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散文
　　
　　
　　第一章 秦 文
　　
　　秦始皇消平群雄，统一六国（后又统一了文字），是不朽的历史功绩，但他同样干了一件极其野蛮的大事。公元前213年，为了巩固所谓“万世一系”的统治地位，他同意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30天内，在全国范围内烧毁所有记载诸侯各国历史的书籍，以及《诗》《书》等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严禁人们议论这些书籍，违者杀头，这个臭名昭著的先例，使中国古代文献大量散失，文化大遭劫难。
　　一年以后，秦始皇又借口儒生对他诽谤，坑杀了460多名敢于发表议论的儒生。从此，万马齐喑，谁也不敢讲话了。
　　这就是秦史上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立国短短几十年，秦代的文人难有作为，秦代的散文谈不上发展。
　　惟有李斯的《谏逐客书》值得一读。
　　
　　《谏逐客书》
　　
　　李斯曾是荀况的学生，但其政治主张却接近商鞅与韩非；做为秦的大臣，对秦统一有过功绩，销兵器，焚诗书，统一文字，也是他的主张与建议，而秦始皇采纳了，说明李斯的意见还是管用的。
　　读一读李斯向秦始皇申述其政治主张的奏议《谏逐客书》，大致就能明白。
　　客，客卿，当时在秦做官的他国人。秦始皇初年，李斯劝秦王统一天下，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因韩国曾派一个叫郑国的能治水的人帮助秦国设计开渠，实为转移秦国人力，以减少自身的军事压力，意图被秦识破。因客卿而权势受到影响的秦国贵族借此劝秦王逐客，秦王付之行动，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于是写下了《谏逐客书》。
　　在文章里，他歌颂了商鞅、张仪、范雎等对秦的统一事业有过贡献的人物，提出了利用各国的人才来加强秦国，打击六国的政策。如此论点很符合他在政治上的一贯主张。
　　文章列举许多比喻，说明不应“非秦者去”而正面的话并没有几句。文章指出逐客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很能打动秦王。
　　文章的特色是对偶排句很多，语言富有形象性，音节铿锵，色彩讲究，显然有《战国策》的影响。如：
　　“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疆则士勇。”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汉初贾谊、邹阳等人的文风与之相近；也为后来的辞赋开了门径。
　　
　　
　　第二章 西汉文
　　
　　秦灭，楚汉纷争，最后，刘邦胜出，击败项羽，建立了汉朝，国家复归于统一。
　　汉初统治者，接受了秦亡的历史教训，力争“休养生息”，这样，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因为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相联系，初汉文人的政论性文章大行其道。抒发其政见，言词激切，感情深厚，力求打动人心；有辞赋化倾向，枚乘和邹阳的文章就讲究华美。
　　
　　
　　第一节 《礼记》
　　
　　《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内容包括战国至西汉初的儒家各种礼仪的讨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经典名著，它记载了秦汉以前贵族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总结了以往的教育经验。
　　《礼记》各篇作者不详。最初由西汉时刘向编定，共130篇。戴德删其繁重，选定85篇，其侄戴圣又从中选定49篇，成为通行版本。
　　
　　反对苛政是大题目，《孔子过泰山侧》却是小记事。不用一句正面讲苛政，而苛政害民之情昭然若揭，虎患与苛政相比，自然得出了“苛政猛于虎”的结论——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时子路问之，曰：“子
　　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
　　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武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
　　于虎！”
　　
　　自此，以虎患比喻苛政，成为历代诟病苛政的通则；这段短文也传诵不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
　　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舆，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所谓的大同，是指古代的原始社会。千百年来，“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成为众多仁人志士反抗黑暗腐朽社会的旗帜，可见“大同”思想的影响至深。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这则短论节选《学记》。《学记》是一篇古代的教育论文，主要记载中国古代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本篇的中心思想为认识来源于实践、教学相长。
　　
　　中国自古讲孝道，但不是愚孝。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要杀亲生儿子申生，申生虽然蒙冤，但不表白，不逃走，而是含冤自杀，这就是愚孝。
　　愚孝是封建糟粕，即使在当时也不被提倡，《晋献公杀世子申生》就委婉地批评了这种愚孝，对申生给予了惋惜与批评。
　　申生死后，因他顺从父命而自杀，谥号为“恭世子”。随着封建帝国的覆亡，诸如“恭世子”一样的称呼，已然成为历史陈迹；但只有人们对“愚孝”作深刻认识，才能真正避免申生悲剧的发生。
　　
　　《曾子易箦》是一幕感人的故事。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箦，竹编床席。曾子以严守礼法、慎于做人而闻名，其言“吾日三省吾身”广为流传。
　　曾子临死前，经身旁的童子提醒，明白自己病危时所睡的床席是平生没有睡过的只有大夫身份的人才可以睡的大床席，决然命儿子曾元为他更换。床席刚刚换过，他带着“得正而毙”的满足，无憾而终。
　　曾子的临死不毁操守，且一息尚存，闻过则改，令人肃然起敬。
　　
　　孔子有言“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丧，失。失了官要快些过贫穷的日子，死了要快些腐朽。
　　“横看成岭侧成峰”，孔子的弟子有子、曾子、子游分别作了不同的解读。
　　有子能够不片面、不孤立地去判断，并与孔子的一贯言行相联系，故曰：《有子之言似夫子》。
　　
　　前651年，晋献公卒，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去试探因骊姬陷害而流亡在国外的公子重耳，《公子重耳对秦客》中，秦穆公对重耳的言行与态度作了解读：
　　
　　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颡而不拜，则未为后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则爱父也。
　　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重耳受其母舅子犯的影响，一系列的表现有作秀的成分。重耳及其母舅未必没有为王的想法，只是时机未到，又对秦穆公的意图不明，才“作秀”令秦穆公有了不准确的判断；其实，《礼记》要重点推广“仁”，借秦穆公之口，亦未可知。
　　
　　在大臣知悼子死后待葬之际，晋平公饮酒，乐师师旷、李调一旁奏乐，这违反了礼制。
　　晋平公的宰夫（主管膳食）杜蒉发现后，罚师旷、李调各一杯酒，又自罚，以引起晋平公的注意。当晋平公询问他时，他巧妙地说明原因，达到了劝谏的目的。晋平公虚心接受，也罚了自己一杯。“杜蒉洗而扬觯（酒器）”，后来晋国国宴上，主人在宴礼敬酒完毕之后，要添加一个向国君举觯的动作，称之为“杜举”。
　　《杜蒉扬觯》虽短，内容却很丰富，敢于善于进谏的杜蒉和虚心纳谏的晋平公，相得益彰；情节也跌宕，引人入胜。
　　
　　成语“美轮美奂”是比喻建筑物既高大又华丽，出自《晋献文子成室》。晋国献公子赵武建成新宅子，张老致颂辞说：“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表面上，张老是在赞美新房，祝愿赵家安享生活，实际是说太奢侈，不要因此惹祸。
　　而赵武心领神会，回答：“我赵武能够在这里奏乐歌舞，在这里居丧哭泣，在这里宴请宾客、聚会宗族，说明我可以免于刑戮而尽享天年，跟随祖先埋葬于九原了！”并且，说完话，面朝北一拜再拜，行礼致谢。
　　“君子谓之善颂善祷。”他们的言辞皆意味深长。
　　
　　
　　第二节 诏 书
　　
　　《高帝求贤诏》
　　
　　高帝，汉高祖刘邦，秦末沛县丰邑（今属江苏）人，建立西汉，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诏，诏书，皇帝的命令。
　　高帝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下诏求贤，流露出其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
　　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
　　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
　　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赞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
　　者，必身权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
　　遣。
　　
　　伯，通霸。岂特，岂止。奚由，何由，从哪里。亡，通无。身劝，亲往劝说。署行义年，题写操行、仪容、年龄。觉，发觉。免，免职。癃病，衰弱多病。
　　高祖礼贤下士之意，顿挫而警醒：
　　“与吾共安利之”，意为贤者打算图谋；结尾“必”“免”则示高祖之精诚。
　　
　　《文帝议佐百姓诏》
　　
　　文帝，即刘恒，刘邦之子。前179——前167年在位。
　　诏书要求百官共同出谋献策，以解决人们粮食缺乏的问题；强调农业税国家队根本。
　　诏书的颁布，客观地反映了文帝对农业的重视，对民间疾苦的关心。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景帝，即刘启，前156——前141年在位。
　　这是景帝在粮食欠收时颁布的诏令。
　　景帝认识到粮食、衣物不足，会引来许多社会问题，他强调整顿吏治，并表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
　　
　　武帝，即刘彻，景帝之子，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
　　茂才，即秀才，（以避讳光武帝刘秀）。异等，超等，出类拔萃。这是征召人才的诏令。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踞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
　　功名。夫泛驾之马，足斥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
　　将相及使绝国者。
　　
　　短短诏令，表达了汉武帝惟才是举的意愿，表现了他雄才大略、惟我独尊的气概，并流露出向外开拓、穷兵黩武的思想。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第三节 策 文
　　
　　《狱中上梁王书》
　　
　　作者邹阳，齐（今山东东部）人。西汉初期文学家。
　　为人正直不苟合的邹阳跟随梁孝王后，受到谗言，被关进监牢，将杀之，在狱中给梁孝王写了这封信。
　　书信起始就语出惊人：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
　　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
　　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卒从吏讯，为世所
　　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熟察之。
　　
　　太白食昴，太白，金星，昴，星宿名，食，遮住。
　　又曰：
　　
　　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孔墨
　　之辩，不能自免于谄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
　　
　　众口铄金，许多人的话可以熔化金属。
　　积毁销骨，一次次的毁谤，能够致人于死地。
　　吸引孝王展读。为充分达到这个目的，一些警句谚语如“忠无不报，信不见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捐子之之心，而不悦田常之贤”“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暗投人于道，人无不按剑相眄者”等多放在每段开头，平添了书信的光彩。
　　据载，“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宾”。可见，这封信的不同凡响。
　　
　　《过秦论》
　　
　　作者贾谊，洛阳人。博学能文，18岁时以文章出名，20多岁时被汉文帝召为为博士，后升为大中大夫。其提出的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深得文帝赏识。曾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梁怀王坠马身亡，时为其太傅的贾谊，33岁抑郁而死，英年早逝。著有《贾长沙集》。
　　以秦亡引为鉴戒的散文，首推贾谊的《过秦论》。
　　“过秦论”，过，过失，过错，这里做动词用，论的是秦的过失，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但是阅读全篇，才明白，贾谊并非单纯论史，而是通过论史，来讽喻汉初的政治现状，所谓“过秦”，实质是“过汉”。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彼此关联，又可各自独立，其中“秦孝公据殽函之固”为上篇，艺术性最高，尤为人们所传诵。
　　《过秦论》富有浩瀚的气势，饱含强烈的感情，字里行间，读者仿佛感到作者那种勃勃英气，挥洒自如的形象，读来浩浩如江河，沛然而下，又会不自觉地顺着文章的波澜而浮沉，被作者的议论风发而感染，为文章的雄辩而折服。
　　《过秦论》呈篇末点题结构。篇末的结论，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文从秦国强盛的说起，——地利加上人谋，奠定强盛的基础，头起峥嵘有气势，开下文波澜起伏之源。继而概述六国消弱、秦势日强的过程，文笔酣畅之至。再写始皇统一，气焰赫赫，不可一世；“于是”以下痛斥其踌躇满志、多行不义之实。“过秦”之论自此始。然后，形势急转，秦朝败亡。极写陈涉的平庸，所以见亡秦之轻易。以上史实俱在，结论自然而出：秦之所以灭亡，在于本身的过失。
　　紧扣论题，令人信服。
　　《过秦论》总结了四点秦亡的原因：秦始皇、秦二世、秦子婴三主失误；不施仁义；“百姓怨望”，民心尽失；大臣集体失语。
　　所论精辟，剖析深刻。
　　从篇幅看，写秦强大，洋洋洒洒，占了文章的大半，而写秦亡的过程，仅寥寥数语；但前为虚写，写秦亡，才是实写。写秦强大，意在说明秦统一中国的根基之深，力量之强，便于突出强调秦亡之速，秦亡之惨。
　　这篇散文写得象辞赋一样铺张，而铺张的目的就是突出论题：不管秦如何强盛，由于不行“仁义”，失掉了民心，被推翻于一旦。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面做了全文引用，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
　　《过秦论》被鲁迅推许为“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代表了汉初政论文的风格。
　　《过秦论》，汉儒评秦中的杰作。
　　
　　《论积贮疏》：
　　
　　贾谊生时的西汉正是所谓“太平盛世”的文、景时代，但土地高度集中于王侯及大地主、大商人手中，农民大多逃亡，农业受到严重破坏。贾谊看到了社会危机的隐伏，作《论积贮疏》，关于积贮粮食、发展农业与巩固政权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分析论证。
　　疏，也称“奏疏”或“奏议”，是向皇帝条陈自己对某事的意见的一种文体。
　　文章起始说明生产少而消费多，风俗奢侈而不事积贮，都有促使国家覆亡的危险，用意在引起汉文帝警惕现状；承接上文，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方面，进一步说明不积贮的危害性，用意在劝汉文帝防患于未然；再从正面说明积贮之利，“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具体而概括地说明积贮对治国安民的重要作用，归结到劝汉文帝提倡积贮、重视农业的本意。
　　
　　《治安策》：
　　
　　汉文帝六年，贾谊写作此文，正是大治的“文景”时代，汉朝立国30余年，汉初分封的异姓诸王因谋反已先后诛灭，似乎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外有匈奴的威胁，国内同姓诸王的势力一天天在壮大。深富政治远见的贾谊洞穿了太平景象下所潜伏的危机，提出要巩固政权，必须要完善封建制度，消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等政治主张。
　　文章以史为鉴，结合现实，分析所存隐患，及隐患将致的结果：“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继而提出解决办法，“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在不知不觉中消除祸患。
　　“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成为传世名言。
　　政论文《治安策》文质俱备，深得后人推崇：其慷慨议政的文风，影响深远。
　　鲁迅说：“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金圣叹说：“读一万遍，定能分外生出天授神笔。”
　　
　　现下，流行“四行说：
　　自己要行；要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要行；身体要行。
　　贾谊被看作古代失意文人的代表，用“四行说”来衡量，贾谊可谓名副其实。
　　贾谊18岁就以博学善文著称，20岁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当了皇帝的顾问。不久即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掌管论议，在汉廷应答属对，应该“很行”；贾谊满腹政治方策也似乎得到了汉文帝的认可；但是，恰恰汉文帝没有真正说他“行”，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不仅“不问苍天问鬼神”，且听信谗言，将他贬为长沙王的太傅；自己长期处于抑郁之中，终因梁怀王坠马而亡，自伤没有尽到作太傅的责任，年仅33岁而死，心理素质差，抗击灾难能力弱，——“身体”不行。
　　难怪，贾谊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为后世文人感叹。
　　
　　《论贵粟疏》
　　
　　作者晁错，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汉文帝时为官，汉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有“智囊”之称。主张守边备塞，劝农立本和消藩。因“清君侧”，被景帝所杀。
　　晁错《论贵粟疏》亦是“疏”中名篇。晁错上奏疏于汉文帝，提出重农贵粟的主张和办法，表示了他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汉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实施了他的办法，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一个王朝，要求得社会安定，统治巩固，必须首先抓好农业生产，把人民的吃穿问题，当做一个根本问题来解决。
　　文章笔曲而意达，反映农民受剥削和压迫之状，也写得细致生动；文笔矫健流畅，波澜起伏，堪为优美的政论文。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务农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赏罚。”
　　“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警世名言，千古流传。
　　
　　
　　第四节 余 文
　　
　　汉武帝时，罢斥诸子百家，独尊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以后的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它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束缚了文人的思想，使他们难以写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亦鲜有名篇传世。
　　
　　司马相如，名气很大，大在辞赋上，代表作是《子虚》《上林》二赋。而散文《谕巴蜀檄》——受汉武帝之命，解释汉使唐蒙在西南大肆骚扰不是皇帝的旨意；威胁巴蜀人服从汉朝的命令。与《难蜀父老》——假托蜀人的非难，引出正面意见，说明了通西南夷的意义。两篇写得苍劲，具有明显的西汉散文的特色。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弛，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
　　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
　　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
　　报警烽火，白天烧烟，叫燧：夜间举火，叫烽。议同义。旋踵，转身，退走。
　　边郡将士效忠汉室，不辞劳苦，不畏牺牲之状。
　　
　　《喻巴蜀檄》语言生动，气势磅礴，堪为大手笔。
　　其《上书谏猎》亦是谏猎疏中的佳品。
　　
　　与司马相如同样有名的还有东方朔，只是东方朔以“滑稽”盛名。亦有若干篇散文传诵后世：
　　散文赋《答客难》假设有人诘难自己：你这样好学乐道，博闻辩智，为什么很久不被重用？“东方先生谓然长息，仰而应之”，分析了苏秦、张仪之说得行和今日无所施才立功的原因，来说明时异则事异的道理；若无所施才立功，要务修身，道其常，做到自得；再度说明生在国家无事之时，便不易表现才能，乐毅、李斯等人之所以得志，是“遇其时”；文章最后直接指出客不知权变，不明大道，不能非难东方朔。
　　文中还说生在汉武帝大一统的时代，虽有才能也无处施展，因此“贤不肖”没有什么区别，“用之为虎，不用则为鼠”，这里实际是发泄了他的牢骚。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传诵至今。
　　它里面有不少整齐的句法，还有几处用韵，如此写法作为对客难的答辞，显示了独特的风格。
　　这篇散文赋一向被认为有滑稽风趣，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对后人发生了影响，后来有不少人都模拟它。
　　奇文《上书自荐》曾影响了李白上书韩荆州：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
　　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陈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
　　言。凡臣朔固已通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
　　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
　　大臣矣，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读此，便不难理解东方朔为什么要发牢骚了。
　　《非有先生论》假托有一个非有先生在吴国做官，三年“默然无言”，吴王问他，他乘机用一些在昏暗朝廷中谏诤遇祸的历史故事，启发吴王，促使他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篇中几个“谈何容易”，意味深长地引出作者的悠深感慨，可谓传神之笔，使文章说理之外，兼具抒情色彩。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要建造规模宏大的上林苑。朝中众臣大多迎合帝意，而东方朔则上书《谏除上林苑》据理力言：“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圣意，犯隆指，罪当万死”。
　　汉武帝虽然不愿意停修，但对他的直谏，还是表示了赞许；东方朔是希望自己“做虎”的。
　　
　　汉武帝时代后，出现一个王褒，字子渊，蜀人。代表作《圣主得贤臣颂》与《四子讲德论》都是歌颂当时朝廷的作品，文采都很富丽。
　　《圣主得贤臣颂》讲求字句锤炼，如其中用良御御骏马来比喻圣主得贤臣：“纵驰聘鹜，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音节急促而又形象生动，令人好像闻到和见到马蹄的迅疾。
　　
　　《答苏武书》
　　
　　作者李陵，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人。李广之孙。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率5000步兵与匈奴主力作战，战败而降。
　　苏武，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天汉元年出使匈奴，被扣留19年，因他坚贞不屈而闻名，后获释回汉。苏武回汉后写信给李陵，劝他也回汉，李陵以此书作答。有争议，多认为此信是伪作。
　　书信表达了李陵对故国的眷恋，抒发了负屈含冤的感慨，指出汉武帝任人唯亲以致造成此种结果。
　　
　　《尚德缓刑书》
　　
　　作者路温舒，字长君，西汉巨鹿（今河北）人，历任守廷尉史，临淮太守等职。
　　路氏出身小吏，在宣帝即位之初，上书讲“尚德缓刑”，指责狱吏，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指出对百姓实行严刑酷法，是秦亡原因之一，同时在文中揭露了狱吏舞文弄墨的伎俩。
　　文章写得很工丽，其中的内容对后人了解古代的刑狱也很有帮助。
　　
　　《报孙会宗书》
　　
　　作者杨恽，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司马迁之外孙，丞相杨敞之子。
　　孙会宗，西河郡人，官安定太守。
　　杨恽甚是倒霉，因得罪近臣戴长乐，被免为庶人；因发生日食，被诬入狱；因《报孙会宗书》，宣帝恶之，被腰斩于市。
　　值得庆幸的是，尖锐辛辣的《报孙会宗书》流传了下来，堪称文字狱史上的名篇，为世传诵。有后人认为，其颇具《报任安书》的风格。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
　　
　　选自《后汉书》。
　　公元25年，刘秀称帝，29年，他派大将军耿弇领兵攻打山东割据势力张步，耿弇大破张步于祝阿，再战于临淄。其时，刘秀亲临前线犒劳耿军。
　　
　　车驾至临淄，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
　　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勃敌，其功
　　乃难于信也。又田横烹郦生，乃田横降，高帝诏卫蔚，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
　　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
　　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刘秀所言，譬喻妥贴，含蕴丰厚。
　　“有志者事竟成“多常后世引用。
　　
　　《诫兄子严、敦书》
　　
　　作者马援，字文渊，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曾任职于新莽之际，后归顺辅佐刘秀，封伏波将军、新息侯。
　　建武十八年（公元43年），光武帝派马援进军交趾，镇压征侧、征贰的起义。此书写于此时。
　　
　　援兄严、敦，并喜讥议，而通侠客。援前在交陆，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
　　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
　　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
　　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
　　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
　　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
　　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迄今，季良尚
　　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书中俗语的引用，为文增色不少。
　　此文名为“书”，实是“家诫”，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书信。
　　此书代表汉人在吏治森严之世，希望子孙苟全性命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