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田松林的《花燕》
　　
　　故事有张有合，有起有伏，不枝不蔓，收敛自如；人物有血有肉，有棱有角，不毁不誉，自然天成。故事进展中有主角，有配角，人人都有故事；人物活动里有大事，有小事，事事关乎人物。《花燕》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花燕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故事发生在“六十年前”（眼下算应该是七十年前），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位贫家女子，打小要强，靠打渔摸虾挖野菜填补家人肚皮。因为急切救出被绑架的父亲，演出了弱女换父的惊人一幕，从此委身伪队长，成了“草上飞”的小老婆和日本中队长的情人，过上了从小就一直憧憬的“吃鸡鸭鱼肉，穿绫罗绸缎”的好日子，最后出人意料地射杀了“草上飞”、毒杀了小鬼子，自殁于歪脖子红荆树下。
　　
　　田松林先生是大洼文学的倡导者、践行者和建树者，《花燕》中的大洼元素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但是，仅仅凭借土坯房、大苇洼、红荆树、苇箔旋等自然元素并不能恰切反映出大洼文学的全貌，因为自然元素是外设的道具，是人物活动的衬托。文学是人学。窃以为，真正能够展现大洼文学真髓的还应该是活灵活现、独具特色的典型人物，并以此影响人生，指导人生，教育人生，改善人生，努力让人生达到至善至美的理想高度。
　　
　　花燕是一个苦女子。没出世父亲就闯关东，四五岁还光着屁股，七八岁就开始挑野菜、掏螃蟹、吊鸭子、打渔摸虾果腹家人；因为没有“我”作伴，不能完成“一天挑一筐子菜”的硬性规定，而去偷老鱼怪苇箔旋里的鲇鱼被打了腚；羡慕“我”家生活条件好一心想嫁给“我”而又被拒之门外；长到十八岁天天喝凉水，顿顿吃糠咽菜就辣椒；及至救出被绑架的父亲，又被迫上演了一女嫁二夫的丑剧，最后年纪轻轻用吃信石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抗战时期，国弱民贫，穷人孩子早当家，干点零活补贴家用不足为苦，但吃鸡鸭鱼肉、穿绫罗绸缎却既是小妾又是情人，委身于国人痛恨的伪军和民族仇恨的鬼子，乡人不理解，亲人不正视，被人们蔑视地称作“花燕”，却恰似吃了黄连茎，做了牺牲品。
　　
　　花燕是一个强女子。花燕从小就不怕人们笑话，敢想敢干，“我又不吃他家饭，不穿他家的衣裳”，振振有词；在哀求做“我”媳妇不成后马上做出“我要给更富的人做媳妇去，穿绫罗绸缎，吃鸡鸭鱼肉，气死你，馋死你。”的剧烈反应，不料一语成谶；解救父亲没人敢去而自告奋勇，早就打定了“把我爹放回来，把我押在那儿”的主意；面对“草上飞”的淫威和轻视，半碗酒一仰脖子灌了下去。小草望生长，小鸟盼飞翔。国土遭人践踏，国人民不聊生，官匪横行乡里，倭寇烧杀抢掠，生存环境何其艰难，生存空间何其狭窄。但花燕没有向生活屈服，没有向歹人低头，始终没有泯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找个好人家，吃饱穿暖，“让俺爹回来和俺娘好好地过段日子”。这也恰恰是朴素的大洼人心怀憧憬、不屈不挠、顽强向上的性格特征。
　　
　　花燕是一个惠女子。从小就跟着“我”挑野菜，既能作伴又能吃半块饼子；为充饥偷鲇鱼、拔萝卜，为给生病中的娘解馋偷拉羊尾巴，小小年纪耍尽了小聪明；救出父亲后向“草上飞”提出吃穿要求和要枪“崩了老鱼怪”、“别到俺村逮人绑票”的条件，周旋于伪军和鬼子之间，确保了土匪不绑票、鬼子不扫荡、鲤鱼湾不死人、不丢羊和全村姐妹不受侮辱，及至射杀“草上飞”，智杀小鬼子，苦了自己佑护乡民，可谓费尽心机。聪明是有心眼，会用手段；智慧是有头脑，会用心机。
　　
　　花燕是一个烈女子。花燕从小就有朴素的生活追求，向往过上嫁好人家、吃好穿好的幸福生活。小时候哭着喊着给“我”做媳妇被拒绝，自尊就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发下了“气死你，馋死你”的狠誓；一女嫁做二人妇后，仍然念念不忘儿时的心愿，却遭到“我”“不知羞耻”、“丢人现眼”的侮辱和谩骂。给全村人遮风挡雨没人领情，为全村人舍身丢脸没人同情，最后只得自殁身亡，死在向往幸福愿景的红荆树下，以死洗清白，一死求节操。实话说，对于花燕的死，村人有责任，没人理解，没人同情，没人支持；“我”也脱不了干系，从小就扼杀了花燕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幼芽，最后以党员身份来做工作，却没有申明大义，没有讲清利害，只是一味地讽刺挖苦，一把把往花燕受伤的心上撒盐。假如“我”和风细雨，晓之以理，既能锄奸惩恶，又能把迷途羔羊引上正途，岂不两全其美？
　　
　　悲苦的生活，悲凉的人生，悲惨的结局。从小无依无靠，少年无所适从，成年无人指点，有理想，敢向往，但始终摆脱不了小农意识的束缚；从小敢爱敢恨，少年有仇必报，成人爱憎分明，有善恶，明是非，却做出了亲者痛仇者恨的智动义举。设身处地地想，我们勉强有哀其不幸的牢骚，但不该有怒其不争的非议。一心向往好日子，却误入魔掌；一身顶住恶势力，却遭人诽谤；一举除掉心腹患，却自殁身亡。心怀善良而又与恶人为伍，力挺大义而又与众人离索，有善良之心无善良之名，有英雄之举无英雄之名。这，恰恰是花燕的人生悲剧色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