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由此看来，如何监督“一把手”腐败这个老话题又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些单位的“一把手”，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在其单位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从人事到财务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无人能监督得了。

　　中国作家网报道：1958年出生的吴希宁是利川市人，2008年12月因涉嫌贪污、受贿被刑拘。经审理查明，他在担任恩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及恩施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利用职权为房地产商、民营企业老板牟利，并“卖官”数十次，共49次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600余万元。近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吴希宁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6月12日楚天都市报）。吴希宁是湖北省近年来查办受賄金額最大的厅官。该案2009年12月一审时，仅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就用了一个小时，公诉人举证达五十组。据了解，从1998年至2008年，吴希宁一直担任恩施各部门的“一把手”，他利用职权为商人谋利，卖官受賄多次。他收受最大一笔贿赂来自恩施高岭公司总经理吴某。吴某先后以赠送现金及“干股”的方式，行贿189.8万元人民币。他收受部下买官的贿赂最少是五万元，行贿者在他的“关照”下很快被提拔。外传吴书记讲义气，你要当什么官，只要舍得给吴书记送钱就能如愿。
　　
　　案发后，吴希宁为了保命，已退清全部赃款，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多次表示忏悔。并交代出大量受賄之事，还检举了他人，经查证属实。法院认定了吴希宁的自首情节，具有立功表现。这样又牵涉出了数名高官，爆出了湖北恩施州“官腐大地震”。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北省西部山区，有山原之称。全州地势是三山鼎立，呈现北部，西北部和东南部高，逐渐向中、南倾斜而相对低下的状态。自然条件较差，这里已被整体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畴。轄下8县市皆为国家級贫困县，2010年全州GDP仅为280.7亿。而该穷州确已有数名官员因贪腐获刑，从正厅到科級皆有。多名“一把手”卷入贪腐案中，是多么触目惊心。原恩施市国土资源局局長張军因受賄147万获刑12年；湖北民院原党委书記院長彭振坤受賄159万获刑15年；原州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曾祥国也被双規。
　　
　　“国家级”这几个字经常是摆哪都让人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如国家级运动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获得国家级名誉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级”都是好事。如“国家级贫困县”，就让那些受到“国家级”待遇的当地老百姓感到并不“自豪”。然而，在曾经的报道上所披露出来的事实，却让我们大吃一惊：穷庙里住着富和尚，国家级贫困的地方班府，一挖就出一窝贪腐案，就会震得你一跳。贫困的是老百姓，而国家级贫困州县里的贪官们是绝对不贫困。
　　
　　当然，国家级贫困州县的富和尚不只荆州恩施自治州的吴希宁，据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受贿2226万元，因受贿金额巨大而成为“重庆第一贪”。案发偶然，融侨半岛B区一位住户报警求助，派出所副所长何从容与一名民警随后赶往这处小区翻阳台进入室内，发现这户并未住人还是清水房。厨房一处水管爆了正在“嗤嗤”漏水。物管开始处理漏水，民警则发现卫生间有8个矿泉水纸箱，用胶带密封着，但被水浸泡已经打湿。民警和物管人员帮着把这些纸箱搬到室内干的地方，却发现下方已被泡烂的一角，露出了一扎一扎的红色纸张。“好像是钱！”何从容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果然全是百元大钞。何从容马上报告分局。分局值班领导立即赶来，将这些钞票运走。经清点，这些钞票总计为939万元。不是晏大彬楼房水管漏水，根本不知道穷县还有这么个特大富和尚。还有一个更值得深思，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在搬家时，竟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家中的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院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有存折29个，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贪官现形竟产生于旧房拆建中。如果旧房不拆，岂不仍逍遥法外吗？贪官院保卫，所处的环境也是自治区的一个贫困县，一个科级局长，哪来的这么多钱？就是几辈子，不吃不喝也挣不到。说白了，其实就是靠不法手段敛来的不义之财，这是典型的“穷庙富和尚”。
　　
　　贫困州县的贪官吴希宁、晏大彬与院保卫，据他们个人交待，犯罪特征都基本相同。那就是贪腐财产主要来自担任“一把手”期间，使用权钱交易获得的。认为自己做事周密，又身在贫困地区，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在各种场合嘴上大谈惩治腐败，廉洁奉公，私底下一刻也没有停下贪婪的步子。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觉得自己风里来、雨里去．也够辛苦的。看到老板们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洒的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很吃亏，在升官无望中，便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从接受一瓶高档酒、一条高档烟、一件名牌衣服起。刚开始还推来推去不自然地收下，觉得拒绝人家，面子上过意不去。也认为利用职权收受物品不应该，可每次都是在下不为例的借口中，又产生了侥幸心理。当思想上的防线一但撕开了口，就会一泻千里防不胜防。从起初的收受几千元到后来几十万元，来者不柜收得心安理得，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其结果，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能自拔。收了钱财后，便插手干部人事安排、工程招标，通过各种手段提拔自己的亲信，发展到最后公开卖官。对贪官们来说．捞钱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举手之劳．打一电话或者开会时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就搞定。
　　
　　由此看来，如何监督“一把手”腐败这个老话题又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些单位的“一把手”，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在其单位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从人事到财务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无人能监督得了。由于有这么个其特殊的地位，显然受到的诱惑也比常人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一把手”如果光靠自律，就很难保证不贪不占。毕竟在一个贫困地区要贪污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完成的。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级监督部门为什么都失灵了呢？前些时候，权威机构提供的数字表明，在行政干部犯罪案中，“一把手”占三分之一。为什么一把手容易犯罪？无非是权力过大，缺乏监督。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后，在很多情况下演变成“一把手”们“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开支一支笔”。个别“一把手”蛮横专权，不让监督，容不得不同声音。作为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力，说的就是政策，必须无条件执行。许多“一把手”都在他那个小王国里摆出一副强人的架势，“不换脑筋（思想）就换人”是他们最热衷的口头禅，推行个人凌驾一切的高压政策，民主集中制被解释成只有个人高度集中，鲜有集体与民主。许多已有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使许多好的原则、道德和作风要求荡然无存。
　　
　　在改革中，我们不适当地强化了“一把手”的地位和作用，如“一把手是关键，一把手负全责”，“企业一把手可以自己组阁”，等等，虽然这些提法未必都没有道理，但过多强调“一把手”的主导地位，而民主决策、民主施政、集体领导又强调不够，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使领导权力过多向一把手倾斜，使民主集中制、党委集体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成员分工负责制）等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受到削弱。很多地方当面称“一把手”为老板，而那些“一把手”们也欣然应答，俨然以老板自居。一把手不仅掌控着下级的升降荣辱的权力，还掌控着他们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力，掌握着他们的饭碗。“怕”，是缺乏监督的真正原因。有些“一把手”专横跋扈，对与自己意见稍有不合的人，或认为不是“自己人”的人，轻者给“小鞋”穿，重则就叫人家另谋高就。而上级机关往往太尊重、听信或迁就“一把手”的意见，有不同意见的人总是自讨苦吃。在这种关系下面，又有谁敢监督“一把手”呢？他们只能选择顺从、逢迎、委曲求全，甚至同流合污。“烂一窝，抓一串，官腐大地震”现象，就是这种关系的必然产物。
　　
　　像吴希宁这类国家级贫困州县的官员，贪贿总额比起成克杰、曾锦春之流，也是小巫见大巫了，但他们却是在一个“穷庙”里逐惭被养肥的“富和尚”。其特点在于，不管什么钱都要，不管谁送的钱都收，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这说明我们的纪检、人大监控机制没有称职，有些制度还没有健全。如我国就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根据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和反腐倡廉的实际需要，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世界上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同类立法，对国家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的刑事打击都是不遗余力。公务人员在任命时或上任的一定期限内，应向有关机关提交一份财产状况清单，在任职期间则要定期向有关机关申报本人及其家人的收入，国家独立的审计或廉政机构可以随时依法调查政府官员的实际收入情况，若发现与申报不符，便可启动相关的司法程序。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一套与之相配套的监控官员财产和发现其非法巨额财产的机制。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法，就财产申报人员范围、时间、方式、责任、监督与调查等作出全面的规定，以增加公务人员的财产透明度。一旦对党政官员财产收入情况的监控机制运转起来，只要拥有超过其合法收入之外的财富都难以隐藏，都将面临法律追究，这样就可以真正成为惩治腐败，并且成为有效震慑其正在想法捞钱的腐败分子。孟德斯鸠说过：“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制约的话，哪怕是国家级贫困地区的官员，也难免不产生腐败。只有各项监督措施到位，贪官们才没有藏身之地。
　　
　　(2010-06-1311:24:29

【责任编辑：可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