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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的小说基本上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基本上都有两个以上分属二元相对的女性人物，她们多以感情的纠葛为经，以精神人格与价值追求为纬，共同编织着一个个深沉哀怨、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而这种具有“言情”意味的故事可以嵌入不同的背景中，根据作者的意图指向既定的主题，看得多了，不免有种千篇一律的感觉。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精致的文化快餐的生产方式，而这种方式披上了一层高雅的面纱，更能迷惑人心，更能让某些批评家获得微言大义。然而文学始终是想象力的产物，不是现实的单向度的扫描与复制。 小说家都是说谎者，将现实写成理想，将丑恶写成美丽，然而人类却接受了说谎者的无耻道白，于是张欣坦然“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但她依然怀有理想，写下了小说《真纯依旧》，一种美化式的情境描写，却还掺杂着现实的阴影，张欣很聪明，她不愿将自己的小说写成庸俗的“都市言情”的模式，然而在“都市言情”的框架里仍然透散出一种都市浪漫者的遐想，这是对现实的一种直接化的表层描述，捕捉的是都市的外观与浮躁，缺乏想象力与深度。她以平民化的低姿态和大众化的叙事策略赢得了读者，并采用通俗化的故事模式和叙事风格，以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平白晓畅的语言风格迎合了大众的阅读需求。 最近翻阅了张欣的一部小说集《浮世缘》，《浮世缘》收录了张欣的八部中篇小说，与她从前的小说相比，既相似而又有些陌生。虽然还是现代化的大都市，都市里的灯红酒绿，还是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写字楼里的明争暗斗，行色匆匆的还是那些奔波于事业与家庭之间的职业女性，那些“成功男士“仍旧在新欢旧爱之间乐此不疲地周旋……但是这些只是表象，我感觉此时的张欣对于人生世事的认识已发生了一些与从前不同的变化。 张欣生活在广州这样的繁华都市里，现代都市气息自然很是浓重。早期的小说《梧桐·梧桐》，表面上念念不忘“军人式的什么……”，其实重笔浓彩描绘的是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已经具备了她以后小说的基本要素。可以说，张欣从骨子里是一位善于编造好看的言情故事的写手，而且这样的写作，更加市井化、快餐化，没有当年上海的张爱玲那些冷艳、倨傲和才气逼人，没有《十八春》或者《倾城之恋》那般刻骨铭心动人心魄、张欣对都市女性的偏爱式书写，很容易让人想到香港女作家林燕妮笔下的那些物质丰裕、眼高于顶的、比烟花还寂寞的都市女子。 在《浮世缘》里，张欣不再像从前的写作，笔下的人物还对爱情、家庭忠贞，此时的张欣已不再相信这座纸醉金迷的都市里还残留什么纯情，还存在什么天长地久的浪漫？人物一出场，就已经笃定一个信念：赚钱，而且不厌其多。像瑞平（《浮世缘》）在决定离开相爱多年的女友与泰国富商的女儿结婚时，很理性地“像备课那样整理了心中的种种思绪”，得出的结论是“爱情是一种感觉，无论多么伟大也仅能维持三五年，剩下的是感情、亲情、牵挂、依靠、合作、伙伴、撒气、说话、交流、暧脚等等等等，全是泛爱，不再是那种独特的感觉。所以，重要的是把日子过好，人有能力时才能顾及到自己所爱的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这是一种象征，它包含了《浮世缘》所传达的种种信息。 毫无疑问，张欣的写作越来越成熟，文字的把握也越来越老道，但其写作的题材与角度也越来越窄小，都市里不仅有商战风云与俊男靓女，同时还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下岗失业的群体，存在着为温饱而奔波的群体，有评论家说张欣是坚持写实主义的作家，不错，张欣也写实，但她的写实只是对白领的写实，只是对中产阶层的写实。然而真正的写实必须直面社会的底层，直面苦难，直面我们贫穷而阴暗的生活事实，而不仅仅只是白领生涯的金钱游戏和商海中的男欢女爱。小说需要读者，需要流行，但不需要贴上美化粉饰的标签。 张欣在90年代的大红大紫，无疑暗合了90年代的商业化进程，暴露出90年代的文化秘密。她的那些都市言情故事形成了畅快的渠道，让读者欣然进入其文本，在尽情消费故事的同时，接受了叙述者对故事的解释。评论家罗岗认为：“让读者进入沉迷状态，正是张欣小说期望达到的‘神话’效应。当读者‘与小说中人同苦同乐走一遭’时，他们已经丧失了反思和质疑文本的能力，反而误以为阅读中遭遇的文本处境就是现实境遇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文本神话”里，“一个人的沉沦，两个人的忧伤，想留下一星半点的痕迹怕只能是奢望了”（《首席》）。 90年代中期后，张欣推出了一系列以当下社会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把眼光投向了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社会生活，作品内容多了几分厚重和深沉，人物类型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消费文化的繁荣，使张欣的小说文体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弥漫着浓郁的消费化情调。首先，影视化写作的影响，使得张欣的长篇小说创作完全向影视靠拢，小说故事剧本化、动作化、传奇化，情节也变得曲折离奇，越来越不真实，编造的痕迹极为明显，艺术趣味低下，在某种程度上却失去了文本和审美的独立性。早期那一份真诚动人的情怀从她的小说里逐渐散去，令人惆怅。 俄罗斯人扎米亚京说过这样一句话：“真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最最缺乏的。作家撒谎成性，习惯于讲话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大多数的文学作品甚至没有完成今天历史所赋予的最基本的任务；看清我们这个奇妙、独一无二的时代，看到它所有的丑恶和美好的方面，记录下这个时代本来的面目。”拿张欣的小说来对照扎米亚京的说法，可以肯定地确实张欣及其中国一大批的作家根本没有达到“今天历史所赋予的最基本的任务”。文学可以风花雪月，可以白领，可以醉生梦死，但文学仅仅剩下风花雪月、醉生梦死之时，那是文学的悲哀。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