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路

确切说，这不是路，而应该称为“径”，但不是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中的“径”，而这是一条“卧”在沃野里的窄窄的人行道，不是修筑起的，而是我们用脚“踏”出来的。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进入了初中。初中是新成立的联中，周围几个村共建的，我们是第一届学生，老师大多是从各村抽调的民办教师。学校在我村西边，中间隔着几十亩庄稼地。距离我村一里多路，有大路通向学校。这片庄稼地是我村的沃土，夏季基本都种小麦，秋季玉米、大豆等就多了。因为离村近，经常成为我们的菜园，有时还有瓜园。通过这片地到学校，比大路近了百十米。为贪图近路，我们就经常从地里趟过。当时已经实行了联产责任制，我村位于中原粮仓卫南坡的中心地带，平均每人合7亩多地，谁也不在乎地里踏出一条小路。日子久了，就成了一条窄窄的人行道。就像鲁迅先生《故乡》里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有了这条路，大路反倒走的少了。就是雨雪天，小路泥泞不堪，我们才走大路。那时没有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很少，我们的“11”号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特别是秋季，更愿意走小路，遇到玉米地，可以找根不结穗的玉米，折断了当“甘蔗”吃；有瓜园的地方，叫声“叔叔、爷爷”要个瓜尝尝鲜。特别是到地里转转，偶尔找到一棵小小的桃树苗或杏树苗，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心肝宝贝一样，捧着回家种在院子里，虽然大多都没有成活。大人说，家里的地硬，没有庄稼地有营养，不好活。但那时的人都很好，没有故意破坏庄稼的。再说，地里经常有人在劳作。我们20多个小伙伴经常一起走，一路上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有时还领着去自家地里“活动”。

我的语文老师小郭按辈分是我本家的姐姐，她才20多岁，是我村里抽调的唯一的女老师。我很喜欢语文课，那些课文给了我许多美好的想象。小郭老师也经常和我们一起走小路，课讲得也好，她有一个扉页有现代戏《红灯记》里“李铁梅”头像的文摘本，经常拿着给我们读一些优美的句子。我清楚记得上面的“李铁梅”两手抓着大辫子，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我后来也设置了自己的文摘本，可能无意识就是受了这影响。她家的地每年都种瓜，她爷爷是个可爱的老头，就住在瓜园。那年，我在全公社的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三名，一天放学，他特地把我叫到瓜棚，拿出几个酥瓜：“这叫牛角酥，可甜了，给你的，得了奖奖你的。好好学，别像爷爷，一辈子睁眼瞎。”他还叮嘱我父亲：算卦的说我们这一族要出个“文曲星”，要让我好好读书。可惜多年后，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就埋在小路旁。那是我吃的最甜的瓜，至今也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小路还让我碰见了不该见的“场景”。我是班长，拿着教室的钥匙，一般上学比较早。那天，我一个人走在小路上，想到玉米地里找根“甘蔗”吃，刚走进去，忽然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稀奇的我循着声音走去，忽然看见小郭老师和一个男的像蛇一样绞在一起，躺在地上，正在“热火朝天”。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大了。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性教育”，但常听到村里的年轻人说“听房”的趣事，没想到见到了真实的一幕。我赶紧跑了出来，一下午心里“突突”乱跳，对谁都不敢说出这个秘密。事后才想起那个男的是我们的算术老师，邻村的。当时无法定义那种行为，多年后，读莫言的小说《红高粱》，知道了一个名词：野合。

纸里包不住火。他们的“丑事”很快在三里五庄传开了，学校辞退了俩人。男的希望娶小郭老师，但小郭老师的父母坚决不肯，说“丢了八辈子人”了，村里人也认为是“大逆不道”。他的父母干脆托人说媒，要把小郭老师嫁到几十里外，嫁的近了怕招“闲话”。据说小郭老师开始不肯，哭着和父母吵闹了好几天，但最后可能碍于“名声”，还是屈服了。其实，还是当时人的思想像那条小路，太窄太不开放，封建意识严重。据说后来学校的几对男女老师都结合了。

很快就要出嫁了，母亲拉着我去见小郭老师。小郭老师的眼睛哭得红红的、肿肿的，摸着我的头，一再叮嘱要“好好学习”，还把带有李铁梅头像的文摘本送给了我。并咬着牙说，再也不回来了。从此，小路上再也见不到一个妙龄少女婀娜的身影。

几十年过去了，小郭老师送的文摘本早就不知丢在什么地方了，但小路经常在脑海中浮现。我也走出了家乡，出外求学、工作，走上了一条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尝尽了辛酸苦辣，没有了那条小路上的无忧无虑。

几年前，那所联中成了乡里的重点初中，一位本村一同走过小路的校友当了校长，非邀请我这位本校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回去参加一个纪念庆典。我还苦思冥想，还拟了一副对联送给老师们：“振木铎兮发人聩，沐化雨兮启我蒙”，但学校已经没有了熟悉的老师，只有那条小路不仅学生走，行人都走了。

庆典结束，我拉着校友重走了那条小路。小路还是那么窄，路旁已经绿草茵茵，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感觉，地里不见庄稼，改成蔬菜大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