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们在会泽县城“百年小吃名店”吃了“荞丝稀豆粉”，就直奔盐津县的豆沙镇。在豆沙镇吃中饭，却没有吃到豆沙镇的名小吃——“豆沙窝”。不过，我们很高兴的是品尝了豆沙关的文化大餐。
　　
　　豆沙镇于1999年被列为云南历史文化名镇，座落在豆沙关旁，2006年地震灾后重建。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两条上下紧邻而又相互平行的直街，不长，但青石铺就的街面清洁平整，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彩旗猎猎，茶楼酒肆，灯笼高悬，而亭台楼阁，门楼牌坊，又与商铺民居组合在一起，一派古朴典雅的风貌。著名的豆沙关景区与两条街道相连，豆沙镇与豆沙关融为一体。
　　
　　豆沙关自古以来是中原通往南疆的险隘要塞，我们来到关前，守关的售票员颇能察言观色，一看我们这群年过花甲的样子，连“老年人优待证”都不用查看就笑容可掬地请我们进关。踏上五尺道，我便感觉身陷峭壁半空，但见几百米高的陡壁峭崖对峙，南面陡崖形成一个超大型回音壁。史载五尺古道“横阔一步；斜亘30余里，半壁架空，奇危虚险”。如今遗存的350米五尺道上，已踏磨了3000多年的铺道青石，高低突兀，坎坎坷坷，可它犹如一卷漫长的史册，承载着有记录或是无记录，以及被几多烽烟掩没的史实；而无规则地散布在这段古道上的243个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马蹄印迹，盛满了无法估量、已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千载信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僰人文化、古滇文化，以及现代中西方文化，都在这里交汇融合。峡谷里，凉风习习，隐约飘拂着公元前蜀郡太守李冰以积薪焚石、浇水爆裂法开山凿道的艰难、苍凉之声；紧锁的风雨亭珍藏着唐代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这题纪石刻“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缺，正在籍之误，增袁书之迹”；关隘上，树影摇曳，夕晖斑驳，晃动着朱德当年急匆匆赴昆报考陆军讲武堂的身影；关河中，波浪滚滚，涛声依旧，仿佛传来蔡锷将军率兵出关护国讨袁的人喊马嘶……
　　
　　古道最为险要处，要隘雄关屹立，仿佛诏告人们，冷兵器时代这里曾经是“锁钥南滇，咽喉巴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今即便是科技现代化、交通发达，关河河道、213国道、五尺道、内昆铁路、水麻高速公路“五道通一关”，称之为“交通博物馆”的豆沙关，依然是锁定川滇的要塞。我站在关前，俯瞰下面关河（唐以前叫朱提江，宋代称石门江，清代以后叫关河）从峭壁夹缝中流过；仰视一根黑线在蓝天白云间划过，牢牢栓住豆沙关两边的峭壁崖峰，那是高空王阿迪力留下来的钢丝绳。据说2009年10月24日，阿迪力和他的徒弟来豆沙关表演达瓦孜艺术（高空走钢丝），那根钢丝绳只有2.5厘米粗，在空中摆动较大，阿迪力却在距离515米，高度400米的钢丝上，一会金鸡独立，一会睡在钢丝上打电话，一会跳起新疆舞，还与蒙着眼睛的徒弟艾则孜同时在这根钢丝上行走，完成了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阿迪力的另一徒弟沙特尔还创造了一个400米高空倒挂金钟的世界记录。阿迪力师徒的达瓦孜艺术表演，无疑又给豆沙关刻录下一片令人惊诧的民族文化光碟。
　　
　　过了豆沙关，不远处就是现存的五尺道尽头，今人修筑了一个观景台。我登上观景台，望着南面直上千仞的崖壁缝隙中的僰人悬棺，望着滚滚滔滔而去的关河，望着奔驰在崇山峻岭间的列车，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我感叹不已。三千多年来，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硝烟战火，不知穿越过多少满载南疆与内地深情厚谊的马帮，不知掩藏着多少名人轶事。可导游信口忽悠，指鹿为马，令我等疑窦丛生。我深知仅凭片刻的观赏和只言片语而颇具疑点的传闻，不要说透视豆沙关，就是管窥一二都很难，即便是去查阅史料，零零星星，史料不全，要看清其真面目也非易事。不过，我没有偷懒，回到家中还是作了一些查证，以为肤浅的补遗。
　　
　　其一，说豆沙关的得名是诸葛亮南征大军来到关前，守关将领要求诸葛亮把拌在关河沙中的豆子拣出来，就让其过关。诸葛亮想出办法，砍竹制筛，一夜分开沙中豆而得以过关，因而命名豆沙关。这纯属民间故事，娱兴而已。其实，豆沙关的名称与诸葛亮无关，一是五尺道的修建“经秦历汉”，即始建于秦，建成于汉。隋朝建关，名为石门关，至元朝叫豆沙关。三国时期尚未建关，关名何来？二是元朝才改称为豆沙关，诸葛亮不可能从蜀汉活到元朝。三是据《三国志》及部分地方志记载，诸葛亮入滇并未走五尺道，“由于成都通往云南的牦牛道年久毁废,大军从成都沿岷江而下来到僰道（今宜宾）,然后兵分三路南进。东路由马忠率领，从泸州过长江经叙永进入贵州；中路由李恢率领经五尺道挥师入滇；诸葛亮亲率西路军沿泸水（金沙江）而上,经安上（今屏山县）新市镇走旱路至越西、会理,‘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孟获于云南大姚、大理一带，三路大军会师于滇池。”如此看来，诸葛亮南征时，过五尺道的是由李恢（云南澂江人）率领的中路军。
　　
　　其二、说“大观楼长联”中的“唐标铁柱”就是源自“袁滋持节使赴云南”。其实，“袁滋持节使赴云南”与“大观楼长联”中的“唐标铁柱”典故毫无关联。“大观楼长联”中用一排律叙及云南与中原内地关系：“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汉习楼船”，据《史记·平淮书》载，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楼船……”以操习水军，打通从滇池通往印度的路径。“宋挥玉斧”，据《续资治通鉴·宋纪》：北宋初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以图献。帝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元跨革囊”，据《元史·宪宗本纪》，公元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过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皮筏以渡。”而“唐标铁柱”，据《新唐书·吐蕃列传上》，是指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唐朝派遣唐九征为讨击使，击毁吐蕃城堡，拆出了吐蕃在漾水、濞水上的铁索桥，切断吐蕃与大理洱海地区的交通，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史载此铁柱立于今天的漾濞江畔。“唐标铁柱”不只是为了纪功，还具有界碑的作用。据记载，建造铁柱时，在柱身或基座上刻有疆界地图、地理情况、战争概况，所谓“铁柱书”。而据《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范文澜著）“738年，皮逻阁出兵，……很快统一了六诏，成立以西洱河地区为基地的南诏国。”可见“唐标铁柱”事件发生的公元707年，南诏国还没有建立，与公元795年唐朝派袁滋等人为册封史进入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一事相去甚远。
　　
　　其三，关于《唐袁滋题记摩崖》。据《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范文澜著）南诏国的发展过程可分“附吐蕃反唐”（公元750——793年）、“附唐反吐蕃”（公元793——830年）、“外向攻掠”（公元830——902年）三个阶段。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决定归唐，次年农历正月初五，异牟寻与唐遣使者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九月，袁滋一行由川入滇“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于豆沙关摩崖刻石留念。据介绍摩崖石刻行文8行，每行3至21字不等，全文120余字，除“袁滋题”三个篆字外，余均楷书，从左到右，至今字迹完好。这块石刻是国家级重点文物，深藏于五尺古道一碑亭里面，平时碑亭不开放，双门紧锁，很难看到石刻真面目，不过，碑亭侧边山崖上有一影印件，供游客观赏。册封南诏，是云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袁滋摩崖记录了这一事件，也记录了云南与中原，兄弟民族与内地汉族亲睦友好、团结统一的盛况。由于距离有点远，光线也有点暗，影印件的内容依稀可辨的是“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石纪之袁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