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飞机场”

这里所说的“飞机场”不是现在的机场，而是老家一块土地的名称。

这块地叫“飞机场”是有渊源的：一是这块地非常广阔。具体亩数记不清楚了，反正在上千亩以上。老家所在的县自古以来盛产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尤其是小麦，至今还是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县”，而小麦的主产区就在老家那一带。老家位于古老的卫河南岸，叫卫南坡，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粮仓。相传属于古卫国。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卫风·硕人》《国风·载驰》等据考证都可能出于此地，所谓的“郑卫之声”也与此地有关。对这些考证无辨真伪，但老家却真有一条河，叫卫河，据说附近曾有一座卫王殿，小时候还在那里挖出大量的陶罐、陶杯、陶碗等物，据说很值钱。“飞机场”就在卫南坡上，属于三个村子和一个国营农场的土地，但大部分是属于我村的，另两个村子属于另外两个县，所以“飞机场”是名副其实的三县交界之地。特别是一到夏天，千亩的麦子绿油油的，微风吹来，“沙沙”作响，布谷鸟“咕咕”的叫声悦耳动听。省电视台早年的一部纪录片《农机千里走中原》就是从这里开拍的。村里的年轻人还因此“缠”着支书买了村里的第一部黑白电视机。这里为方便灌溉，很早就打了一口深水机井。当时可是“大事”，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还出席了出水仪式。二是这里确实停过飞机。老人们讲，那年出现了蝗灾，成群的蚂蚱遮天蔽日，国家派飞机撒药救灾。有一年，飞机还来撒过种子。

“飞机场”对我们小孩子无疑是一座天然的“游乐场”。那时候，几岁的小孩也得参加劳动，主要是拾麦子等轻便的活。干一会累了，我们就不想干了，就想玩耍。记得领我们干活的一位外号叫“憋劲”的本家爷爷慌了，口不择言地总用毛主席语录“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拾吧这块拾那块。孩们，不能去玩，再干一会吧。”我们哄然大笑。他和大多数人一样，从心里很敬爱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逝世那年，我看到“憋劲”爷爷蹲在地上痛哭：“毛主席走了，我们怎么活呀。”上小学时，“飞机场”“开辟”了几十亩瓜园，瓜园的负责人就有这位“憋劲”爷爷。我们十几个孩子经常去偷瓜，一次把留的丝瓜种瓜给偷了吃，“憋劲”爷爷不高兴了，跑到学校找我们，“批评”：“孩们，这回你们知道了，种瓜又老又涩，不好吃，再想吃瓜，直接找我吧。”后来，我们又去了很多次，都是直接找“憋劲”爷爷。他总是挑又熟又大的瓜摘给我们吃，还一个劲的嘱咐“好好念书。”后来，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人们的干劲更足了，“飞机场”也一年比一年丰收，小麦亩产上升到千斤以上。“憋劲”爷爷就是在“飞机场”割麦子时突然晕倒的，抬回家不几天就去世了，按他的遗愿，安葬在了“飞机场”。

在“飞机场”，我们小孩子干活没有玩耍的时间长。特别在春、夏、秋季。三个村和一个农场的孩子一起比赛“推铁圈”、“打面包”、“打饵”、“扔玻璃球”等游戏，有时还搬起一条腿，蹦着互相“顶缸”。有时偶尔也有闹“矛盾”的时候，通常便以“武力”解决。各村的孩子聚成一团，互相以“投坷垃”的方式“打架”。但不久就和好如初，又做起游戏来。大人们不但不吵，有时还给我们加油助威。时间一长就该催我们了：“别玩了，该干活了。”上大学时，在校刊上看到一篇散文，记述了类似的游戏。我找到了这位作者，谈起童年的记忆，他兴奋地说:“你是‘分机场’的吧，我也是，只是我们不同县。”大学在南方，北方的老乡少，我们两个县的老乡经常聚会，毕业后又各奔东西。这些年，手机普及的很快，那位同乡约了“飞机场”周边的村子20多个人，有上学的、当兵的、打工的，反正大都是离开老家在外边工作的，要组织一个微信圈。商量要取一个什么名字，我们不约而同：“‘飞机场’”。

“飞机场”庄稼丰收，野菜也很多。小时候穷，“剜菜”（挖野菜）也是孩子“必备”的功课。姥姥家就是“飞机场”附近的村子的，春、秋时节，小姨总要到我家住几天，经常带我“剜菜”，回家洗净撒上一层面粉，上锅蒸熟，吃起来很香。我记得，有两年，“飞机场”里“马食菜”（学名‘马齿苋’）很多，小姨领我采了很多，蒸熟了特别好吃。这些年，生活好了，加上常年在外地求学、生活、工作，已经好多年不吃老家的野菜了。小姨的小女儿在福建打工，遇到了一位内蒙古的小伙子，远嫁到内蒙古，小姨去了内蒙和女儿生活，几年不见了。今年原来说好回老家，因为疫情，只得还在内蒙过年。年三十，表妹把做好的年夜饭拍了照片，发了手机微信，我看到一盘烧好的野菜，依稀有点面熟，便回短信问是什么菜。几分钟后，表妹回短信说：“马齿苋，超市买的。我妈说，‘飞机场’的最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