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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传颂着抓特务的故事，那时的电影也经常放映着抓特务的镜头，譬如：《铁道卫士》、《跟踪追击》等影片，都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让人们津津乐道。其实，政治和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现在想来，那时讲述抓特务的故事也好，放映抓特务的电影也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引起人们对抓特务的高度警觉，严防特务分子窃听、窃盗国家和军事机密。 抓特务也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当年那种抓特务的敏锐性就是从两方面来的，那时全国性的大背景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初期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恶霸匪首、反动党团骨干伺机进行破坏。1962年，美蒋又勾结叫嚣窜犯大陆，向大陆派遣了一批特务。现实的阶级斗争促使着也自然形成了反特意识，因而就出现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抓特务的局面。 我的老家乔家村有着特殊的小背景，曾是平度县抗日战争根据地，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后，全县民兵训练基地就设在那里，因而对抓特务更加敏感。老家还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两面环山，山上深洞、密林很多，更要防范特务潜伏隐藏到进来，那时，村里的大喇叭也时而广播着抓特务的事，因为潜在着一种威胁，所以，从大人到孩子们都绷紧了抓特务这根弦，从四面八方防范着特务分子，有时发现东山上闪动着一团团磷火，都要揉揉眼睛审视半天，疑心是特务联系的信号弹、手电光，有时还紧急组织民兵“咚、咚、咚......”地跑到山上，一看不是特务，再跑回来。大队的值班民兵每天夜间背着全自动步枪、带着手电筒轮流巡逻，注视着每个角落。在学校里，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要提高抓特务的警惕性，遇到可疑的人要进行盘问。我和小伙伴们上山割草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经常在山上见到散发的传单，那时看到散发的传单都是彩色的，制作的都很精致，上面有图案，有反动标语口号，那时学校领导开会要求，捡到传单后不要看，更不能传阅，要立即上缴。捡到传单上缴的，都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表扬。这样一来，大家抓特务、捡传单的热情更高了，班主任老师还在捡到传单的山上，组织学生进行拉网式搜寻，结果也没有太大的收获。我们还经常捡到压缩饼干、罐头、食品什么的，传说是特务分子从飞机上扔下来的，都没有敢吃的。那时抓特务的风声很大，经常抓特务，结果连个特务影子也没见着，因为从台湾混入或潜伏在大陆境内的特务就很少，到了内地就更少了。儿时的我对抓特务感到特别好奇，听着一个个抓特务的传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还亲眼目睹过一次民兵抓特务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感到很有意义，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很有意思。 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傍晚，我正吃着晚饭，突然，邻居小伙伴们急匆匆地闯进我家，急喘着气说：“大队民兵从山上抓到了一个女特务，押在村西头的一个民兵排长家里，咱去看看吧？”他刚说完，我连饭也顾不上吃了，就和他一起小跑过去，到了那里一看，这家里东间里炕东面炕沿上坐着一个陌生人，炕西面坐着一个民兵，地下已围满了人，正间里也站了许多人，几个民兵都背着枪在院子里溜达着，一看那阵势就感到很震撼，我那时很小，只能挤着从人缝里看个大概，有人就指着炕东面的那个女人说，就是那个，我这才打量了她两眼，这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长得身材微胖，脸很白净，穿着比当时的农村妇女入时，打眼一看，还真有点儿像电影中的女特务。傍边有人说：“说不准还真是个女特务”，有人接着就反驳：“现在没弄明白，别乱说，说不定是走迷路的呢。”这时，几个民兵就开始轮流着审问她：“你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到这里来干什么？”无论怎么问，她连一句也不回答，脸上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样一来，猜疑性就更大了，有人就怀疑她是潜伏下来的女特务，假装哑巴，她肯定什么也不会说的，有人就说她可能真是哑巴。民兵们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把她押到了大队民兵连部，民兵连长也毫无办法，放了吧？害怕放走了特务，在这样严峻形势下，谁敢放？不放吧？又怕抓错了好人。最后，民兵连长抓起了摇把子电话，直接拨通了公社武装部，汇报了情况，又连夜派人把她押到了公社武装部里。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消息了，后来听说，公社武装部又把她押送到了县武装部，县、公社武装部都对乔家民兵连提出了表扬，多奖励了几支枪。 亲眼目睹了这段不寻常的抓特务经历，使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管抓的是真特务还是假特务，当时人们的那种警惕性就足以说明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 抓特务的故事拿到今天来讲就当成了一种笑话，但在当时确实是一种神圣的使命，这也是非常时期与和平时期的不同。现在，我们处在一种和平的环境中，国人似乎放松了警惕，但国外敌对势力侵略我中华之心不死，仍在向我国派遣大批间谍特务，窃取我们的情报和机密，现在的特务因为高级、隐蔽、不易发现，所以，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布下天罗地网，让这些间谍特务毫无藏身之地。 乔显德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