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翰林四谏”说起
　　
　　----《明史》读书札记（十二）
　　
　　明成化三年元宵节前，翰林编修章懋与同官黄仲昭、检讨庄昶为元夕张灯事向宪宗朱见深疏谏，“帝以元夕张灯，祖宗故事，恶懋等妄言，并杖之阙下，左迁其官。”连同此前翰林修撰罗纶因谏言反对大学士李贤夺情视事遭贬，史称“翰林四谏”。
　　
　　以今天的眼光看待章懋们的谏章，实在算不得什么政治良言。内阁首辅家有丧事，因朝廷政务需要，夺情起复视事，本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元宵节张灯结彩、焚放烟花是民族文化传统，流传至今尚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章懋等文人士大夫们以此二事上疏诤谏，对于国家政治的改良也罢，社会风俗的净化也罢，似乎都看不出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既然如此，后世修史者为何如此重视这一件本不值得写入正史的事情呢?
　　
　　依笔者之浅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从这件事中反映出在明朝中期，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已开始出现以名节自励，求名不务实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发展至明后期，逐渐成为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清流区别于藩王、外戚和宦官们的主要标志，继而导致了种种的政治缠斗。
　　
　　明成化、弘治年间，以“翰林四谏”作为发端，相继出现了一批直言敢谏的所谓诤臣。《明史列传六十八》中集中对他们的生平及谏言作了介绍，现择其善与不善者分别节录如下：
　　
　　“毛弘，字士广，鄞人……成化三年夏，偕六科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时。乃闻退朝之暇，颇事逸游。砲声数闻于外，非禁城所宜有。况灾变频仍，两畿水旱，川、广兵草之余，公私交困。愿省游戏宴饮之娱，停金豆、银豆之赏。日御经筵，讲求正学，庶几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弘在垣中所论列最多，声震朝宁。帝颇厌苦之，尝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前后所陈，或不见听，而弘慷慨论议无所屈。钦天监正谷滨受赇当除名，命输赎贬秩。正一真人张元吉有罪论死，诏系狱。弘等皆固争，终不听。三迁至都给事中。得疾，暴卒。”
　　
　　“邹智，字汝愚，合州人……时帝益倦于政，而万安、刘吉、尹直居政府，智愤之。道出三原，谒致仕尚书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进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顾屏弃田里。智此行非为科名，欲上书天子，别白贤奸，拯斯民于涂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智既慷慨负奇，其时御史汤鼐、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亦并负意气，智皆与之善。因相与品核公卿，裁量人物……鼐常朝当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时，御史侍班，得面陈政务得失，立取进止。自后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维新之日，盍仿先朝故事行之。”及恕赴召至京，智往谒曰：“后世人臣不获时见天子，故事多苟且。愿公且勿受官，先请朝见，取时政不善者历陈之，力请除革，而后拜命，庶其有济。若先受官，无复见天子之日矣。”鼐与恕亦未能用其言。”
　　
　　修史者在这一章篇末题赞：“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天顺以后居其职者，振风裁而耻缄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习无不指斥极言。南北交章，连名列署。或遭谴谪，则大臣抗疏论救，以为美谈。顾其时门户未开，名节自励，未尝有承意指于政府，效搏噬于权珰，如末季所为者。故其言有当有不当，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名。然论国事而至于爱名，则将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顾，于匡弼之道或者其未善乎。”
　　
　　若论及个人品行，终明一代，几乎无人能够同“翰林四谏”的四位当事者相提并论。以“枫山先生”章懋为例，他自从入仕以来五十多年间，吃俸当差的时间不过九年而已，淡泊名利，“难进易退，世皆高之。”这或许也是修史者青睐“翰林四谏”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