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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洋洋洒洒百余万字，粗读一周，细读一月。十余年前的阅读，当然是粗读。当年或年轻气盛，或事业小成，故而无论行政还是从文，总不免有些急功近利。那时，花一个月来细读一本书，该是何等地奢侈！我是不能、也舍不得这么奢侈的。故而，至今才偷得闲暇，重读鸿篇巨制《曾国藩》。 人说“粗读致用，细读养心”，这话是颇有些道理的。在“无丝竹乱耳、无案牍劳神”之年读书，神凝气定，登高望远，浮躁转沉稳，功利化无为，感受与先前不同了许多，应该是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了些。、 一 曾国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他的学养。 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有了这样的感慨。在他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再打开《清史稿.曾国藩传》，其结束语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 二十三岁考上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二十八岁赐同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后又历经多次朝考，十年期间从七品一跃成为二品大员，遍兼兵、工、礼、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顺遂的官运极为罕见。 曾国藩的升迁一靠考试，二靠奏对。考试，当然就是考学识，考功夫。奏对呢，靠的则是见识和胆略。 曾国藩当然不是“考试型”的官。但正因为他学富五车，学以致用，使得他的见识和胆略均有过人之处，才得以官运亨通。 其实，曾国藩在京城的幸运十年，只算小小的成功。而在平洪、杨之乱后的入阁拜相，以致封侯赐爵，才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顶点。 而这一切的取得，依然靠的是自己的学养。 在曾国藩准备出山办团练前夕，他以弟子之礼拜会了对程朱之学颇有研究的、曾任太常卿的唐鉴。唐鉴送了他一本书（朱子全书）和八个字：即检摄在外，在‘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这些，无疑在他以后的行政、治军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办团练初期，因为有诸位师友的举荐，更有皇上的支持，所以曾国藩难免有点忘乎所以，因而自设审案局，随心所欲抓人杀人，惹得地方军政官员火气，联合弹劾他、掣肘他，使他办事事事不顺，行路处处受阻。他迫于无奈，只好移师衡阳。湘勇的队伍日益强大后，奉命攻岳州、下武昌、克汉阳、进江西。由于军费的不足，曾国藩一面向朝廷申请了一千张空白部照，按钱捐官；另一方面自作主张办厘局收厘金，又惹得当地政府火冒三丈，集体上疏弹劾他。战事败多胜少，祸事缠身的曾国藩正苦恼彷徨、欲死不能时，丑道人陈敷送他的《道德经》和五字箴言“柔弱胜刚强”激发了他学养宝库，他顿时大悔大悟，大彻大明了。知自己“前此不十分顺心，盖全用申韩之故也”，而古往今来，纯用申韩，有几人功成身全？ 于是，此后的曾国藩用人处世，全在了这五字箴言里，故而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领导的湘军也从此所向披靡——下两江，克金陵，平洪杨。 试想，如果曾国藩自己没有精熟《道德经》的学养，单凭丑道人一番话一本书，就能使曾国藩豁然开朗？ 所以，我总固执地认为只有有学养的人，才可能把官做到极致。因为古往今来的许多慧语箴言，总会及时地给博学者敞开智慧的大门。抑或你为些蝇营狗苟的琐事烦心，它会给你理清思绪，豁然开朗。 二 鸿鹄之志，是支撑曾国藩伟业的原动力。 人若无志，像无头苍蝇到处乱窜，事倍而不见功。 曾国藩少年时期的立志，与其父亲曾麟书的耳濡目染密不可分。四十三岁那年，曾麟书在第十七次应童子试中，终于成为了一名秀才！从而改写了曾氏家族入湘四、五百年间没有功名的历史。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曾麟书明白自己不可能再在科举中走下去了，故而十分希望长子曾国藩用最短的时间，走完自己想走而没有走的科举路。肩负着全族希望的曾国藩果然不负众望，二十三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二十八岁赐同进士出身。尔后，又朝考一等，故而官运亨通，十年七升，从七品擢升为二品侍郎。 作为读书人，这应该算功成名就了吧？但曾国藩还有更大的志向。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址，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从他的话中，不难看出他的高远的志向。当然，主观的志向还会带来客观的结果：他还可以更进一步光大曾氏家族，争取做个一品、或是封侯封爵的官员！ 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向自己的辉煌未来迈进的时候，一纸噩耗传来，将他打进了冰窖里：他母亲逝世了。慈母溘然逝世，这事自然可悲，然而还有更不好言说的是，按大清律例，为母守孝得满三年。三年，该有多少次机会失之交臂，该有多少个希望成为泡影啊。 所以说，曾国藩此时应该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要为慈母守孝，另一方面又为仕途的搁浅而心有不甘，或说是遗憾。 祖父那个蟒蛇精投胎的梦，左宗棠的大义荐贤，罗泽南的感染，唐鉴的激励，更有陈敷的游说，尽管一环扣一环地向他展示出山的可行性，但这些其实都是外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曾国藩自己心中的那个大志——入阁拜相，封侯赐爵！ 曾国藩心里应该是感谢洪、杨作乱的，要不他哪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伟业？在前方耀眼光环的诱惑下，才守孝几个月的丁忧侍郎曾国藩扭扭捏捏了几番后，终于心安理得地踏上了剿匪的征程。 一代世袭罔替的一等侯爵，就这样诞生了。 “先做好人，才能做好事”，这句格言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了。然而，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恐怕有的朋友不甚明白。立志，就是在自己眼中做人。如果你胸无大志，那你自己在自己面前也没做好人，又怎么在人家面前做好人呢？如果你做人不行，又怎么能干出辉煌的事业呢？ 三 曾国藩的德和他的学养一样，同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换句通俗的话说，是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础。 老祖宗屈原说过：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菜根谭》里说得更直白：德者事业之基。 《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曾国藩真正开始注重德行的修养，是在京师师从理学大师唐镜海以后开始的。先生的“检身之要，读书之法”，深入了他的骨髓，自此，读书与修身，成为了他生命的主要形式。 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居其一，就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国藩看来，这三不朽中立德最难，而且也最空。 德要立，立的是圣人之德。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而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曾国藩在给家乡《湘乡昭忠公祠记》的开头写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就足以说明他对“诚”字的推崇。至于正心，有曾国藩给其九弟的信可见端倪：“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很震撼！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竟然在他仕途逐渐辉煌的时候不仅立誓做官不发财，而且还明言以做官发财为耻，多么地难能可贵！而且，曾国藩言行一致，真正做到了终身清廉。 德要养，养的是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正大刚直之气是也。咸丰九年，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的时候，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其实有三十三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命儿子图其形象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楷模。 他所列的三十二个人是： 文周孔孟（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斑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鼎）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鼎、王念孙） 以上三十余位圣哲，就是曾国藩养德效法的榜样；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德业文章，就是曾国藩养德需要的营养。所以，他节俭自守，不逾越一分一寸。他官至总督，享一等侯爵，依然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时略略增之。他的布袍鞋袜，全由夫人媳妇为之。最令人感叹的是，他三十岁时，曾制一件缎子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一直穿到死。 德要施，施的是自身需要。帮助别人，其实不仅仅是别人需要，而更重要的是：帮助别人，应该是施德者自己修身的需要！心中有德的人，应该这样想。曾国藩在洞庭湖初遇杨载福，正是杨载福冒险救人救排之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要请杨载福喝两盅，完了还推荐杨载福去长沙投奔湖南巡抚骆秉章。做完这些的时候，曾国藩“心中甚是快乐，一个多月来母丧的悲戚暂时淡忘了些。”后来，杨载福成了著名的湘军水师统领，为曾国藩平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曾国藩听到塔齐布的死讯后，伤心裂胆，几天寝食俱废。他急忙赶到九江城下的湘军军营，亲自给塔齐布治丧，并在塔齐布灵前饮泣不止。得知塔齐布还有老母在京，甚为清贫，便让湘军粮台筹了银两，托人转交。又对他两个弟弟的生活作了安排。其实，曾国藩这也是在施德，不过他施的是为官之德。也许是战场需要这样的安抚，也许是战争的残酷让曾国藩有了恻隐之心，总之在每一次战役后，凡是官兵有了伤亡，曾国藩都会尽力安抚。于是，湘军就立于了不败之地。 曾国藩本来是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和洪、杨的太平军打的败仗很多，以至于曾国藩有三次想要自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最后攻破金陵，取得了最后胜利？除了上面说的三个因素外，还与他的宏韬伟略、知人善任、以善结缘等等有关。难怪毛泽东说：“愚予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还说：“‘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难怪蒋介石说：“我认为曾、左等人能打败洪、杨，完全是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亦就是他们的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我估计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胜败，都是取决于将帅的精神与道德学问。” 由此看来，为官者学习学习曾国藩，是很有必要的。他的学养，他的鸿志，他的品德，无一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成功，值得我们借鉴。 赞 (散文编辑：散文在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