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二者之异同
　　
　　世上往往会有这样的奇事，一件极为平常的事物，在高明的作家手里，竟会笔下生辉，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他们往往拿一件小小的道具，能把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表现深刻的社会内容。中国文言小说大师蒲松龄和法国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就有这样的本领。
　　
　　《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杰作；《项链》是莫泊桑的一篇名作。这是两篇脍炙人口的作品。
　　
　　（一）
　　
　　蒲松龄的《促织》，大家比较熟悉，这是一篇利用小题材，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主题的文章。它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从皇帝到各级官僚，从肉体到精神对人民野蛮残害。全篇始终围绕“促织”的得失、主人公成名的悲惨遭遇，来展开情节变化。因为明朝皇帝爱斗促织，导致了成名一家捉促织，儿子扑死促织、儿子灵魂化为促织，成名和青年斗促织，向皇帝献促织。处处连促织，以一物之得失为紧要关目，为中心线索，从它造成的某种严重后果，来和主人公的遭际，和作品的主题相联系。很明显，这是以思想结构起来的故事。
　　
　　我们再看莫泊桑的《项链》，这篇作品大家并不陌生，也是一篇名作。它讽刺了那些追求享受、爱慕虚荣的人，并揭露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于人们的毒害。在那罪恶的社会，它不仅使千百万人受贫穷的折磨，还使千百万人的精神遭受毒害，心灵受到捉弄。这篇小说以项链为线索，贯穿全文，以一挂钻石项链紧密关联着主人公的命运，展开故事情节，从而表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全文结构，开头是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幻想项链，故事的前半部是以女主人公参加舞会，借到了项链，炫耀项链，在回家的路上，丢失了项链；小说的后半部是赔偿项链；结尾部分，发现项链原来是假的。这样以项链为线索来安排情节，完全是围绕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强烈虚荣心为转移的，不仅表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且显示了独特的艺术构思。
　　
　　我们将这两篇作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一个是揭露封建社会黑暗，一个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黑暗，对人民，特别是对下层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精神上受毒害，心灵上受创伤，有许多相似的描写。特别是在结构布局、情节安排上，会发现他们是那样的惊人的相似，一篇是以“促织”为线索，通过捉促织，死促织，变促织，斗促织，献促织，为突出主人公的主要性格，最后成名“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另一篇是以项链为线索，通过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突出女主人公的主要性格，最后玛蒂尔德用十年的辛苦钱(价值三万六千法郎)，赔偿了假项链。这正如莫泊桑说的那样：“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化无常啊，极细小的—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一挂项链不是败坏了玛蒂尔德吗！一头促织不是成全了成名一家吗！
　　
　　我们知道蒲松龄和莫泊桑相距万里，时隔二百余年，一个写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人民倍受剥削、压迫的故事。一个是写法国正处在第三共和时代，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大资产阶级更加残酷剥削，疯狂掠夺走向垄断，而小资产阶级面临破产，其中向上爬要“升级”发财的是极少数，玛蒂尔德就是这个阶级里具有升级条件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相似的结构安排呢？是莫泊桑抄袭蒲松龄的？这不可能。因为《聊斋志异》那时还没有法译本、英译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来想去，想到了历史文化的问题。不论是中国文化也好，法国文化友好；今天文化也好，古代文化也好，从历史文化论角度来进行研究，文化具有共同性的。在一定的文化阶段，表现其共同性和差异性。历史时期相同，文化类型也大致相同。蒲松龄和莫泊桑虽时隔二百多年，总可以算作同一历史时期吧。就小说创作艺术构思而言，以一物之得失，以一种道具为线索来结构一篇文章，古今中外，还能找到许多同类型的作品。这样，蒲松龄和莫泊桑的这种不谋而合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把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拿来和《促织》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都有“化虫”的情节，所不同的是，一个“化虫”在前，一个“化虫”在后，其宗旨是不相同的。
　　
　　《变形记》里的那个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了大甲虫，起不了床，上不了班，最后死去。这里写的是“化虫”在前，着力表现的是“化虫”的结果。由于“化虫”，使得各方面的关系都变了，亲人也不亲了，他成了家庭的累赘。作者用表结果来反映人生。而《促织》中成名之子的灵魂“化虫”，则是“化虫”在后，着力表现“化虫”的原因。
　　
　　成名儿子灵魂为什么要“化虫”？他是为了把父母从苦海中解脱出来。我们知道小孩儿投井而死，复活的希望是很小的；人的灵魂化为促织，更是荒唐怪诞，不可能的事。然而这一虚构情节却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它使人感到，统治阶级斗促织的金盆，盛满了人民的血和泪。用投井自杀小孩儿的灵魂给封建统治者提供享乐和升迁的条件，更显示出统治阶级的可恶；用投井自杀小儿的灵魂去分担父母的忧愁，也更体现出被压迫人民苦难的深重。这比一般的描写地主官僚逼死人，更足以引起读者的深思。它还使读者更强烈地感到，封建统治者不仅给人民造成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损害，而且在精神上给穷苦人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成名儿子即使死了，灵魂也不能解脱，仍然受到这种压力，这就把成名儿子死了灵魂“化虫”的原因，写得极为明白深刻了。是当时社会、是统治者将其好端端的一个孩子活活逼死的。
　　
　　（二）
　　
　　从《促织》和《变形记》的比较，更使我们坚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也会用相同手法来构思文章的。这说明历史文化是有着共同性的。
　　
　　以社会美来说，就是被打上深刻阶级烙印的社会生活、道德风尚，也有着历史文化的共同性。如人们对真善美的热爱，对假恶丑的厌恶；对勇敢勤劳的赞美，对胆怯懒惰的鄙视；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对坏人的痛恨；对坚贞爱情的追求，对陈士美式人物的谴责等，一般说来都是相同的。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历来都受到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中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人们的敬仰、歌颂。
　　
　　以艺术美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极力推崇希腊的神话和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恩格斯高度赞扬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列宁非常热爱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托尔斯泰、契克夫的作品。毛泽东非常喜爱《红楼梦》、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维纳斯雕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敦煌的彩塑和壁画，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共同喜爱。还有我国的京剧，风靡欧洲的芭蕾舞，开始都是在宫廷演出，为皇家贵族所喜爱，流传到民间后，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喜闻乐见。以上大量事实说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人，确实存在着共同的审美趣味。对同一对象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价，表现出审美趣味的共同性。据何其芳同志回忆，毛泽东曾同他谈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余味，如同是焉。”毛泽东这段话实际是说各个阶级既有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又有审美趣味的共同性。
　　
　　通过《促织》和《项链》的比较，我们还能够发现历史文化是具有时代承传性的。人类文化发展，经历不同阶段，不同的生产方式，文化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消亡了，但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继续向前发展。文化若水，润物细无声。文化与生产有协调的一面，也有不协调的一面，而是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后代继承前代，后人继承前人，承前启后，成承传性，使整个文化发展前后连贯起来。不同的人在生活中会碰到十分相似的“境遇”，因而他们在不同时间、地点，会产生十分相似的想法。引伸开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甚至是不同阶级之间，在心理上、思想感情上确实是可以相通的，否则这文学中的“共名”现象，欣赏中的“共鸣”现象就无法理解了。我们这里讲的是相通不是等同。就相通而言，从人类历史文化的时代性，共同性和特异性、承传性和融合性来看，是能讲的通的。
　　
　　我们既要承认人类历史文化有时代共同性但也存在着民族特异性，不同民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既有着承接传递的性质，也有着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文化，从时代共同性来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它们又因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地域，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再加上民族欣赏习惯的不同，美的感受不同，故彼此也会有差异。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这是各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
　　
　　如果从民族特异性来研究，还会发现，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并具有民族特异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各个民族的文化了。就拿“诗”来说，中国文化源头是诗，而欧洲文化源头也是诗。《诗经》是中国诗的源头，《荷马史诗》则是欧洲诗的源头。由于它们产生的时代相近，社会制度大致相同，都是奴隶制社会，所以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但他们又有着各自的民族特征。中华民族与欧洲各民族，由于美感、审美经验之不同，美学习惯不同，《诗经》和《荷花史诗》各有其民族特性。《诗经》三百零五篇，多是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而《荷花史诗》则多表现神妖世界里的多种集团，实际是描写战争，具体写攻打伊利昂、攻打奥德修等神话传说。由此可知，各个时代、各民族，其文化也有不同。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促织》和《项链》，尽管它们在思想内容、艺术构思等方面有了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从民族文化特异性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还有许多不同之点。从宏观方面说，欧洲古典短篇小说，以写人为主，人中见事，常常善于追魂摄魄刻画心灵变化的辩证法，而中国的古典短篇小说侧重于记事，事中见人，往往擅长声情并茂展示事件发展过程的辩证法。二者对比一下，欧洲古典短篇小说，往往善于写人物的心理，即心灵的变化，写心灵辩证法，而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则善于写故事，善于展示情节发展，在情节发展中来塑造人物形象(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而言)。我们说《促织》和《项链》正反映了这样的特点。
　　
　　《项链》主人公玛蒂尔德内心里活动描写是很成功的。如写她怎样不满意小康生活，怎样梦想着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特别是那七个“梦想”，把玛蒂尔德垂涎“高雅和奢华的生活”的隐秘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梦想那幽静的厅堂”，“她梦想那宽敞的客厅”、“她梦想那些华美的香气扑鼻的小客厅”，她梦想“跟最亲密的男朋友闲谈”，她“梦想到那些挂在墙上的壁衣”，“梦想到盛在名贵的盘碟里的佳肴”，“梦想到一边吃着粉红色的鲈鱼和松鸡的翅膀，一边带着迷人的微笑”。玛蒂尔德对上层社会贵夫人的衣食住行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想的也正是这个。足见作者刻画心理之细腻和匠运之心。还有，像玛蒂尔德要参加舞会而没有服装和首饰，引起的恼怒和埋怨的描写；在女友佛来恩节夫人那里挑选首饰时的那种犹疑和兴奋的描写，以及离开舞厅时那种紧张、匆忙的描写，都是非常细致具体的。这对表现玛蒂尔德那追求享受、崇尚虚荣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促织》虽也有人物心理描写，但更多的则是以构思离奇，情节曲折而见长。小说始终围绕促织的得失，主人公成名的悲惨遭遇，而呈现出异常突出的情节变化。作品开始写成名因捉不到促织，交纳不出合格的促织而遭受毒打，两腿被打得脓血淋漓，“转倒床头”、“惟思自尽”，处于逆境之中。这时情节一转，成名在驼背巫婆的指点下，从东边大佛阁附近捉到一头俊健的大促织，于是“举家庆贺”，成名由逆境转为顺境。正当举家庆贺的时候，情节急转直下——俊健异常的大促织被九岁的儿子弄死了，儿子怕受罚而投井自尽，成名由顺境又进入逆境，情绪也有喜变忧。正在这似乎再无腾挪余地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荡开一笔，另辟异境，让成名儿子的灵魂化为一头勇猛善斗、所向无敌的小促织，把全家从绝望中解救出来。成名绝处逢生，再次转入顺境。在这个一千六百多字的小说里，顺境、逆境就像钻机的方转盘一样，不停地旋转，情节跌宕起伏竟有四次之多，真是险境频生，悲止喜来，喜极生悲，悲极复喜，复祸还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惊涛骇浪，激荡翻卷，如层峦叠嶂，峰回路转，引人入胜，余味无穷。
　　
　　我对比较文学知之甚少，在我看来，像《促织》《项链》这样的篇章，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像这类现象，它们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包含的意义是什么？
　　
　　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在阶级社会里，尽管不同民族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虽然在生活习惯、思想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感情等方面又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这种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文化，不同的心理状态，反映到审美感受方面，就形成了本民族的共同审美趣味。而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黑格尔说：“一个欧洲美人不会叫一个中国人乃至非洲霍腾套特族人喜爱，因为中国人的美的概念和黑人的不同，而黑人的美的概念和欧洲人的又不同。”黑格尔的话虽有偏颇之处，却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审美意识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对美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中国人以眉清目秀为美，而非洲人却以称其眼、皮肤黑色为美；我们以唇红齿白为美，而马来半岛人则以白齿为可耻；非洲地区最神秘的游牧民族马赛人则以拔掉门牙为美，根据马赛人的审美观点，耳垂的洞越大就越漂亮动人。在欧洲白人那里，丧服是黑色的，而在澳洲黑人那里，丧服是白色的。在基督教神话里，安乞儿是白色的，魔鬼是黑色的。而在非洲艺术家那里，魔鬼却是白色的。我们以身材细长、匀称为美，唐代人却以胖为美。以上谈的是不同民族对颜色、身体的审美趣味上的差异。
　　
　　千差万别的审美趣味总是和时代、民族、阶级的审美理想、审美倾向、审美趣味连在一起的，历史文化既体现了个体的个性特征，又体现了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