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时，确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余秋雨教授因《文化苦旅》一举扬名，成为无数读者心中的精神偶像与思想大师，而我一介小女子也只有诚惶诚恐拜读的份，胆敢大放厥词，拒绝余秋雨，实在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以萤火之微较明月之光。

　　高中时代，我也曾是余秋雨先生万千粉丝之一。语文课本上所选的一篇《莫高窟》，我翻来覆去的读，叹服于余秋雨先生的博大精深与沉重深厚。家中有一本《余秋雨文集》，其中收录了四部书，《借我一生》《霜冷长河》《文化苦旅》《千年一叹》，我尤为钟爱《文化苦旅》。封面上的余秋雨先生，神情肃穆，以手托头，目光深沉，文质彬彬，堪为知识分子的典范。

　　这份崇敬膜拜之情并不长久，当我渐渐从余秋雨一贯的拔高性论断中脱离出来时，我开始感触到内心深处对余秋雨散文的一种排斥。也许，对于终日处于迷顿状态的我来说，余秋雨先生的精神领地太高，他那种振聋发聩的提醒方式过于深沉与悲壮了。究其一点，满书中空泛的形容词和响彻云霄的高调让我视觉疲劳大脑紧张。“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这些堆砌的专业术语词汇的句子让我头晕眼花，读起来更是如鲠在喉，十分别扭。

　　余秋雨散文无疑是以一种文化权威的姿态横空出世的，我一直信奉一句话，真实与真诚是散文问题的基本精神与品格。但是在余秋雨散文中，鲜有这种真实与真诚，作者也许太急于与历史精魂，古人先贤对话了。自诩为有悟性的文人，就有义务有责任开启山水风物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初衷的确是好的，可是余秋雨的一些文化散文只让我感到赤裸裸的洒狗血，沉重感与沧桑感是做不出来的。

　　洒狗血，本来自梨园行，就是说演员表演时不讲分寸，乱卖，造作。洒狗血的人自己从来不觉得，可偏偏人家看着闹心。文人爱装豪放，李白好端端的一句“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被汪曾祺说是洒狗血了。当今之世，鱼目混杂，要打造一片文学的净土，着实不易。余秋雨先生以中国文化的拯救者自居，文中却充斥着不少常识性硬伤。如他在《西湖梦》说道：“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可是只要稍一翻阅典籍，就会得知：“林和靖不娶无子，所居植梅蓄鹤，人谓梅妻鹤子。”而余教授对此却是振振有词的掩护，试看他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他们的最大失误是看错了人。他们年轻，凭想像以为我是一个胆小怕事、呐呐难辩的前辈书生，一听别人说有写作方法和史料上的“差错”就会羞愧难当、遮脸逃遁；他们有时又把我当作是某种神经脆弱、一触即跳的稚嫩新秀，看到掷过来的石块立即反击，在文坛上扭打成一场混战。其实呢，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历过？即便集中了天下一切羞辱的语句也羞辱不了我们。我们哪怕被说成是完全不会写作、没有半点学问也不会在意，反而会对装腔作势、满口典故的假斯文遗少们哈哈大笑，这一点我已在《山居笔记》中的《伪贵族心态》一文中作过描述。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作为一个学者，说出这种话，真的令人寒心。

　　现代文学史下册教材在介绍余秋雨散文的最后写道：“这当中包含着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中激情与理性都会疲倦。所有的关怀都应当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这句话更是让我费解。这本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对余秋雨的吹捧让我不敢苟同。它为余秋雨辩护道：“他的行为在洒脱中扩散着心里张力，这也是阅读余秋雨散文会有思想的紧张与疲劳的原因所在，这是和他精神的高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厚赞，连真正的大师都不敢消受，我真的怀疑这是出自余秋雨先生自己笔下。

　　唐代李贺有诗道：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今日我也斗胆一逗秋雨。各位看官，若要拍砖，还请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