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演义》有感
　　孔子之贤弟子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教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我反复翻看了《三国演义》，其中的诸葛亮正是有自省精神的代表。
　　《三国演义》把诸葛亮描写成神机妙算、无所不知的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说他铁面无私、敢赏敢罚，确实有正史作为证据的。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有如下评语，说他“科教声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大家称他“咸威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畏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名也”。读过《出师表》的人都知道，他对后主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严明赏罚。
　　诸葛亮不只对别人能做到赏罚严明、铁面无私，更可贵的，还在于他责己从严的自我批评精神。《汉晋春秋》有这样的记载：“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威神明。’”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曾写诗赞美诸葛亮的责己从严的美德。诗曰：
　　“责己之人堪责己，恕己之人好恕人。
　　当年诸葛亮问过，便是曾参积省身。”
　　用今天的话说，诸葛亮还颇有点“要讲道理,不讲面子”的味道哩！这可以从他对失守街亭事件的处理过程得到证明。街亭失守，按道理说，主要责任在马谡。马谡自吹：“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主动报名去防守街亭，发誓“若有差矣，乞斩全家”，并给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但他是个不从实际出发教条主义者，到达街亭后，他又狂妄自大，不听王平的正确建议，致使街亭失守，自己掉了脑袋，是咎由自取。后主刘禅也认为：“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诸葛亮如果是见功必贪,遇过即避的人，斩了马谡之后，本可以万事大吉。但他深知，街亭失守，北伐曹魏的计划失败，自己是有责任的。刘备早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提醒他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而他却派马谡去担任防守街亭的重任，至少是用人不当的罪过。所以，他主动上疏后主，沉痛检讨自己，“请自贬三等，以督殿咎”。并将自己的过失公布于天下，让大家知道，并号召部署：“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阙。”让大家对他自己的缺点错误及时提出批评，是他不再犯大错。事情是清楚的，诸葛亮所以要铁面无私，敢于向一切歪风邪气`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以及他之所以要责己从严，不怕丢面子，都是从蜀国的利益和事业的成败考虑的。而且，正由于他敢责己从严，所以，他才敢于挺起腰杆，严明执法，敢奖敢罚。己不正，焉能正人？
　　那么我们又反复自省了吗？相信我们对于每一个感动都会流下眼泪；对于老师的讲解，短时间反应会是点头；对于身处危境的人，又会想伸出援手，但你牢记你父母的戒告：切勿惹祸上身。把救人这种事称之为“祸”，你和你的父母必然是没有自省过的，那你又何必在一页页的网页上狂打：谴责见危不救之人？你想打出如此的字幕来，你得有自省过，不然，可谓是无资格说这样的话了。许多感动的事是少数人救多数人看，即使是感动，那也掺杂着不安的成分。
　　再从目今来看，一幅幅的食品安全丑幕一而再再而三地肆虐地撩拨人们的本已非常紧张的神经，人们一再地审视着那些不道德的厂商的底线。曾有个网络小说写手如此悲悯地写道：“这个世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值得鄙夷，毫不讳言地讲，这些人便是我所要鄙夷的。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却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会不禁地发问：“己不正，焉能正人？”一切所有的表面功夫，在貌似正己的基础上，食品安全事件披上暂时歇菜的外衣，于地表下潜伏适当的时间，后又像风车似地转来原点转去终点，厂商对此乐之不疲，民众丧失信心，这些人不断喊出社会诚信的口号，在自己的商标上贴着一纸名不符实的所谓检验标准，自己在其后弄些不可告人之事。民众需要的是厂商以身作则，只有自己正了，要求别人正，自然是情理所然。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不会遭遇触碰底线的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
　　现在固然不是乱世，和平之世也是如此的“乱”，当是推崇自省精神。大书特书美好，丑恶的一面置之不理，这种没有价值的事何必多做？温州动车事故离我们未远，谁又想到多少碗因此而破？那碗冰凉地散成七零八碎，于午夜梦回时等待我们的审查。
　　如果有这样自省过，并“正”自己的行为，再去劝别人做正义的事，那么太多因“主动作恶”而去的生命，将会走得有价值！
　　己正，何愁不正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