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我参加知青文学沙龙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博客日志的第一篇，有纪念意义。
　　
　　说到瞿秋白，首先要解决一个心中的疑虑问题，现在很多人还模摸糊糊认为《多余的话》有叛变投降的自白书的嫌疑，对这问题，早在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前引书第46页）
　　
　　有上述两把“尚方宝剑”，应该能解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吧。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读了数遍，每读过一遍，都会有新的感受，读此作品，你会感觉到秋白先生在向你倾诉他的种种不幸遭遇。当你品味了他笔端流淌出来的坦诚与忧郁时，你不能不惊叹他那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
　　
　　在《多余的话》的里流露更多的是秋白先生的无奈与解脱，而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共产主义者、坚强之类。他给自己的人生角色定位是：“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他写道：“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秋白先生是个值得同情的人。“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被送上残酷的政治斗争的行列，这可真够难为他了，虽说他不能不革命，但这毕竟不是他所能接受的“革命形式”，像他这样的“绅士”出身的文弱书生，应该是坐在家里喝喝茶、读读书、做做自己喜爱的文章才是最适合不过的。鲁迅先生不也是以笔当剑，直刺敌人心窝的吗？若以他的才华，即使做不成鲁迅第二，但做个象茅盾先生这样的革命文学家还是不成问题的吧？可惜历史真是把他给“误会”了，最后他居然在这误会中丢了性命，悲乎！
　　
　　但话说回来，这也是因他太有才华惹的祸。他对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又精通俄文；他在俄国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及革命思想；他将《国际歌》法文“国际”（共产主义）译成“英德纳雄纳尔”的歌词一直沿唱至今；他在俄国入党。正因他有过在俄国的政治经历，故1927年斯大林决定由他来代替陈独秀，成“一党之领袖”。他未拒绝，他说：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觉得“不合式”，但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从这可看出他性格的软弱）。其实，“饭碗问题”的难以解决，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太多像瞿秋白这样无路可走的文人“偶然”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老鸦终究做不了窝，但“老鸦”也以它的“壮举”说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遗骸葬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盘龙岗。
　　
　　“一党之领袖”被杀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我们在痛恨叛徒可恶、蒋介石可恶的同时，不能不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感到心寒！从江西苏区的肃反到“文革”，革命以生命、鲜血铺路。“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党内整风”，几乎成为共识。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红军要长征，张闻天回忆说:“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意,我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结果是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病常咯血的瞿秋白留在苏区没能逃脱被捕杀的悲剧，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秋白先生是个值得颂扬的人。一个内心最懦怯的、连一只老鼠都不敢杀的书生，尽管他面对宿命有那么多的无奈、痛苦，但在刑场上他却还能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据杨之华《忆秋白》记述，6月18日中午，他吃罢饭，高唱《国际歌》和《红军之歌》，慢慢步至刑场，神色不变。临刑前一刹，一个国民党员笑问秋白：“如果杀尽了共产党人，革命便可成功了。”瞿秋白亦笑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说完，走到一块草坪上，坐下来，点头微笑，对刽子手们说：“此地很好。”后饮弹身亡。
　　
　　秋白先生是个值得敬佩的人。他是一个柔弱的文人，但又是一个非凡的“勇士”。秋白先生的非凡之处不在于他当一党之领袖;而是在于他面对宿命的无奈，痛快淋漓地和盘道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这一非凡举动，他披露心迹、剖析内心矛盾乃至自我否定，没有任何遮掩，把一个真实的自我交给历史裁判的这一举动令人震撼、令人敬佩！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是秋白先生最后一句话，它是乎在暗示着什么？不知是谁说过“一个人的命运虽然不能由自己决定，但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秋白先生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也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爱豆腐，而他就象一块软绵绵的“很好吃”（世界第一）的“豆腐”，任“历史”揉捏。
　　
　　秋白先生“走”了，临走前留下的《多余的话》是一份遗嘱，又象一份遗产，让后人“品尝”，让世人评说。《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倒觉得自己的话是多余的了。
　　
　　2011年4月
　　
　　发表在厦门知青读书报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