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换了一个学校，到了四平市八一仁兴小学的前身—那时叫四新小学，之所以叫四新小学，据说是有典故的，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我从小是个蔫儿淘的人，大的错处没有，小的错处不断，学习成绩一般般而且偏科严重。对于算术，我妈对我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及格，语文不能低于95分——可能是因为我的启蒙就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的吧——这些都是我姥姥教给我的，虽然姥姥不大识字，但是她幼时常趴在她哥哥的私塾学堂的窗台上听老师教课，以是，尽管字她不是认识很多，但是对这幼学的三百千，常常是提起一句，就滔滔不绝地能背诵一大串——后来我年纪渐长后，只有我们祖孙二人在家时，她顺便的传给了我。
四五岁时，我爸常在家里的水泥地面上，用粉笔教我写字，六七岁学龄前，我妈开始教我写毛笔字，虽然认识的字不多，可是我妈常常在我不认识的字旁边用我认识的字标注上，所以学龄前我的汉字识写能力要比同龄人超出很多，这也导致我学语文的时候，别人不认识的字很多我早已认识，所以我的语文学习进度一直是超前一些。
这种情况延续到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爸妈发现我偏科很严重，极力地想扭转过来，但在数字上，我就是死不开壳，让老师很不满意，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为难。
有一天的下午，貌似是上级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什么东西，我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老师，她姓薛，是一个性格暴躁而且极为强势的小女人——不仅个头小，而且说话象蹦逗似的，黑白之间，只要她一句话，结果就能截然不同，而且各方面对学生要求极严厉，并经常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宣讲她自己的成长经历，证明她是一个极为了不起的人，之所以到了小学做教师，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然她早就是北师大的高材生了，至少也是东北师范大学——看到我在一边不紧不慢的做着与她要求不紧密的事，立即勃然大怒，把我叫到她跟前，跳起来一个耳光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近视眼镜立即掉在了地上，眼镜腿儿被她打成了两截儿——面红耳赤，我哭着跑回了自己的座位，眼镜也不捡了。
我的老师站在讲台前，脸一阵红，一阵白——那时候配一付近视眼镜需要8块多钱，而一般的职工收入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一付眼镜，对一个家庭是一笔较大的支出，打坏学生的眼镜，赔偿，她是一笔损失，不赔偿，对家长交待不过去。喘了几口粗气，老师立即义正严词地教训起我：“你根本没有认识到你的错误！你是在哭你的眼镜！”然后balabala一顿，无非是老师是多么的不容易，学生不听话是多么的让老师气愤，老师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希望学生们能体谅老师的辛苦，然后……然后，我成了班级不听话的典型，被众目所鄙。
临到下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把我提拉出去，带着我到了我妈妈的工作单位，找到我妈，把事情经过说一番，最后，亲切而诚恳地对我妈说，“大姐你看，咱都是老师吧！遇到班里乱糟糟的时候，我能不先管咱自己的孩子么？我能说别人么？我也不是要打他——这孩子平时可听话了——就是那么一顺手儿，你且说……”
当时我妈的感觉我不知道什么样——大概也不觉得老师打了我有什么不对，同样是在心疼8块多钱的眼镜。而我自己，被老师打过了，哭够了，听到老师和我妈的对话，心里反倒是热乎乎的：啊！原来老师打我，是和我不外道啊！她是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呢！立即充满了感激！
后来，我戴着用白橡皮膏缠起来的断了腿的眼镜继续上学了，而且立志要做一个听话的学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