人身上。等我们下课后，奔去教师办公室观看，只见那里面隆起了四座“小山”，正瑟瑟地抖个不止呢！
题外话
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昔日的莘莘学子如今都成了耄耋老人。回忆那段启迪混沌，开辟鸿蒙的日子，回想起那些诲人不倦，爱生如子的仁慈老师，真不知有多少发自内心，感恩戴德的话儿涌上心头。最后，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还是让我将一句曾经的套话，赋予真实的情感内涵，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愿：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敬祝他们老人家福寿无量，永远健康！
2016,11,19于上海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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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