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国家管理历经了一个从易到难的发展过程。

在结绳记事时期，管理问题算不上个大问题。在小国寡民时期，管理问题也不是紧要问题。随着国家的发展，疆域的拓展，管理体系的日渐繁杂，管理于是逐渐上升为一门学问，成其为一个问题。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超级大国，更是如此。

管理之难，难在管理对象的千差万别，无论管人，还是管事，俱是如此。

从管人来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管住人的行为容易，管住人的心性却是世间第一难事，尤其是想真正达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效果，则更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嘴上山呼万岁，心底暗自诅咒的恐怕不在少数；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也历来不乏其人。管人之难，难在管心，看不见摸不着，实在让管理者心中没底。

从管事来看，生老病死、油盐酱醋、吃喝拉撒、战争和平，从摇篮到坟墓，无一不在管理范围，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涉。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得关心哩。然而，事实证明，政府去事无巨细的管，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哪些应该由看得见的手管，哪些应该由看不见的手管，还真是难以说得清呢。管事之难，难在分寸，该管的必须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必须放手放彻底。

因此，要把一个国家管好，让天下人都满意，简直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哪里像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那般容易、那般惬意呀！

尤其是随着官僚体系的日渐庞大，认真考稽各级政府、各部门以及官僚体系中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就成为各级管理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方法无非是“胡萝卜加大棒”——正激励和负激励相结合，目的却是一个，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在具体的考核设计上，则是复杂得多，任务若干，项目若干，指标若干。实际考核时，却又无非两种方式：一种是书面的，一种是实地的。无论是哪种，都离不开“数目字管理”（取其字面意思，非黄仁宇先生本意）。

于是，数字，数字，这他奶奶的数字成了各级官吏的心头大患。自古以来，概莫能外。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把戏，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没少上演过。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从前慢”而现在快。快慢之间，决定了行为方式不一样，方法手段不一样。从前多讲究“慢工出细活”，现在更流行“数字出政绩”；从前的人多强调“讲良心”，现在的人更习惯“拍脑袋”；从前的人既要“面子”，也要“里子”，现在的人因为好“面子”，完全不顾“里子”。

该如何对待“数字政绩”呢？各级的态度也是颇值得玩味的。如果数字是客观真实科学的，那自然轮不到谁来说长道短。问题就在于即使明明知道数字是假的，很多官吏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深究。为何如此？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你考下面，还要接受上面的考核呀。下面的数字太难看，结果不就是自己的数字太难看嘛。就算你是九五之尊，不也得向老百姓交一份答卷嘛!数字太难看，怎么向人民交差哦！

这就是“唯数字论”指导下的怪现象。

近年来，经济领域“唯数字论”的情况有所改观。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虽然在一些地方只作为口号在叫，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也确实不同程度得以落实，让人们在悲观无望中注入了一丝乐观向上的情绪。

奇怪的是在安全工作领域，却好像改观不大。安全领域的“数字政绩”，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年下达“亡人指标”，一个地方一年的死亡人数不能越过这道线；二是每年搞若干个专项行动，每次行动都要求对该领域“地毯式”排查一遍，不留一个盲区，不漏一个死角。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对第一个要求，常用的手段是瞒报，尤其是地处偏远，新闻舆论监督不到的地方，死亡人员常常还“被活着”。另外一种手段，对事故现场已经死亡或者濒临死亡的人，有关部门坚持拉到医院长时间“抢救”，过了“死亡”期限，就不按死亡统计了。还有一种说法，叫“失踪”，自然是无限期失踪下去。应对第二个要求，基层单位大多“五六个人，三两条枪”，就算把每天延长至48小时，也是力有不逮，翻不完那块“大地毯”。于是，只有坐在办公室，上面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要多大的数字，就给你多大的数字；要什么样的检查记录，就给你什么样的检查记录；甚至要多少罚款，就能给你多少罚款的单据；要多少拘留，也能给你多少拘留的数字。

如某某系统开展的著名的某某“战役”，在全国排名的压力下，大家开始“多快好省大干特干”。系统中查看的情况常常是同一家单位同一天时间里被检查了20多次，某某省在一个月内拘留了2000多人，罚款上亿元。“战役”结束后，一大批入职不久的新人因为工作干劲足、“数字政绩”突出而纷纷立功，让在职多年的老同志大跌眼镜。新同志则“误认他乡为故乡”，从此习惯“坐办公室”，不知道什么叫脚踏实地。

想起了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的话：“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说，单独的执法不公不廉仅仅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上述“数字政绩”则是污染了水源，毁掉了一部分干部。

更严重的后果还在后面等着。数字固然是好看的，然而一旦这些纸面上已经检查过的单位出了事故，核查的情况是并没有到场检查过，这板子可是要打到屁股上的。

打的是谁呢？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基层的同志。至于是否该打，打下去是否合理？打完了有什么后果？除了打板子是否还需要做点其他什么？则没人愿意去考虑了。

你也可以反驳，全国排名并不是鼓励你造假呀！这话不错。可问题在于如果上级明知整个系统都在竞相造假还“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干下去，还大张旗鼓的表彰奖励造假“先进”，那这造假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就切实值得深究一番了。

观看《大明劫》，里面有一个场景，贺人龙血洗了一个村庄，然后拿着人头去冒功请赏。如果说这很可能是编剧杜撰的话，那么翻看《明史》《英宗实录》等史书，这杀良冒功的，还真不在少数。顾诚教授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也多有叙述。

脑海中突然闪现这么一个念头，这数字政绩与杀良冒功，好像长得特别像呢！

    这个想法可真正吓了自己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