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白马寺内有一对联“宝笈东来，经归清凉，法藏兰台贯古今；金人西应，声焦化下，寺启白马昭日月。”最先将佛教传入中的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也许没有想到，佛教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

　　再过六十多年，中国第一座古刹洛阳白马寺就两千岁了。两千年的岁月，许多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悄然改变中，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中国本土化。佛教原本是外来宗教，在两千年间，演化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大凡来到白马寺拜访的人，大多都是为了感受近两千年来沧桑往事。
　　
　　白马寺在古都洛阳城东十二公里处，北依邙山，南望洛水，隐身于郁郁葱葱的古木丛中，红墙青瓦的殿阁和高耸入云的宝塔，显示出它与众不同的风采。中国第一古刹称号迫使每一个人来访者不得在这里不小心翼翼，屏息凝神。
　　
　　洪钟响起，香烟袅袅，漫步寺内，近两千年的古朴与厚重油然而生。“祖庭衣钵遍名山，白马真经传奕世。”在寺内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看到了这副对联，它写透了白马寺，浓缩了近两千年的时光。
　　
　　在人们眼中白马寺已演绎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类似今天人们说的标志性建筑。这座象征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建筑，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即公元６８年），而它的缘起却要从“白马真经”的故事说起。
　　
　　公元６４年的一天，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第二天早晨，皇帝召集大臣，说到此事，太史傅毅答曰：“臣览《周书异记》，谓西方有大圣人出；灭后千载，当有声教流传东土，陛下所梦，将无是乎？”汉明帝听后即遣大臣中郎将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
　　
　　当时东汉建立不久，还没有取得完全控制西域，因而他们走得非常艰难。可以说，一路西行，饱受磨难。据说最后抵达阿富汗一带时，出发时的18人仅剩下了蔡愔和王遵两人。碰巧他们遇到了在那里游化宣教的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还见到了梵本佛经六十万字及释迦牟尼白毡佛像。东汉使者敬请二高僧东赴震旦弘法传教，便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极为礼重这两位高僧，躬亲迎奉并请其禅居鸿胪寺。
　　
　　翌年，汉明帝由敕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建起一座精舍，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便命名这座精舍为白马寺。就这样，佛教便正式传入中国了。
　　
　　“寺”在中国原本是指的官府机构。我国古代三公所居称为“府”，九卿所居称为“寺”，秦朝凡宦官出任外庭职务，官舍统称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后来官府都引申为官寺，自从出现白马寺后，寺逐渐成了一种专有的称呼，到了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又以“伽蓝”为寺的名称，隋炀帝大业中有改为道场，唐朝复改称寺。
　　
　　这些称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佛教接受程度的变化。今天人们往往将寺和庙连在了一起，笼统地称之为寺庙。其实在古代寺是外来宗教的宣传场所，供奉的佛；而庙则是为纪念忠贞优秀人士建立的场所，规模要比祠大，如文庙、关帝庙等等等。从大层次上来说，寺里的佛超然世外，庙里的神偶像化的人。
　　
　　有人说，佛教传入我国时，西域同汉朝的处于隔绝状态，蔡愔和王遵的西域之行实质上也是一次侦察性活动。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当时汉明帝派遣１８人前往西域求佛法，其实就是为了调查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公元７３年，窦固出击匈奴，追之天山，夺得伊吾庐地，又遣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至此，西域才又一次归属中央政府，此时，西域已经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６５年了。
　　
　　我们抵达白马寺时正是９月底，秋雨飞舞，天上地下都湿漉漉的，促人清醒，细雨洗去沾染白马寺中的尘埃，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白马寺并不大，仅有２００多亩；山门前１５０余米处是新建的石碑坊，过碑坊后，就是放生池，再从三孔石拱桥穿过，经广场入山门后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五层殿堂等。整个建筑群左右对称，体现了中国特色。
　　
　　历经沧桑的白马寺，在近两千年的岁月中几经重建。如今仅有山门的部分券石为汉代遗物，这还是人们从工匠的姓氏名字的字体上判断出的，算是白马寺内最为久远的文物。
　　
　　“白马”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我们也不例外。山门前两匹石马站立左右，温顺乖巧，完全没有汉唐作品中昂扬蓬勃的气韵。它们是宋代的作品，由青石所雕，马高1.8米，身长2.20米。据说原为宋代太师太保、右卫将军、附马都尉魏咸信墓前之物，三十年代白马寺住持和尚德浩法师，将这两匹石马迁置于寺门前。
　　
　　进了寺门沿着左右两边的甬道一路前行，就抵达白马寺的最高处清凉台，传说这里是汉明帝刘庄乘凉读书的地方，白马寺建成后，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移锡其内，在寺内清凉台共译出了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佛说四十二章经》。
　　
　　汉代的白马寺到今天的白马寺，几毁几建，可谓是经风沥雨，折射出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历程，见证了改朝换代的兴亡。在这中间有北魏的大兴佛教的举措，也由唐代毁佛灭佛的手段。
　　
　　可以这样说，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发展却在中国，毫无疑问，这种发展却是非常艰难的。白马寺内有座焚经台，就见证了这种艰难。传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佛道之间展开了辩论，当时贺正之、褚善信等６９０名道士上书汉明帝要与“西域胡僧较试优劣”以辨真伪，于是在城外筑二坛，佛、道之徒用火焚烧两家经书，结果道士经书化为灰烬，佛经烈火不燃“唯见五色祥光独天”，佛教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开始逐渐传播。虽然这个故事的真伪值得人们怀疑，但是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佛教传播的艰难。而据史料记载，道教是东汉末年张陵所创，奉老子为教祖，最初叫五斗米教，或天师道，南北朝时期宗教形式才逐渐完善。
　　
　　“天公不作美”几十分钟前，还是晴天丽日，转眼间就已经是乌云滚滚，似乎和佛教在1000多年前，所面临的遭遇相类似，时刻处在政治风云的漩涡中。
　　
　　两晋时期佛教开始逐渐兴盛，十六国到北魏末年，中国北方佛教进入大发展时期，北方各地的佛寺达到３０００多座，僧尼达２００万之多。今天我们所见到一些石窟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开凿的。白马寺——由中国佛教发祥地而逐渐成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并远播日本、朝鲜、越南等地。
　　
　　佛教传入东土，不仅对中国人民的道德观念、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胡适等学者认为佛教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学有五大影响：中文实质扩大，仅词汇一项就增加了3.5万个；佛教文学具有极其高超的想象力，对中国文学具有解放力，《西游记》等作品就是在佛教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印度文学的布局结构也直接影响得到我国以后的小说、评话、戏剧，对他们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等等。
　　
　　白马寺内有一对联“宝笈东来，经归清凉，法藏兰台贯古今；金人西应，声焦化下，寺启白马昭日月。”最先将佛教传入中的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也许没有想到，佛教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在白马寺山门的左右两面就是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的墓，墓前不远，是两座石碑，一座碑文记载了白马驮经的故事，另一石碑上刻着《四十二章经》。它们诉说着当年的故事，也让人记住了两位大师。
　　
　　不知不觉中雨下大了，风也刮起来，我们已经无法阅读《四十二章经》了，只好抱着头跑出了白马寺，站在公路上回头望去，风雨中白马依旧，红墙依旧，我想名闻洛阳的“马寺钟声”也应该依旧吧？

【责任编辑：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