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在秦末诸雄分争中，协助刘邦定汉中，灭三秦；背水列阵，大破赵歇；塞潍河水，洪淹龙且；兵围垓下，击败项羽，为汉朝建立立下赫赫战功。然而，这位开国功臣后来却蜕变为谋反贰臣，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许多人将韩信的死归罪于刘邦忌贤妒能，认为韩信谋反是刘邦容不下他，他是“逼上梁山”的。依我愚见，韩信之死，刘邦固然脱不开干系，但主要原因还在韩信身上。
　　
　　纵观历史，刘邦还是称得上是位较贤明的帝王，他曾客观地总结了自己得天下的原因是靠三位“人杰”鼎立相助，并曾谦虚地说：“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如说刘邦忌贤妒能，那他为何不忌张良和萧何？反与他俩“和平共处”，而独容不下韩信呢？
　　
　　若论功劳，韩信武功第一不假，但他较之萧何，却差一层。萧何从刘邦起事起就举家30余口加入刘邦的队伍，在长期的征战中，与刘邦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刻的“战友情谊”，从而深受刘邦信任。刘邦每次出征，必要萧何留守后方以定其根本。而萧何呢，除做好本职工作“后勤部长”外，还积极向刘邦推荐军政人才。韩信就是萧何月下追回来的。用刘邦的话说，萧何和在外征战的将军相比，前者是“猎人”，后者仅仅是“猎狗”。战后，萧何被认定为汉朝开国第一功臣是刘邦亲自提议的，群臣对此也比较服气。张良虽无战功，却有谋功，最令刘邦满意的是，张良并不热衷于功名，一心想“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做一个逍遥自在之人。刘邦曾命张良从齐国地区挑选3万户以作为自己的封邑。张良却说：“我是从下邳起事与皇帝在留会合的，把留封给我就够了，不敢当3万户。”这俩人，一个功列天下第一，但仍竭力拥捧刘氏天下；一个名显诸侯，却淡泊名利，均对刘邦构不成任何威胁，刘邦当然愿意与他们“和平共处”了。
　　
　　相比之下，韩信在这两方面做得就要差多了。论功劳，他不及萧何，但比起对待功名的态度，他又比张良差了一大截。早在楚汉战争最白热化之时，他就自恃兵权在握，公然伸手要官，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气得当时就拍案而起，好在当时在其身旁的张良及时踩了他的脚提醒，刘邦才从大局考虑，册封韩信为齐王。但从此以后，韩信贪名求利、落井下石的坏印象也就在刘邦的脑海中形成了。有了前车之鉴，战后分封，刘邦确有“整一整”韩信的意思，也不过是把他由齐王改封为楚王，比起其他功臣，对他韩信仍是不错的。
　　
　　天下平定之后，萧何、张良仍一如既往地为刘氏江山呕心沥血，韩信却为楚地没有齐地富庶而闹起了情绪，经常请病假，不参与朝政；自恃功高，看不起周勃、灌婴等同辈将领。有一次，他到樊哙家去，樊哙对他很客气，跪拜迎送。尽管如此，韩信仍不满，而此时的他因窝藏钦犯而被降为淮阴侯，而樊哙呢，既是刘邦的老哥们，还是刘邦的妹夫，更是刘邦同生共死的战友——即便如此，樊哙仍屈尊称韩信为大王，而自称臣。韩信出来后，竟笑话人家：“想不到我韩信竟沦落到与樊哙这号屠狗夫辈并肩为伍。”自负之情，溢于言表——他就不想想他自己，当年因饥寒紧迫而受漂母之食，在那秦末横征暴敛的年代，为生存以屠狗为活有什么丢人。
　　
　　韩信之自负，还直自负到刘邦头上。他说刘邦最多只能将十万兵，而自己却是“多多益善”。到后来，他私欲膨胀，竟唆使刘邦的信臣谋反，自己暗中策应，搞起阴谋诡计来，其被杀之命运也就无可置疑了——其实，韩信是真不识时务，当年楚汉决战时，他韩信投项羽，项胜，助刘邦，刘赢，即便俩个谁也不邦，他也可三分天下有其一。天下未定时，他不反，偏要在天下已定时，心存侥幸，以为老子领兵有方，腹藏天下奇谋，自然天下无敌，毅然要反，结果把自己的头送上了谋反的不归路。
　　
　　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弄权作恶，最终葬送了自己。韩信之死，当为后人深思。(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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