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同志”称谓一度在较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称谓系统中，不同的称谓形式都应有各自相应的位置，不可能某个单一的称谓形式永远占据主导地位。

　　我听到“同志”这个词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上小学，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同学们得背诵“总理遗嘱”，其中有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过那时我对“同志”一词的含义不甚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方知“同志”是“志同道合”之意，“党内称‘同志’，党外称‘先生’。”
　　
　　解放后，不论男女老少、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可以称“同志”；“同志”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一声“同志”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那时，全国人民都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理所当然大家互称“同志”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的理想和信念起了变化，在这个利益分化、价值观多元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多样化，已经很难用“志同道合”来形容，更不用说“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奋斗”了。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用“同志”来表达，于是在公共场合而以“先生”、“女士”、“小姐”、“太太”、“老板”等称呼取代“同志”，而“同志”称呼也从日常生活中淡出。
　　
　　在《辞源》中，“同志”的第一个义项是“志同道合”，第二个义项是同一志向的人称“同志”。不过，作为称谓却很少使用，直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才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经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后来在《总理遗嘱》中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同志”一词才开始多用于称谓。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革命战争年代，唤一声“同志”，表达无上的尊重、敬爱与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宿感。解放以后，“同志”成为最普通的称谓，在新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一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社交统称。
　　
　　在党内提倡互称“同志”，不称职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就提出：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为此，党中央于1965年2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出了通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一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称职衔。因为党内所有党员都是党的普通一员，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在党内互称同志，有利于增强党内民主观念，促进党内团结，有利于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所以，时至今日，在国内主流媒体、正式会议中，仍然使用“同志”一词。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同志”这一称谓其政治色彩人为地加以强化，而且走向极端。于是“同志”成了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敌我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使用“同志”称呼时需要格外小心，生怕用错了被人说成“敌我不分”。
　　
　　改革开放以来，“同志”称谓使用范围越来越小，往往出现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会议或者某些特定机构中，而“经理”、“老板”、“先生”、“小姐”、“老师”、“师傅”等具有丰富内涵的称谓重返舞台，而官员的官衔，成为人们口头称呼的宠儿。
　　
　　无论是“女士”、“先生”还是“老师傅”、“小朋友”，这些称呼或可表明对方的性别，或可表明对方的年龄，而“同志”则不分男女老少皆可，在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前者显然比后者更让人乐于接受。
　　
　　当然，“同志”这个称呼虽然淡出了社会生活，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生活中它仍然是一个主流称呼。只是希望，我们的官员彼此口头上称呼“同志”时，内心真的抱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据报载，北京市公交集团近日印发“规范文明用语”，“同志”这个曾经在公交服务用语中一统天下的称呼将淡出公交车厢，仅在对年长乘客的称呼中保留一席之地。今后司售人员称呼乘客时，对年长乘客统称“老师傅”、“老先生”、“老同志”；对年轻乘客统称“女士”、“先生”；对年少乘客统称“同学”、“学生”；对年幼乘客统称“小朋友”。
　　
　　正当“同志”称谓淡出大众语汇时，万万没有想到，如今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这一语义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于香港，90年代中后期经广东传入中国内地。1989年，香港人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就是这层意义的开端。从此，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中文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志”一词逐渐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呼。用的时候并不是像“某某同志”这样的称谓，而是“某某是一个同志”、“某某参加了一个同志团体”。这种用法开始时在同性恋群体中使用，后来影响逐渐扩大，上述地区的社会各界都采纳了这个用法，例如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就在《认识同志手册2001年版》中写道：“市长爱同志。”林奕华本人曾表示：自己希望用来取代同性恋的“同志”一词是由孙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联想而来，一方面希望指出仍然需要努力，另一方面则希望将讨论的焦点从性取向转移到性别议题。此后许多关注各种不同性别议题的人士都希望能用“同志”一词联结、包含、代表更多人。目前“同志”一词不仅限于同性恋者，已扩大到国际上通用的GLBT四大族群，也就是男同性恋者(Gay)、女同性恋者(Lesbian)、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由于大陆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使用“同志”这个称谓，这使得同性恋这层含义反而后来居上。尽管这一层新的含义在大陆地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并使用，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和文件对这一外延含义基本不予采纳。
　　
　　称谓语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经历着漫长的变迁，除了语言词汇本身的自然更替以外，时代的烙印清晰可见：封建社会君臣之间须“名正”才能“言顺”，君主自称“朕”，臣子称君主“陛下”，自称“臣”、“卑职”甚至“奴才”。进入到现代汉语时期，依然可以看出称谓的时代变迁。例如：20世纪70年代，如果一位青年男士向一位青年女售货员说“小姐，我要件40号衬衫”，女售货员肯定不高兴，甚至会把他当作调戏妇女的流氓。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里，称呼语“小姐”、“女士”、“太太”甚至“先生”都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情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增多，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这些称呼逐渐失去了贬义，已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尽管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同志”称谓一度在较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称谓系统中，不同的称谓形式都应有各自相应的位置，不可能某个单一的称谓形式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伴随着社会的变化，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流行及使用之后，“同志”淡出，而其他称谓复苏的现象成为必然。“同志”也确有其自身的不足。如与“先生”、“小姐”及亲属称谓相比，“同志”既无性别标示也无相对年龄标示，因而显得过于笼统，在某些非正式场合甚至显得有些冷漠和疏远。比如，称呼老人时根据自己的年龄选择“爷爷”、“奶奶”等往往要比称“同志”显得更加亲切。
　　
　　总之，汉语中“同志”称谓从无到有及其兴衰变化，是历史变革的产物、社会变化的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交际称谓所负载的文化信息。这种变化是历史变革的结果，也是社会语言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