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秋雨先生的书，《文化苦旅》就应该是首选。余先生以历史散文而闻名于世，在这本书中，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深思中国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他用细腻的笔触、丰富的词汇和震撼的心灵讲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苦与乐。
　　
　　精读《道士塔》一文，我就心情凝重，那就是一个“悲”字当头，也难怪西方列强能够在晚清的中华土地上肆意妄为、胡作非为，在那个腐朽没落的王朝，欧洲的探险家们，无需手续，没有关卡，他们可以任意索取，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启程时，中华民族的伤口在流血……这个文化遗址是对中华古老文明荣耀和耻辱的客观诠释，后人全让卑微无知的躯体背负这笔文化的重债，我也为小道士感到悲哀，小道士王圆箓成为千古罪人也确实冤枉，一个湖北麻城的一个农民，为了生计，逃荒来到甘肃，他目不识丁，几经周折，先是做了小道士，后来成为莫高窟的主持，一串钥匙主宰了千年的辉煌。小道士王圆箓也曾经向县长反映过，也送去了价值不菲的文物，可在那样的腐朽王朝，官员的俗语和愚昧使得这些文物成为了京官的生日礼品。这些能全怪那个卑微的小道士吗？
　　
　　一位日本学者在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感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段历史无疑成为了中国古老文化之殇！
　　
　　读罢《文化苦旅》，我的心情有苦有乐，乐的是《文化苦旅》在发行过程中能死里逃生，成为经典的畅销书；苦的是余秋雨先生在当今中国文化界早已闻名，可他的《文化苦旅》若不是巴金先生，若没有上海教育出版社鲁萍的抢救性整理和誊抄，或许当今仍然是那里旅游景点的手抄报广告，我为当代文人的许多精神成果不被发现和利用，在大量耗散和自灭而感到焦虑和忧伤，这也许就是当代文化的又一之殇吧。
　　
　　在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也觉得从事文字工作的确是件很累很笨的活儿，可我也在这“累与笨”中收获了丝丝淡淡的墨香，我时常觉得我的心比书复杂，可我也时常觉得我的文字字字有声。记得我曾读过余秋雨先生在2009年6月17日发表的文章《八公山下》，也了解了寿县张绪鹏县长此后对寿州城和八公山的文化保护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这是文字正能量的体现，由此，我从内心感到一点慰藉，去年我有幸参加肥西县淮军圩堡的采风活动，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故居和刘铭传陵墓现在恢复的很好，可张树声的故居就显得黯淡悲凉了，在那，我们发现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石墩、门柱和石雕随处可见，没人管理，就连那棵清政府御赐的百年法国梧桐树标牌竟然写错了名字，却误把张树声写成了张树生了。我对地方政府的文物保护意识甚感忧虑和不惑，难得如今的政府官员都是木呐？
　　
　　今年十月，我去了山南小井庄纪念馆，也去了淮军后期统领刘盛休的故居，在这两个地方，我看到了希望，当地政府的积极做法让我欣慰，回来后我写下了《途径山南小井庄》和《桂香百年鸽子笼》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安徽文学网站上。同时，我很希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都能像寿县县长的张绪鹏同志那样，希望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得以科学保护，文化之殇也因此不再发生。
　　
　　当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读书就会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上次县委宣传部组织的读书研讨会我虽然没能参加，可我也在闲暇时间做到了充分读书和写作，罗曼罗兰的话很经典：“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我也在书房也同样找到了那份属于我的精神食粮。有人说，2014年，让我们静下心来读书。我把我们的省城合肥和深圳做了比较，深圳市现在有200个自助图书馆、628家基层图书馆，硬件设施的齐备让深圳市的全民读书热日益升温。在看我们的省城合肥市，也是一座文化科技城市，可人们对读书的热情有多高？城市所提供的读书环境又如何？我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省城大都市合肥市距离读书城市的路究竟还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