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母亲与我好酒，父亲与弟则嗜烟，各持半壁江山。

父亲不善饮酒，夏日里要是喝上半碗啤酒，必定青筋暴露，黑脸里透出些紫红，呼吸也明显急促起来。或许正因为他的不善饮，所以对我们能喝下这么多酒总是好奇，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我们喝酒的包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未成年的我求学于四明湖畔，那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为人父母对于子女的牵挂总是相同的。那一次，三叔去四明山深处的晓云有事，父亲便与他一道同行，特地在梁弄下车前来看我。当我把他们带到宿舍，父亲递上了顺便给我捎带的东西：除了几十个自腌的咸鸭蛋，居然还有两瓶竹叶青好酒！

喝酒是当时的校规所不允许的。就在前些日子，隔壁班级的同学就因为喝酒刚受过处分。看着父亲带来的两瓶酒，我立刻埋怨开了：“你什么不好带，偏要带酒！”

父亲有些不解：“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所以才带的。”

当我不耐烦地把原委说清楚之后，父亲像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嗫嚅着说：“我……我又不知道你们的校规。”

最后还是三叔说的和：“都已经带来了，你就先放着吧，不喝总不会被处罚的。我们还要去晓云，带着酒也不方便。”

就这样，父亲乘兴而来，沮丧而回。

现在想来，那时候埋怨父亲，真的很不应该。父亲只想以他的方式表达他对孩子的关爱，而年轻的我根本不懂，也体谅不到他的那份心。不知当年他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境离开我的学校的。

大概十余年前，已经60多岁的父亲突然整理出了那些多年不用的农具，并且郑重地向我们宣布：他又要种地了。我们都不解地望着他，我们家的那几亩承包地早已被征用得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一亩挂零，很多年来也一直由别人耕种。我曾经向他建议在地里种些自家吃的蔬菜，他也懒得操持。如今又要种地了？

父亲却信心满满地告诉我们，他要在地里种粟酿酒。他说我们娘俩爱喝酒，市面上一般的酒还不如自家酿造的，村里不少人家在种粟酿酒，他也要这么做。再说冬天还可以种油菜打油，一举两得。

然而父亲终究不是个勤快的农民，这粟种下去就不怎么收拾，所以总长不好，第一年才收了四五百斤，第二年更少。后来他干脆就懒得种了，变成直接向人家收购。

那些年，家里每年都要酿烧几百上千斤的白酒。我除了出钱，其他的事全由老父亲张罗。他买粟买炭，借缸买甏，请酒师傅，酿酒藏酒，总是忙得不亦乐乎。酿酒那天，还会请上他那批老伙计来家里聚餐热闹一番。

酿完酒后，面对着屋子里排排堆放的大小酒甏，他总是笑眯眯的，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数给每一个来串门的邻居看，计算着酒的总量，那份成就感、幸福感溢于言表。若有人想出钱问他买几斤，他则一口回绝：“我们家的酒不买，他们自己喝都还不够呢。”

直到两年前这工作才不得不停止，因为那年的9月份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在与病魔抗争了差不多两年之后，今年8月份我的父亲辞世而归。然而这些年他为我们酿制的数十大甏烧酒却依然整整齐齐地叠藏在我家的车库里。这些酒应该足够我下半辈子喝的了。我想，以后每当我端起酒杯的时候，父亲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像多年前那样，他抽着他的烟，我喝着我的酒，虽然相对无言，但岁月足够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