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

　　

　　打记事起，就听人说，解放前仓上是有名的老缺（土匪）窝。我小学老师的父亲当老缺，被杂牌军活埋。临死前，弟弟埋怨哥哥：要不跟你，也到不了今天。哥哥说：没事，咱下辈子还当老缺。

　　

　　村里最出名的老缺叫刘干臣。他叔叔也是远近闻名的杂牌军头儿，有人说与八路有一定联系。后来，在村北的松树林子，被人打了黑枪。据说就是刘干臣干的，出殡时，大摆筵席，周围数村，都可赴宴，持续数日，声势极隆，多年过去，仍为人津津乐道。刘干臣双枪百发百中，远近闻名。解放后，逃到东北，隐姓埋名。多年后，一次，民兵打靶，多枪不中，他偷眼暗笑，被人激将，一时技痒，取抢过来，在柳枝上系了个铜钱，挥手一枪，正中钱眼，惊得围观者目瞪口呆。有心者知此人绝不简单，暗中审查，终查出历史，押回临清审判，被枪毙了。死前放言：多活了二十年，够本了。传说他会躲枪子，打了三枪，才击中头部。

　　

　　正因这一传统，村里民风强悍，周村都很畏惧。据说，一次偷西瓜，几个人直接到了看瓜人窝棚里，用手电照醒，扔过一个麻袋，说，哥儿几个想吃瓜，去给挑几个熟的。最后，打开几个吃饱，让看瓜人将麻袋背到车上，才扬长而去。

　　

　　一次，有两人去西北的前坑村偷韭菜，为人发现，紧紧追赶，其中一人，摔倒沟里，被人捉去，吊在梁上，一顿暴打，竟活活打死。另一人逃回家里，捡了条命，被人押着，连续几日，在学校门口示众，胸挂一张牌子，站在凳子上，手拿一面锣，边敲边喊：“我是小偷，都别跟我学”。

　　

　　受村风影响，加上的确太穷，几乎大人孩子都会偷。当时有言，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

　　

　　在我家里，只有娘算多半个劳动力，因为是女人，工分不如男劳力。虽然娘年轻时很能干，但由于父亲在外教书，三个孩子都上学，还有年老的奶奶，每到生产队分东西时，分到的都是最少的。那时候，农村大部分收成都交了公粮，一年分的棉花不够填一床被子。所以，从很小我就学会了偷。

　　

　　那时候，所有土地都归生产队。大人偷，孩子也偷，并不怎么避讳人。和我一起经常偷的是小七，年龄与我差不多，小七娘与娘谈的来，走得近。

　　

　　麦子还没熟，我们就开始偷麦子。在地上挖个坑，用树枝搭上盖，放上柴火，点着，就成了窑窝。一会儿麦子就被燎熟了。到了秋天，就偷棒子、豆子、地瓜，或烤、或燎、或焖，被大人发现，也睁只眼闭只眼。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美味无比了。

　　

　　摘棉花时，娘给做了个专门的夹裤，里面留了个口，可以像口袋一样装东西。腰上扎了包袱，和娘一起去摘棉花（我们叫拾花）。大人往包袱里拾，小孩往夹裤里塞，直塞的两腿都弯不下，然后，乘人不备，趴在地上，顺垄沟爬出来，在水沟里再爬一阵，就上了大路，走回家去。然后，掏出来再回去。最后，大人分给我包袱里一些棉花，然后收工。到了生产队仓库里，先要搜身，男的由自月三爷搜，女的由妇女队长查，看没有藏棉花，然后上磅称，按重量记工分。

　　

　　光靠白天偷这点还不够。有时晚上还要偷。

　　

　　半夜，睡的正香，娘叫醒我：“小，起来，走了”。迷迷瞪瞪睁开眼，穿上衣。娘和后院的一位大姑已经准备好。这大姑姓刘，年轻时被卖到禹城，那里闹饥荒，又和丈夫回到娘家。家里一贫如洗，她在院子外种了几垄烟草，烟叶黄了，晒干，会送给娘一些，用纸卷烟。人很善良，和娘谈得来，没事就来串门。

　　

　　为避开人，我们绕过家后坑，从村北的小路一直走到村西南，这里白天也很少人走，夜里更是阴森森，过去是松树林子，张家的祖坟就在那里。从村东北到村西南，绕了大半个村，走了很久，最后走到东压寨村北的一片棉花地里。村里有个潜规则，兔子不吃窝边草，偷东西不能偷本村的，否则被抓住，会很丢脸。

　　

　　夜里很静，可以听到风吹棉田的沙沙声，偶尔还夹杂着秋虫的呢喃和蛐蛐的鸣唱。第一次半夜出来，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总是想撒尿。借着月光，摘着棉花，听见路上偶尔有人骑车路过，马上蹲在地上。后来远远看到地里还有人影，娘说，那也是偷棉花的，不用怕。她说，上次出来，有人喊了一声：谁？吓得撒腿就跑，后来觉得耳熟，原来是小七他爹，就又回去，呵斥他说：“那不是二爷吗？你干么吓唬人？”，对方支支吾吾，没趣地离开了。娘说，他是故意吓人，别人一跑，丢了棉花，就被他捡去了。实际上，他也是出来偷棉花的，想黑吃黑，捡个便宜。

　　

　　月亮西斜。等捡的差不多了，背着棉花，顺原路回家，我牵着娘的衣襟，急匆匆往家赶，除了脚步声和呼吸声，没人说一句话。回到家，插上门，心才落下去。

　　

　　第二天，娘给做了辣椒炒鸡蛋。

　　

　　除了偷，当时还流行“哄棉花”，队里的棉花摘得差不多了，到了某一天，会允许个人捡拾剩下的棉花。一般是社员到自己的生产队轰花，有时也管不住，就到其他小队甚至大队去。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扎着花包（拾棉花的包袱），在地头等着，一旦队干部发出指令，就一哄而上，涌进地里。无论是地下棉叶下藏着的，还是未摘净的，甚至是还没开好的棉花桃子，全部捡拾一空。从早到晚，带着干粮和水，直干到夜色笼罩，才不舍地回家。一连数日，天天如此。最远要到十几里外。晚上，女人们就会交流，谁拾得多，谁家出去了多远。刘大姑特别能干，一直到拔完棉花柴，都还在地里找。

　　

　　偷亦有道。娘说，只能偷公家的，决不能偷个人的。偷生产队的不丢人，偷人家的是贼，会被人看不起。娘说，我们松树院是诗书人家，门风很严，自古没有当贼的。刚解放那些年，家家有地，收成也好，民风淳朴，夜不闭户。五八年大跃进，当年大丰收，但劳力都去炼钢铁，庄稼没人收，直接犁到地里，冬天就闹了饥荒。那时人实在，饿死不做贼，最后死了很多人，人们饿得浑身无力，连死人都抬不动。后来学精了，社员谁不偷谁挨饿，就成了这样子。

　　

　　分田到户后，村里有一阵子偷风盛行，拦路抢劫的也不少，后来抓了一批，还毙了两个。前些年回家，村里富了，再没人偷窃。白天出门，从不上锁。晚上睡觉，也不用关大门。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