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杀人魔王》，是一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与中国人有关，但却是中国人有意而努力遗忘的一段惨痛历史。美籍导演欧本海默以六年时间，访谈了当年众多的屠杀华人的刽子手，探问何以原始的杀人方式竟致数十万华人于死地？在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施暴虐杀的过程中，有无不安愧疚？过去了这么多年后，进入暮年的杀人凶手们对当初这种令正常人感到股栗的血腥恐怖行为有无悔意？等等。让这些逃避了惩罚的当事人在镜头前说话，记录下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描述还有表露出的以杀人来创造历史的荒谬自豪感。还原令人战栗恐怖的历史场景。访谈的主角，称为暗杀队队长的安瓦尔。他在镜头前，以略带炫耀的自然神情，讲述着他最喜爱的种种杀人方式，比如他说自己非常喜欢用铁丝来勒杀，因为这种方式不会让他喜爱的衣衫沾染到死者的鲜血。并说他在每杀死一个华人后，以唱歌跳舞表示庆祝。
　　
　　当然，了解发生屠杀事件的源起，不得不回到当时。事件总的背景，根源于印尼一九六五年苏哈托对共产党的清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独立，国父苏加诺执政。其执政理念是主张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平和信仰神道，执政理念包容驳杂，将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融合一鼎。实际上，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此讨巧的执政理念颇具政治风险，对共产主义的宽容亲近，造就了无处不在的印尼共产党，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党，拥有三百万党员。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华人，这一特点被认为是中共输出革命的重要渠道。冷战初期，将共产主义看作为一种红色扩张势力令整个世界心生恐惧，美国因此出现了极端过敏变态的麦卡锡主义。印共党势力的壮大，为印尼的政局和未来埋下了不安定的伏笔。虽然苏加诺本人表现出亲苏亲共的意向，虽然其政治理念三元并存以示不偏不倚。但要在一个驳杂多元的种族（印尼有三百六十六个种族）文化中保持政治的平衡如同徒手走钢丝般绝非易事，因此，明显的亲共姿态让印尼共产党在实际上有些肆无忌惮，仗着人多势众，公开打出反西方反美帝的旗帜，与当时冷战格局下中国苏联与美欧对峙的态势遥相呼应。在电影院甚至不允许播放好莱坞的电影；印共党政治实践缺乏应有的策略性和包容性，充满理想激情，棱角分明却又机械僵硬。因为宣称掌握了绝对真理和人类发展的终极规律而产生俯视众生的自大傲慢，必然表现为咄咄逼人而令人疑惧生厌的态度与行为。在政治上表现出的锋芒和难以通融必然会伤害当地的多元文化。至少让不同政见者感到不舒服。因此必然树敌过多。在多种矛盾交织中，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苏加诺的卫队长翁东发动突然袭击，传说要对亲共的苏加诺发动政变的将领委员会的七名主要军队将领的住宅突击，当场打死三人，逮捕四人，其中一人翻墙逃跑，而最有权势的陆军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却只身在外，结果使其从容调兵布置迅速反扑，捕杀了翁东，还有印尼共产党的领袖艾地。艾地曾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以印尼共产党主席身份访问中国，将天堂鸟标本作为礼物呈送给中共领袖毛泽东，并将毛泽东奉为自己精神的导师，毛也的确把他看作自己的好学生，两党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但不曾想，两年后艾地竟然死于大屠杀。这既是国际共运的严重挫折也是一个好学生的夭折，公私两伤，可以想见当时伟大领袖闻此噩耗该是一副多么灰暗的心境。于是，中国的伟大领袖极为罕见地为一个外国共产党领袖命词悼念：
　　卜算子
　　悼国际主义战士艾地同志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以艾地的被杀为标志，开始了对印共的血洗。印共党中华人数量甚多，屠杀中首当其冲，到后来，无论是否是共产党，都因华人身份而无端被残杀。据不完全统计，死于这场血腥屠杀者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包括三十万华人。一九六七年苏哈托上台，苏加诺被幽禁。开始了一个长达三十二年的腐败独裁的苏哈托时期。一九九八年苏哈托又一次当选，结果引发了对其厌烦的民众抗议，迫使其下台。二○○八年，八十五岁的苏哈托给印尼留下了腐败的政治遗产后去世。媒体总结苏哈托集权统治的垮台可以用三个“三”来形容：三十年的鸦雀无声(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一九九八年五月，苏哈托统治印尼共三十二年)；三个月的街头骚动(一九九八年三月十日苏哈托未经投票第七次当选印尼总统，引发民众抗议，五月二十一日苏哈托下台)；三天之内的土崩瓦解(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苏哈托从公开表示不辞职到公开辞职)。
　　
　　《我是杀人魔王》反映的就是一九六五年的屠杀事件。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当时亲身参与了这场屠杀的刽子手。有一个长得颇像黑人的安瓦尔，事件前是一个在电影院外高价倒卖电影票的小混混，或者叫流氓。但影片中借用很多政界要人的口吻，对流氓做着正面的解释，说实际上流氓就是自由人，而社会不能只由体制内的人构成，还必须要有体制外的人加以补充。这种貌似的宽容，实际暗含着对这种体制外力量的谄媚和利用。因此，带有流氓特色的，在印尼社会中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五戒青年团”，如同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有着所有政治家都无法小觑的社会影响力和重要性。将这一组织看成是解决诸多棘手社会问题的非体制的重要政治力量。影片中一个身份为五戒青年团成员的成功的商人向采访者说，我将价值两亿的一块地贡献给了鸟类。表示他通过此举成为了主流社会的一员，而且巨额财富得自于他的这种身份。政府都要依靠他们来解决政府的难题，比如，印尼政府若要从民众那里买地，花费很大成本很高，而且民众还不一定会买账，这时无计可施的政府就会让五戒青年团出面，只要他们一出面，想用多少钱都可以买到。显然，面对他们，普通民众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勇气？为了说明他们的力量，让摄像跟拍他们平时的活动，只见他们到了一家华人的店铺中去勒索要钱，华人小老板面对这些人的蛮横索取，毫无反抗能力，甚至连表示异议的表情都没有，逆来顺受地按照他们的要求乖乖交钱了事。由此可见五戒青年团的无赖匪气透着肆无忌惮人莫予毒的霸道张狂。
　　
　　一九六五年对数百万人屠杀的凶手，主要是这个由流氓无赖们组成的民间黑社会力量。而影片主角安瓦尔，这个在影片中已经是古稀之年面带慈祥的老人，在这场屠杀中，他一个人竟然亲手残杀了一千人之多！令人惊骇不已的一千人！如此凶手，当面对他时，我们还能称他为人类文明意义上的一个人吗？经过了近五十年，安瓦尔还有那时一起杀人的伙伴们，面对美国人安东尼奥拍摄这一历史事件的要求，不但不回避拒绝，按着常人理解的那样讳莫如深，极力掩盖，反而不可思议地理直气壮，神色坦荡，带着有成就感与历史感的自豪，深情面对镜头指认杀人地点、讲解杀人细节，重现血腥场景，对着镜头努力而认真地对杀人的细节再现做着精心的挑剔审视，以此来表明他们通过这场杀人而成为历史见证人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并宣称要忠实地给后代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面对镜头安瓦尔回忆，最初杀人时，用刀，结果喷射淋漓的鲜血飞溅到他心爱的衣裤上，于是改进了杀人方法，将被害者双手反绑在立柱上，再用铁丝缠绕在脖子上然后两人用力勒毙。对着镜头，与伙伴一起作具体的动作示范。并说这样，就避免了弥漫的血腥。记者问他们这样做是否涉及到良心不安的问题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所有参与屠杀的人都觉得在做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说当时有一部专门用来宣传的电影，非常有煽动力地描绘了共产党如何凶残地对待民众的。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心中对共产党的仇恨就是这样被别有用心的宣传培养起来，形成了一种民众基本的、共同的情绪和意识。所以，当宣传深入人心，仇恨被调动起来，杀人就成了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正义之举，自然就成为了一种维护某种道义的必须的事业。杀人越多，成就越大。被杀者在宣传中被赋予的凶残已经让刽子手行凶时免除了良心拷问的责任。
　　
　　其实，细看历史，尤其是当代史，这种屠杀，其过程都有高度的相似处，那就是通过逼真的描绘渲染先将被害者刻画定义为凶手，作为道义的制高点；然后把激发起来的大众仇恨作为必须杀人的理由；再然后，鼓励失去了理智的群氓充当凶手，面对敌人的老弱妇幼放心无忌地举起刀来，草薙禽狝，一片血色。一九六五年的印尼、一九六七年的中国、一九七五年的红色高棉，一九九四年的卢旺达、一九九八年的印尼，科索沃、无不如此。找一个理由放纵兽性去大规模地杀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道德障碍。到最后，杀人者总会流着鳄鱼的眼泪向世人理直气壮地继续宣传说，当时如果不大规模杀人那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虽然杀了人，但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杀人是构建某个更好状态的不得已的代价。所以，历史往往是杀人者书写的，这一点，作为凶手的安瓦尔向记者说要给后代一个忠实的历史时也就道出了这一真谛。
　　
　　影片中已经到了老年的刽子手们，认真回忆并按照导演的要求重现当时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过程。安瓦尔饰演一个即将被杀的共产党人，当八号粗铁丝缠上了他苍老起皱的脖子时，他真切的情景体验中有了一丝推己及人的恐惧感。在这一过程中，他有了一些触动，到最后，面对镜头也竟然有了一点带有忏悔意味的眼泪。毕竟过去了五十年，在文明的社会熏习中强迫式地逐渐淡忘了曾经无秩序下荒蛮的残暴。当再现的情景面对当下的环境时，才觉得有了刺眼刺痛的对比、矛盾和荒谬。就像电影中数次出现的那个场景，一排身着艳丽裙衫的漂亮女人，从一个巨大的道具鱼身中穿过巨大的鱼嘴婀娜而出，面对青草铺地的海湾载歌载舞，海湾对岸山顶如砥，影影绰绰中，只见雨帘遥挂云下，似人间仙境一般，旖旎柔美的风光映照着舞蹈者冶容魅惑的风情。这么美好的地方五十年前竟然发生过血腥的屠杀，在兽行肆虐的人群中竟然也能有这种柔情蜜意的人性，的确令人怀疑其真实性，前后对比，仿佛是超现实主义虚构的一个荒谬的电影场景。时间改变着世界，改变的世界却悄无声息地隐藏遗忘了曾经让人泣血心悸的故事。
　　
　　为了捍卫理想而杀人。在这一点上，最初的共产主义也不能幸免。比如苏联的肃反，当时这样做据说是在维护崇高的理想和主义。但谁是谁非是却是由最后活了下来的人说明，能够说明杀人理由者，就成为了胜利者。从历史看，共产主义者死于自己人屠刀下的真的不能算少。而印尼大屠杀，二百五十万人，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殉道者。但这么多人的牺牲，并没有带来最后的胜利。从此而后，伴随着华人避难于他国，共产主义在印尼消失了。到了一九七五年的波尔布特掌握政权，扫除了货币和城市，随之将一九六五年印尼的大屠杀重演在柬埔寨，S-21成为了这个屠杀的标志。当然这次共产主义者扮演的不是被杀者，而是杀人者。并且似乎是变本加厉，将印尼被屠杀积压的仇恨报复性地释放在柬埔寨穷困而可怜的国民身上。而且杀人成为体制化的持续行为，这点又完全不同于印尼的屠杀模式。也是不完全统计，柬埔寨死于红色高棉屠刀下的竟然有二百万之众，几乎是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次依旧和印尼一样，华人被害者达到数十万，椎心泣血的哀嚎求助却毫无响应。在柬埔寨的越南人也被屠杀了不少，绝望中向自己的祖国求助，于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越南军队挥戈西征共产主义的红色高棉，解同胞倒悬之苦厄。不曾想，被侵略国家的民众却将入侵者当作解放者，箪食壶浆以迎越师，残喘待杀的柬埔寨人对入侵者的救命之举感激涕零，为越军立碑以志没齿不忘。拯救生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竟然瓦解了博大一统的共产主义。
　　
　　其实共产主义之间也从未停止过纷争，五十年代的匈牙利、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六十年代末的中国苏联、都是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上演的全武行。这足以表明，共产主义真是斗争的哲学，而且斗争不分内外，如果有敌人当然就和敌人斗；如果没有敌人，那就把自己的一部分人当作敌人来对待，这样才能生生不息地斗争下去。毛泽东说，几亿人，不斗行吗？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一个民族就在斗争中相互成为了敌人，从而培养了一个对世界充满仇恨的民族世界观。所以，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最大的威胁，不是外在的敌人，而正是我们自己。
　　
　　这部影片的作用，就是向后人表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遮蔽了人性中的邪恶，实际上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野蛮暴力凶残杀戮的原始状态。当人类固执在意识形态中，不愿以宽容对待不同的意见者时，就时常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试图解决原本是以对话交谈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当不同的意识形态将对方看作是必须消灭的敌人时，人类就会抛开所有的文明的规范道具，不顾一切地用武器放大了恶意和暴力相互地残杀。无数的生命就因此化作了累累的尸骨，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做了祭奠，这是真实的人类历史，但却不是人类历史的目的。避免重蹈覆辙就要记住这血淋淋的历史，尽管记住它是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