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的时候，我从未停止过做一件事，那就是：回到家乡。

　　

　　离开家的二十多年里，我不记得多少次往返那条路，踏进那个永远在心里为我敞开的大门。汽车、火车、出租车、高铁。像一页页日历，载着时间严肃的面孔，撕下我稚嫩的笑容，折叠成飞翔的鸟儿，抛向空中。地下，有我挣扎抖落的羽毛；脚上，鸽哨磨出的茧子时时在梦中开出一朵花来；路旁，我歇过脚的那棵小杨树，早已挺拔健硕；而今，当一切只能在梦中出现时，记忆已在鬓角跳跃成银色的浪花，像小时候家乡袅袅升起的炊烟，轻蔓的身段被走街串巷的叫卖声穿破；房前的菊花，屋后的樱桃树，还有母亲灯下的剪影，都似那时的鲜活。

　　

　　记忆里的糖，那么甜，很多年都不愿意去尝试其他，怕淡忘了当初的味道。

　　

　　小时候的夏天，似乎没有这么热，但放学的钟声一响，卖冰糕的就像约好了一样，从每条街道聚到放学的路口。一路尾随着放学的孩子，叫卖声一声接着一声，叫的树上的知了都感到了燥热，也一声紧似一声地叫着。我总是一溜小跑地跑回家，把叫卖声远远抛在脑后，然后喝着母亲事先放到水桶里冰好的山楂水，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发笑。卖冰糕的中年人把破旧的自行车停在小卖部前面的空地上，打开包着已经看不清白色的棉垫子，露出棕色的木箱子，拿出一颗裹着白纸的冰糕，送到一个脏兮兮的小手上。看着那个孩子三下五除二撕掉包在外面的纸，一边用舌头舔着冰糕，一边继续斜眼盯着冰糕箱子，然后被大人拽着，依依不舍地走开。

　　我是从来不管母亲要钱买冰糕的。那时的冰糕5分钱一颗，我从不认为它比山楂水的味道好多少，除了凉了些。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时，我们就可以吃到他带回来的点心或栗子，或者一起去小卖部买一角钱五块的糖，红红绿绿的糖块可以随便挑选，还可以保存好几天，并且吃糖时，我们有很多乐趣，父亲会在一只手里放一块糖，而另一只手是空的，两只手攥成拳头上下晃动几下让我们猜，谁猜对了就可以先吃到那只手里的糖，猜错的就会被父亲在手腕上画上一只手表的图案继续等待，最后，我们可以鼓着腮、吐着舌头互相追逐着看谁最后一个吃完。而最小的妹妹到姐姐的孩子上学时，还习惯在他的手腕画上表的图案。

　　

　　母亲想说：掉下去你就爬起来，我给你带了衣服。但没有说出来，只是握紧了手里的书包。

　　

　　上初三时，父亲已调回当地工作，而我的学校却离家有十多里路远了。新修的滦河大堤在我上学的路上逶迤绵延。清亮的河水闪着诱惑的光，似乎顺着它走下去，就能看到生命中一种从未遇见的新气象。父亲上班骑的是一辆旧永久自行车，永久车的梁是横在前面的，而我因为离家远，拥有了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梁是斜的，便于上下，母亲还为我做了一个红色的座套。那种兴奋在当时是没有哪个词语敢站出来做陪衬的。因为那时年轻人结婚只要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三大件，就相当于现在拥有了一、二百万的房子。自行车尤其是身份的象征，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象现在的宝马。可骑上它才发现，原来的路没有了，河堤不紧是土路，而且只有半米宽。当初的兴奋劲一下子在战兢兢中沦陷，顾不上周围同学羡慕的眼神和啧啧声，使劲握着车把，可是车轮还是不听话地左右摇晃，满脸的汗水滴在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清亮的河水似乎也发出嘲笑的声音，终于在前面一个同学连人带车落入齐腰深的水中时，自己也吓得跳下车来，一直推到学校。

　　自行车被放了假，只有车上的那只鸽子每天目无表情地看我几眼，然后又垂头丧气地低下头去。我终于被母亲带到河堤上了。她手握车把，肩上背着我的书包。表情严肃：眼睛看着前方，手握紧车把，不要看河水，也不要看两边，脚用力要均匀。记住，你不要把它当成半米宽，就当是柏油公路，我不允许你掉下去，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我是骑车的女生里唯一没有掉进水里的一个。

　　

　　我一遍遍回忆那时的情节，镜头却总是停留在母亲站在门外等我回家的那一刻。

　　

　　儿时的夜晚，习惯了母亲干活我们写作业的彼此陪伴。她把父亲带回来的一面无字的纸装订起来，给我们用作验算纸，并用一张白纸做封皮，写上“语文、数学”等字样。我会学着母亲的样子用尺子一页页打好格子，一个漂亮的本子就诞生了。我更多时候是舍不得把它用做验算纸而是用作作业本的。母亲做这些的时候，一缕头发总会从额头垂下来，因为母亲的这个镜头，我也在那时学会了一笔画出一个侧脸的剪影。
 

　　高中时代的住宿，就预示着开始了离家的日子。上学、工作、成家，在外的时间从一周、一个月开始递增到半年、一年。我的离开，母亲的生活里也多了一项任务，她会每天晚上坐在沙发上，雷打不动地等着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看完了当地的天气，再看我所在的城市，如果是阳光明媚，她会面带笑容地站起身，如果有雨有雪，她会嘴里一直念叨着：你姐姐那天气不好，打个电话告诉她上班可要小心些，路滑不好走的。

　　回家的想法是冲动的，一个梦中的画面，一个久违的电话，都会牵动回家的情节。以前考虑到坐汽车、火车需要买票，现在开车就可以走了。但每次的回家我都当做上学时的回家周。路会变得平坦舒畅，心也顺着路提前回到家中。煎炒烹炸的香味混杂着锅碗瓢盆的轻触，穿过几条街道，回响在耳畔，尤其肉丝炒饹馇是我每次回家的必备菜。姐妹们早早在家等候，母亲则是边准备饭菜边看着外面的汽车，时间差不多时，车拐过一个弯，我远远就能看到母亲站在门口眺望的身影。和每次一样，定格在心中：头发被风吹起，肩膀瘦削，身体单薄……

　　离家的时间超过了和母亲相守的时间，我感觉到时间在变老了，我越发想念父母和那个留有我童年乐趣的地方。我期待我能腾出时间守在他们身旁，像小时候一样，种几盆菊花，看着白白红红的花朵兴奋地手舞足蹈；种一株樱桃，用红色的杯子盛满一颗颗白色的珍珠，拿一颗，含在嘴里，甜到心里。然而，母亲却没能赢过时间，这一切我还没来得及做，陪伴她一生的老挂钟在我猝不及防的惊愕中停止了摆动。

　　母亲走了，一直在家乡牵挂我的那个人走了，我发现我得了一种巴金老人的病——忧郁，这种基调开始贯穿我的生活。我在屋后的小路上一个人走着，想象着母亲会向我走来；我在餐厅的饭桌上会停住筷子，看着母亲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对着我笑。我开始享受母亲带给我的这份忧郁。母亲肯定不知道她的离开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动荡和慌乱；不知道父亲怎样无助地在外奔走，等到街上的霓虹渐渐隐去，才不得不坐在她坐过的沙发上，等待睡意的降临；不知道姐妹们踏进家门时，还会习惯性地喊出那句“妈妈”，却在没人应答时才明白沙发上已没有你的身影。

　　我曾用活了四十岁的曹雪芹、五十岁的司马迁、六十岁的屈原、七十岁的蒲松龄，这些生命的长度逊于或同于母亲的人来安慰自己，母亲无法跟这些可以用“伟大”做修饰词的文化先祖们相提并论，但作为普通人，我没有让母亲名垂千古的渴求，只想让她留在那里，让家里冷却的温度转暖，枯萎的希望返绿。

　　

　　我经常会把这个“家”字写在纸上，放大几倍，然后对着它发呆。有时觉得它像一所房子，母亲就是罩住全家人的房顶，房顶一旦失去，剩下的就是蜷缩在风雨中的我们；有时又觉得像一套组合一起的家具，抽掉哪一个零件都会散架。

　　我看过一个念过六旬的人写到他逝去的母亲，他说：母亲走了，我成了孤儿。这句话把我泡在泪水里哽咽的上气不接下气。

　　在曹文生的《动物，衔着往事》里有一个场景，描述一只喜鹊三次挪窝，却不离开那棵枯死的树。曾怀疑喜鹊的智商和思维存在问题。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在这棵树下，一场雷电烧焦了它的爱人，所以周边再茂密葳蕤的大树都不曾吸引这个活着的喜鹊，而是守着这棵干枯的大树，三年不忍离去。

　　“半生无根着,飘转如断梗”，中国人“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的恋家情怀，让我时时寝食难安。那个叫家的地方，我总想回去，只为给遗像前的母亲，倒上一杯水，对她说一句：妈妈，你能陪陪我吗？我真的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