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产生于春秋战国，历数下来，古代有名的妓女有苏小小、薛涛、李师师、梁红玉、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婉、李香君、赛金花、小凤仙，历史上称为十大名妓。在现代名妓虽没有出笼，妓女仍然涛声依旧，但她们的光环越来越鲜艳，越来越被人们接受，越来越成为赚钱最多的一种职业。百度中记载: 妓女在古代也叫娼妓，是以卖淫为业，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她也是一种商品，她的商品价值则是以肉体换取金钱。妓女从字面上分析： “妓”字从女从支，支亦声。“支”指技能、技巧、技术。“女”和“支”联合起来表示“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妓女会琴棋书画，会吟诵唱和，服务对象是那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娼字从女从昌。“昌”意为“街市热闹”，“女”和“昌”联合起来表示“站街女”，即那些已婚已育，因生活窘迫而走上街头的中年妇女，没有专业的服务知识和技能，靠为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提供肉体满足感而获取收入。我国关于娼妓有确实文字记载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贵族已开始需要蓄养妓女，称之为女乐。女乐除了供主人玩乐外，还需陪客人，并可作为礼物送人。诸侯之间，经常一送就是几十个。卖淫是女子受剥削、侮辱，被玩弄的一个明显标志。可是，历史上最初的娼妓却是一种拜神的工具，其性质是宗教的，而不是经济的。古代娼妓又称青楼女子、风尘女子，她们大多数属于奴隶身份，如宫妓、官妓、家妓等，多是罪犯、罪犯家属、贩卖人口或战俘，她们是不能获得报酬的。由于她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除了极少部分外，没有改变身份的任何可能，因此古代的娼妓与现代的性工作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而且由于古代提供性服务的人群多提供舞蹈表演、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等内容，因此娼妓在古代的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文学作品是在妓院（古称青楼、勾栏）中产生的。

         民国时期的妓女，可以从大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一书中找到妓女的影子，“因为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这种妇人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便是随同川军来湘流落后的妇人，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俗的油类。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为情人水手挑绣花抱兜，一面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或靠在临河窗口上看水手铺货，听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间，则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儿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通过查封妓院、惩治鸨头和改造妓女等措施取缔了娼妓制度。到1957年，中国境内卖淫嫖娼活动基本禁绝。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里的男女暧昧关系 或是男女间两性间的不正当关系，称之为男女关系。在广大的农村，男女发生两性间不正当关系，那就是一句话，把两性不正当关系叫偷人。“偷人”一词如今已淡出江湖，毕家龙在从“偷人”到“婚外情”的杂谈中说； “偷人”，就是婚外与另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多指女人。在男人为中心的社会里，男尊女卑，女人勾引男人发生性关系，是女人“偷人”；男人勾引女人发生性关系，也是女人“偷人”，呆账、坏账都记在女人身上。在那个年代，一旦某某偷了人，在街坊是抬不起头来的。邻里大爷大妈会在她背后戳她的背心骨：“就是她，哎！就是她……偷张家大儿子。”“丢人现眼……”“骚货……怎么丑得过。”偷人的她很敏感，知道背后有人议论她，低着头走过。但从70年代末即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暗娼的卖淫活动在中国重新出现，尤其在开放城市和沿海地区更呈现出蔓延扩展的趋势。如今，“婚外情”已成为一种时尚，南北东西，哪座城哪个乡哪条街哪条巷没有“婚外情”发生？“婚外情”风起云涌，岁月如歌，“偷人”这一词，不知什么时候被“婚外情”替代？大约是在改革开放后。“偷人”，带一个“偷”字，和扒手同宗，很难听；“婚外情”带一个“情”字，情，就有可原了。“偷人”遭人唾弃，而“婚外情”则属于中性用词，“婚外情”，比“偷人”宽容了许多。改革开放妓女实现了小姐的华丽转变。小姐一词应该是对女性一个很适合的称谓。今天的商场上称呼对方，一直也是某先生，某小姐这样的称呼法。即使返回更早时候去，对于官宦人家的女孩也是“千金大小姐”、“某家大小姐”、“某家二小姐”。比如追随张学良无怨无悔共白发的赵一荻，一生都被人称呼为“赵四小姐”。如今小姐一词也华丽转身，有一次在乘座公共汽车上，我不知前面的站是什么地方，我便问车上的乘务员，我很礼貌的问道，小姐，前面是什么地方，她白了我一眼，对我很生气的回道：“我不是小姐”。这时我也明白了，随着三陪女、舞女、买淫女等角色的出现，从古至今具有光环的小姐一词已成为了一种不良职业的代名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妓女的形象更加光环，妓女已成为许多高官、高管、富人和有权人的情妇、二奶、三奶和甚至四奶。生生不息的情妇现象，使得贪官与情妇，几乎成了一对畸形的双胞胎，大多贪官都是风流成性、情妇一串。民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做“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话很形象地概括了一些贪官污吏倚红偎翠的腐败现象。有专家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养有情妇。这个结论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的贪官太多了，多的离谱，从中可以看出，“十贪九色”，民间一直有一个顺口溜叫做“一个情人没有是废物，两三个情人是人物，五六个情人是动物”， 老百姓说：“送上美女主动办，送上钱财推着办，无钱无女靠边站。高级干部游龙戏凤、中级干部作风不正、普通干部流氓成性。正厅副厅小蜜数不清，正处副处到处是情妇，正科副科到处乱摸。有的干部将养情妇、“包二奶”视为“小节”，认为是个人隐私。有关执法执纪部门也只将它看做“生活作风问题”，使得一些党员干部有恃无恐。而权力缺乏制约，监督失之于软，更让一些“党的一把手”生活腐化堕落，在包养情妇问题上游刃有余。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他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并且经常带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过夜。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即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也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 海南副省长冀文林 优秀党员，精通马列毛思想 口头禅：“党员干部要干好工作，时刻为人民服务！”冀以日后提拔为名大搞女部下，包养情妇13名，囊括女主持人、女记者、女大学生等各行业美女。情妇争风吃醋举报：冀贪污9个亿，名下有78套房，三个老婆生有14个小孩已全移民美国。深圳市沙井信用原主任邓宝驹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挪用、侵吞公款2.3亿，他不仅包养“二奶”，还有“三奶”、“四奶”和“五奶”。他与“二奶”阿琳有一个私生女，前后花在“二奶”身上约300万元；广州的“三奶”和北京的“四奶”也不是省油的灯，绝没少花从邓宝驹那里得来的钱。“五奶”小青原是被台商“包”起来的，硬是邓宝驹软缠硬磨夺了过来，并成为他的“重点供养对象”。这些腐败官员给妓女提供了广阔发展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