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韩愈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等职。因《论佛骨表》谏阻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谥文，亦称韩文公。著有《昌黎先生文集》40卷。
　　后人称颂，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
　　其古文理论主张，大致为：
　　文以载道；不平则鸣；讲究修养与文气——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出新的散文标准。
　　目标是：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适合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即创作书面文学靠近口语的散文。
　　韩愈彻底地摆脱了六朝以来骈俪文的束缚，用纯净的散句单行的形式进行写作，文气自由奔放，绝少局促滞涩之病；有的运用了较多的排句和偶句，连类引发，一气贯注，形成其宏伟风格。他的文章的句型长短不一而又错综变化，表现了散文特有的节奏感。
　　文学工具的革新，有助于韩愈取得出色的艺术成就，他把新型的“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乃至祭文、墓志铭等各种体裁，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学散文或带有文学性的散文。
　　韩愈散文语言新颖、简洁而生动，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所创造的词语，言简意赅，生动活泼。他为了达到“惟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锤炼语言的目的，确实下了一番惊人的苦功夫。
　　韩愈的创作是他的古文理论的良好实践，对文学散文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杂说”是韩愈论说文中惟一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多借助龙、马、麟等遭遇，来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及穷愁落寞的情怀。寓意委曲深致，构思精巧缜密，对后世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杂说一。龙说》：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
　　景，感雷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
　　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
　　龙。”既曰龙，龙从之矣。
　　
　　诗有朦胧诗，而本文亦含蓄委婉，云天雾地，其真正用意隐藏在字里行间。
　　词典上说，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须，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国人自豪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云，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悬浮在空中的密集的微小水滴或冰晶。
　　韩愈把二者联系起来，认为“龙嘘气成云”，龙乘是气便能够神妙莫测，变化无穷；龙造成云的灵异，却不能失去云，否则便毫无灵异；云由龙创造，龙一定要有云跟从。
　　《龙说》以云龙作喻，所指不明，或曰云喻圣君，龙喻贤臣；或曰龙喻英雄，云喻时势；或曰龙喻其身，云喻其文章，莫衷一是。
　　仅从《龙说》所述云龙相依的关系，比照《马说》，可以想见积极致仕的韩愈，心怀渴望，贤臣遇见圣君，有如千里马遇见伯乐。
　　
　　如《杂说四。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
　　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
　　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
　　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
　　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骈，并。食马者，食，饲。策，鞭策，指挥。
　　古时，作战需用大批良马，更需要识别良马的人才，而伯乐就是识马的佼佼者。伯乐几与千里马等同。
　　《战国策。楚策四》中，有伯乐识千里马的故事；《庄子。马蹄》亦有伯乐善驭的古典。韩愈略加改造，熔古铸今，将重心放在识才、惜才、用才上，议论空灵，巧用譬喻，反复使用“千里”“马”“不”等字，读之荡气回肠。
　　韩愈自然是有感而发，少时曾多次投书均被弃置，仕途上又屡遭贬斥，《马说》为自身亦为怀才不遇的古往文人鸣不平。
　　
　　韩愈的其他论说文字如《原道》《原毁》《本政》《守戒《争臣论》《师说》等，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浑浩流转，最能代表韩愈的独特文风，更为历代的文章家所推崇。它们每篇仅数百字，绝少烦譬赘言，但都说理透辟，结构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原毁》：
　　
　　凡是用“原”做题目的文章，实际就是议论文。“原毁”即论毁谤。
　　这篇文章中，韩愈把“古之君子”的作风与“今之君子”作比较，分析了一般人好说别人坏话的原因；并认为既有这种怀风气，那些有所作为的人就很难不遭毁谤。
　　先指出古人责己重以周——“不怠”，待人轻以约——“不忌”；不怠不忌，毁自无从发生。
　　次论今人责己详——“忌”，待己廉——“怠”，这是两个“毁”的根源。提出“不以众人待己身，而以圣人望于人”，是不“尊己”。
　　“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点清“毁”字。
　　韩愈写《原毁》，是有感而发。
　　中唐以后，科举入仕的新进之士常常遭受当权者的压抑，韩愈也未例外，曾几次被毁谤而贬。文末寄希望于当权者引起注意，“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师说》：
　　
　　说，议论文的一种。《师说》论从师之道的名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自古以来解释“师”最为流传的断语。文章主要议论“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正面说学者必须有师，反面说无师不能解惑，提出对师的看法：凡先闻道者，皆可为师。
　　慨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论古之圣人犹且从师，今之众人耻学于师，所以圣益圣，愚益愚；论一般人知道为自己的孩子择师，而自己却耻于从师，是小学而大遺；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士大夫不知有师道，甚为可怪。
　　提出圣人无常师。遇有精于某事的人，就以之为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显然具有了抗世俗反潮流的色彩。
　　文章中，韩愈所提倡的“道”，是儒家的正统思想，而“业”则为足以立言典范的“三代两汉之书”。他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无疑是进步的，今天仍有教育意义。他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相互学习的良好风尚做了充分的肯定。
　　当日，“师道”不是不“传”，而是，好为人师的人太多了，可他们往往又静不下心来，“传道受业解惑”，而是，不负责任，或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或满口胡言乱语，误人子弟。可叹！可怜！
　　当代画家齐宏伟亦诟病今日的“传道授业解惑”：“对一位大学教师来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现已荡然无存。‘传道者’变成‘传声筒’，‘授业’变成授‘技’或‘术’，‘解惑’更无从谈起，因为学生在课堂上只是一台劣质复印机，忙着把教师的内容复印到笔记本上，根本无‘惑’可‘解’。老师呢，更是来去匆匆，课外也根本没时间‘解惑’。大家似乎都得了‘价值冷漠综合征’。”
　　所论切中时弊，其状况不得不令人心忧。
　　
　　《进学解》：
　　
　　解，是对疑难的辨析。进学，使学进益，在“业”与“行”（学之两方面）上求进步。
　　元和七年，即公元812年，韩愈再一次做国子博士，次年写了这篇文章。假设国子先生与学生对话，说明进德修业的道理，并抒发自己遭贬斥不得重用的牢骚。他认为，进学就是要使“业精”，使“行成”；要勤，要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广为流传。
　　这是一篇韵文，仿汉朝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杨雄的《解嘲》，属于辞赋一类。
　　《进学解》有一个为后人称道的特点：吐辞造语的精工。
　　里面有超大的信息量，浓缩为成语。
　　流行的成语如“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诘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皆出于此；其他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亦是从篇中的语句中提炼而来的。
　　此等现象，仅在先秦诸子文章可见。
　　
　　《获麟解》：
　　
　　麟，古代传说中的仁兽，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古人将它象征吉祥。韩愈通过对麟的辨析，托物寄意，曲折地表达人才不被赏识和理解的感慨。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
　　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富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
　　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
　　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
　　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
　　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
　　
　　一般认为，《获麟解》是韩愈的议论文中富于文学意味的。
　　同韩愈的杂说一样，在于排遣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辰的苦闷。
　　
　　《讳辩》：
　　
　　讳，即忌讳。中国古代，人们在语言或文字中遇到国君或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使用，这就叫“避讳”。在唐朝，形成了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如因李世民，避讳“民”而言为“人”，成为限制人民言行的精神枷锁。
　　李贺是中唐诗人，聪敏博学，但因父名晋肃，因避讳“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韩愈写信劝他参考，又遭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议。为此，韩愈写下了《讳辩》。辩》
　　尽管韩愈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直接提出取消避讳的主张，但他反对避讳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文末以问句戛然而止：
　　
　　凡事父母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
　　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
　　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宫妾，则
　　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其意自见，耐人寻味。
　　
　　《争臣论》：
　　
　　争，即诤，文章论述如何做一个真正的谏议大夫，并有的放矢，批评了唐德宗时代谏议大夫阳城。
　　韩愈提出“在其位则谋其事”，围绕论点，层层辩驳，充分论证了阳城的失职，证明了阳城不能称作“有道之士”的结论。
　　如同论“诤”，笔锋自然犀利，语言也尖锐直接，势如破竹。
　　
　　《答李翊书》：
　　
　　韩愈曾以李翊荐于陆傪，大约贞元十七年，韩愈写了这封信。有李翊应为“李翱”之说。
　　这是韩愈的一篇重要文论。是他发轫古文运动的利器，其主要观点：
　　一，道德是文章的源泉。二，“唯陈言之务去”。三，学写文章不能“望其速成”。四，要树立信心，“无诱于势力”。五，修养和读书是毕生的事。
　　文章中，韩愈把自己写文章的甘苦全盘托出，最终落在养气上：“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恰当）。”
　　所论气势遒劲，语言精炼。
　　
　　《复上宰相书》：
　　
　　《古文观止》选其两篇，分别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十九日和廿九日。
　　韩愈在贞元九年中进士，其后又参加了礼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一直不被朝廷任用。贞元十一年，他一而再，再而三给宰相写信，表达他希望宰相不拘一格提拔自己的心情。
　　前篇总以“势”、“时”为枢纽，或叙述，或议论，或设喻，委婉曲折，表明自己的渴望。
　　后篇用周公求贤见贤的热忱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漠作对照，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更强烈地表示自己为“兼济天下”希望得到举荐及任用的要求。
　　两篇书信，一委婉，一激切，但都不卑不亢，梗概多气，肯吐真情，颇富感染力量。
　　
　　《与于襄阳书》：
　　
　　于襄阳，一个很受唐德宗器重的地方大军阀，因做过襄州大都督而名。韩愈写信给他请求加以引荐。
　　韩愈一生，积极于求官。故此书信，以从个人扬名显世出发，表达从仕途寻找出路的愿望，写得辞气逼人，冠冕堂皇，振振有词。
　　这是一篇了解韩愈求仕的值得拜读的干谒之作。
　　
　　《与陈给事书》：
　　
　　陈给事，名京，因曾在门下省任给事中，故名。
　　韩愈与陈给事有交往，回来因故疏远了。韩愈写信，历叙几次进见陈给事的情况，针对二人间的不愉快，陈述自己的苦衷，请求对方谅解，表达了希望消除误会，恢复友谊的心情。
　　
　　今则释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其悄也，乃所
　　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诛，无所逃避。不敢遂进，辄白疏其所以，并献近所为《复
　　志赋》以下十首为一卷，卷有标轴。《送孟郊序》一首，生纸写，不加装饰，皆有
　　揩字注字处，急于自解而谢，不能俟更写。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
　　
　　诛，责备。谢，道歉或认错。俟，等待。更写，重新抄写。
　　书信含蓄委婉，曲折有致；情真意切，颇为动人心扉。
　　
　　《应科目时与人书》：
　　
　　应科目，即参加科举考试。唐代设科取士，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名算等科，故曰“科目”。
　　这是韩愈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参加礼部博学宏词科考试时，写给书舍人希望得到引荐的书信。
　　
　　月日，愈再拜。
　　天池之滨，大江之溃，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其得水，变
　　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
　　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摈獭之笑者盖十八九矣。
　　如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
　　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
　　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
　　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
　　
　　匹俦，相比。寻常，很近的距离。摈獭，即水獭。
　　不卑不亢，酣畅纵恣。
　　虽为干谒之文，却不失为一篇明志言情的佳作。
　　
　　《圬者王承福传》：
　　
　　圬，粉刷墙壁。这是一篇关于泥瓦工王承福的传记。
　　传记记叙了王承福量力而行、依靠自己的技艺和劳动安身立命，并称赞其为“贤者”；讽刺了那些不自量力、怠惰其事、薄功厚享、寡廉鲜耻的贪求名利富贵之徒。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
　　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
　　下。而夫人以为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
　　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
　　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白鉴焉。
　　
　　其一讥一赞，使文章波澜迭起，新颖别致。
　　
　　《毛颖传》：
　　
　　这是一篇寓言。毛颖，即毛笔。传记从它的祖先兔子的家世讲起，一直讲到其子孙，并模仿“太史公笔法”，文末郑重加上“太史公曰”，做了总结和评论。
　　所写虽为“兔传”，实则写一个多才多能却终被废弃之人；文末，韩愈对毛颖“以老见疏”寄予无限同情。寓言里流露着韩愈一贯的痛惜人才不尽其用的思想。
　　时人如裴度等并不满意《毛颖传》，独柳宗元给予了肯定：“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
　　
　　除了以上这些有代表意义的名作之外，韩愈写人物继承了《史记》的“实录”精神，善于用典型的真实事件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如《张中丞传后叙》中张巡、徐远、南霁云英勇守城的事迹，慷慨悲壮，令人动容。如《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中薛公达“气高”，仅以设标射的，三发三中，“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帅益不喜”的场面，略写几笔，人物便如见如闻。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
　　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
　　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
　　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
　　意，即驰去。将山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
　　贺兰！此矢所以志矣。“
　　
　　这段南霁云断指斥贺兰进明，堪为精彩，虽着墨不多，但一个忠勇坚贞的形象呼之欲出。南霁云射矢发誓，矢着塔上，入砖半截，传神之笔，栩栩如生。
　　以《祭十二郎文》为代表的抒情散文有与叙事紧密结合的特点，琐琐家常的诉说，融注了作者恳挚的骨肉之情和宦海浮沉的人生感叹，肺腑之言，凄楚动人，“字字是血，字字是泪”，被称为祭文中的“千古绝唱”。，
　　而以淋漓尽致的刻画见长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也是一篇名作，其对富贵人家的奢靡排场，奔名逐利者的卑屑丑态，和归隐者的冷落境况，都写得笔酣墨饱，充满了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
　　
　　《送孟东野序》：
　　
　　孟郊，字东野，诗人，一生郁郁不得志。46岁中进士，4年后被选为溧阳县尉。就任前，韩愈写了这篇赠序。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朋、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
　　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
　　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
　　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注释然者，故吾道其
　　命于天者以解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孟郊“善鸣”而终生困顿。字里行间充满着韩愈对孟郊的无限同情及对当权者的不满。
　　文章写得气势奔放，被誉为论说文中的名篇。
　　
　　《送董邵南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
　　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
　　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
　　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
　　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矧，况且。
　　短文《送董邵南序》把感情提炼得更集中、更纯粹：董邵南的前途交织着希望与失望。封建时代的正直文人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乐毅、高渐离等历史人物的引入，让这种沉沦不偶的感慨抒发得更为含蓄而有情味。
　　清人刘大櫆评说：“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清远韵，可望不可及。”
　　清人张裕钊亦说：“寄兴无端，此乃可谓之妙远不测。”
　　
　　《送杨少尹序》：
　　
　　杨少尹，即杨巨源，字景山，蒲州人，因任河东少尹而名，年老辞官归乡。
　　这是一篇韩愈送杨巨源辞官归乡的赠序。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疏广、疏受，西汉人，为叔侄。杨巨源的行动可追踪他们二人。“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而杨巨源功成身退，可赞可敬。
　　而韩愈用心更在于用汉待二疏之厚来反衬唐遇少尹之薄：
　　二疏去时“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车数百两”而“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马几匹？”。
　　赠序感情真挚浓烈，叙述生动流畅，值得玩味。
　　
　　《送石处士序》：
　　
　　处士，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石处士，即石洪，字浚川，河阳人。曾任黄州录事参军，后隐居洛阳，十年不仕，故名。应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重胤之邀，到乌府任幕僚，韩愈作此文送之。
　　这篇赠序，以记叙的形式，通过人物的行为、对话，——如乌公与其幕僚，来表达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和期待。
　　石处士将起行，朋友们在东门外为他饯行，酒过三巡，有朋友举杯“而言”，“又酌而祝”，再“又酌而祝”，“又祝”，反复言说，再三叮咛，是作者想说的话；而“先生起拜祝辞”，仅说一语：“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我怎敢不恭敬得早晚追求这种祝愿和规劝，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
　　常常以议论代叙事，这是这篇赠序对序的传统写法的突破。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温处士，即温造，字舆，曾隐居洛阳附近，故名。同石处士一样，应邀到乌府做幕僚。临行前，韩愈写了这篇赠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
　　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
　　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起笔不凡。
　　作者把乌重胤比作伯乐，把温、石两位处士比作良马，并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溢美之词，可以见出作者对他们相知相投的推许。
　　
　　《祭鳄鱼文》：
　　
　　因为谏迎佛骨，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刺史。到任不久，他了解到当地恶溪中鳄鱼危害很大，便下令祭祀鳄鱼，并写下这篇《祭鳄鱼文》。
　　祭文中，作者历数鳄鱼的种种罪状，极力宣扬天子、刺史的声威，言辞颇为激烈，有气魄。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洲，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
　　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
　　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最终不肯徙
　　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
　　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
　　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名为祭文，却实为讨伐鳄鱼的檄文；对鳄鱼的痛斥，实际暗含着作者对一切危害百姓的恶势力的满腔愤慨，故有人称它为“讨贼檄文”。
　　
　　《刘子厚墓志铭》：
　　
　　墓志铭，志，类乎传记，铭类乎诗歌。刻在石上，埋于墓内或立于墓外。
　　为古文运动的同道，韩愈与柳宗元至交。公元819年的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于柳州，韩愈从潮州到袁州，写了《祭刘子厚文》，翌年又写了这篇墓志铭。
　　这篇铭文，沿袭古人作碑志传记，为墓中人或传主显示其身份德业的写法，叙述柳宗元先世的事迹，侧重叙他的荣显和节操。
　　叙述柳宗元少时的声誉和他的被贬。
　　柳宗元曾经加入王叔文的改革集团，因古人对王氏多无好评，便多以依附王氏为柳宗元之罪。韩愈为他开脱：“诸公要人（指王氏）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意思是说，“诸公要人”争相罗致柳宗元，而不是柳宗元去攀附王氏。
　　叙柳宗元被贬后的刻苦力学，在柳州政绩之一斑，以及教人为文等事。
　　叙柳宗元之篤于友谊，愿以柳易播，并因此而发议论感慨世人相交情意之薄。
　　总论柳宗元生平，断定其文章必传于后世。议论有几次转折，文笔极富变化。
　　最后叙柳宗元的卒年、家族、丧葬以及葬后事。其中，记裴行立、卢遵二人与柳宗元交谊之后，是为使那些不能如此的人生愧。
　　言深而意切。
　　清末吴汝纶说：“韩、柳至交，此文以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其酣恣淋漓顿挫盘郁处，乃韩公真实本领，而视所为墓铭以雕琢奇诡胜者，反为别调。盖至性至情之所发，而文字之变格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