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城绍兴，人杰地灵。

　　相传４０００年前，大禹治水成功后，曾在会稽山上与诸侯庆功，绍兴古称会稽便由此而来。春秋时期，会稽为越国都城，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成就一代霸主伟业。秦时置山阴县，故绍兴又名山阴。隋唐时期，绍兴称越州。公元１１３０年，宋高宗赵构南渡偏安，越州为南宋临时都城，次年赵构改元绍兴，越州从此名绍兴。

　　如果因为越剧、黄酒和乌篷船，曾让我对绍兴痴迷与神往的话，当我走近绍兴时，则为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折服与倾倒。数千年来，这方水土不仅孕育了王充、王羲之、谢安、贺知章、陆游、徐渭等历史名人，更培养了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马寅初、竺可桢等近现代杰出人物。

一

　　蔡元培故居，坐落在绍兴城北的笔飞弄内。

　　在一个飘着毛毛细雨的午后时分，我独自一人按图索骥寻到笔飞弄时，发现它只是一个寻常的小巷落。与盛名而喧嚣的鲁迅路相比，更加显得简朴而寂静。

　　蔡元培故居坐北朝南，由门厅、大厅和座楼组成，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蔡元培先生曾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我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蔡元培少年丧父，家境维艰，全赖母亲周氏勤俭操持。先在叔父蔡铭恩指导下读《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后又师从同县老秀才王懋修学八股文章及宋明诸儒著述，其勤奋刻苦的精神，常为同学所钦佩、老师所赞赏。１８８３年，十六岁的蔡元培考中秀才，二十二岁再中举人，因当年未参加殿试，四年后晋京补殿试，被录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１８９４年，参加散馆考试，由庶吉士升补翰林院编修。此时，年仅二十七岁的蔡元培，已是“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士大夫。

　　科场的平步青云，却丝毫不能慰藉蔡元培面对国家与民族灾难深重的忧患与愤懑的心情。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蔡元培在日记中痛切地写道：“……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如果说此时的蔡元培对清廷还抱有幻想的话，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戊戌政变”的发生，则让他对清廷彻底失望。１０月间，他“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从此开始教育救国与反清革命的事业。

　　我无意深析蔡元培从封建士大夫嬗变为民主革命家的人生轨迹。纵观近代中国，既是一个令民族充满屈辱的时代，又是一个让仁人志士热血沸腾的时代，必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到一场以拯救民族与国家为己任的伟大事业中，无论这个事业将受到多大的阻力与挫折，无论实现这个事业须付出多大的代价与牺牲。

　　１９１７年新年伊始，年已五十的蔡元培抱定“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的信念，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如一缕春风吹进这座校政腐败、学术陈腐的学府。他推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不仅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一些新派学者任教，同时又延揽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陈汉章等思想保守的学术专家，让各派学者在学术上各抒己见、自由发展，开创了学术民主的新风，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先有蔡元培，后有北大。此说，不为过也。

二

　　在故居的大厅里，我遇到两位不同寻常的游客，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在后来的交谈中，得知她们是一对从郑州来的母女，老太太已八十高龄，上午刚到绍兴，下午便来故居。女儿告诉我，蔡元培先生是母亲一生中最敬佩的人。女儿说这话的时候，老太太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大厅与座楼之间是一方天井，天井两侧的厢房，已辟为蔡元培生平陈列室。陈列室里的图片，那对郑州来的母女看得最仔细。老太太的眼神不好，只能看图，图下的字都是女儿念。介绍到蔡夫人时，老太太突然问道：这位蔡夫人，是不是大脚？老太太对蔡元培先生事迹的熟稔，令我惊讶不已。蔡元培３３岁那年，原配夫人王昭因病故去，欲续弦，媒人闻讯纷纷登门推荐，把女方说的天花乱坠。蔡元培不耐其烦，便书写征婚启事一则贴于书房壁上，列出女子须不缠足、须识字、夫妇不合可离婚等五项条件。启事传出，一时成为美谈，当然也受到不少封建卫道士的反对。后来，蔡元培经人介绍认识了黄仲玉女士。黄女士一双天足，不光识字，且通书画，深合蔡元培心意，两人于１９０１年年底在杭州结为伉俪。蔡夫人大脚典故，也由此传出。

　　二十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上光辉的一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便利了许多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使他们能以半工半读的方法到法国留学，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对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蔡元培先生不仅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力行者，也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１９０７年，蔡元培去德国留学，便是半工半读完成的。１９１６年３月，蔡元培和李石曾、吴玉章、汪精卫等，与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欧乐、众议员穆代在巴黎发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并担任中方的会长。蔡元培认为“人类事业最普通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华法教育会的成立，为将法国文化科学介绍给中国教育界“开一新纪元”。在蔡元培等人的主持下，华法教育会在沟通中法文化的同时，还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华工，二是在法国开办华工学校，从而开创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后，仍然担任华法教育会的会长，继续领导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后，留法勤工俭学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吸引了大批追求革命和进步的知识青年。到１９２１年，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达一千七百多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如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吴玉章后来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论及勤工俭学对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影响时，便说“这也应归功于孑民先生倡导勤工俭学之力。”

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要求。蒋介石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屈服，对内压迫人民，践踏民主，无视人权，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投入监牢、任意杀害。

　　蒋介石的种种反革命行为，不仅让蔡元培看清蒋的面目，也促使他走上了反蒋和同情革命的道路。１９３２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为他公开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和同情革命的重要标志。营救政治犯，是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任务。民权保障同盟不仅成功援救过许德珩（北大教授）等爱国民主人士，还积极营救过廖承志、陈赓、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人。

　　１９３４年，蔡元培一次去南京，汪精卫设宴邀请。席间，蔡元培语重心长地对汪清卫说：“关于中日的事，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时，老泪纵流，举座无不为之感动。

　　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因病逝世于香港。毛泽东同志闻讯后，即以个人名义由延安发出唁电，唁电中高度评介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人之生存为义务而不为权利。”蔡元培一生清风亮节，无论高居教育总长显位，还是身任北大校长要职，始终廉洁自守，一尘不染。晚年，甚至连一所属于自己的住房都没有，其道德情操与学术思想，同为世人钦仰。

　　离开故居的时候，那对郑州来的母女还依旧在元培先生居住过的座楼前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