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营，穿越在时光隧道

文/镜台无尘

2021年12月初，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上午，我坐在冬阳普照的草地上，眯缝着双眼，正与一帮老家伙下象棋。电话响了，接到单位通知：本月11号，全体干部职工包括离退休人员进行年度体检。

体检，是福利，体现了组织的关怀呵护。

体检，是哨兵，按时且忠诚地守护着我们的身体。一有情况，便吹响口哨，发出警报，使我们及时应诊对症下药。我的胆结石，我的冠心病，都是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探测出来的，继而到医院就诊复查并有效治疗。

两年一次的常规体检，已成惯例。

凡成惯例的事物，容易养成一种豁达洒脱的态性，轻松而来，谈笑而去，情绪如明镜般的榕湖水，波澜不惊，风平浪静。每次体检结束后，在等待检查结果的半月或30天中，既不期期艾艾地焦虑，亦无惶惶恐恐之猜忌。

按照指定的日期地点，于早上8点，我走进桂林181医院（现为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924医院）。目标：三楼体检中心。

我站在大厅驻足四望，科室间，楼道上，三三两两的白大褂、迷彩服来来去去，穿梭而过。我窥探，那白大褂的领口处露出了绿色的军装；我猜测，穿迷彩服的就是看病或住院的军人。这不是医院吗，眼前的人形身影怎么是那般的急促与矫健？我当然知道，军人，不管在哪里，行似风，坐如钟，站是松，这是军人的作风！

大厅荧光屏上“一切为打仗！”“一切为官兵”的标语，迎面而来；

“军人取药处”“军人挂号窗”“军人就诊室”的门匾与标牌，光彩夺目。

身临其境，耳濡目染，是亲切？还是陌生？想拥抱，却又胆怯。

我似乎听到，隐隐约约的军号声从遥远的天际响起；我彷佛看到，在红彤彤的旭日映照下，操场中心的旗杆高处，那面像火焰般舞动的军旗，随风招展，猎猎作响。刹那间，我眼前出现五颜六色的光环，交织闪烁不停跳动，我眼花瞭乱，一脚踏空，蓦地跌进一条幽深的隧道……

我在这隧道里飞快滑行着，浮光掠影，云蒸霞蔚，烟雾缭绕。那一桩桩前尘影事，时聚时散；那一个个战友兄弟，似湮似烁。哦，我穿越在传说的时光隧道里，追寻那早已离别但又魂牵梦绕的军营……

朦胧中，传来一声严厉的呵斥：“喊什么喊！你看看人家，一声都不吭！”

我吓了一跳，睁开紧闭的双眼，朝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几米远的那架手术台上的病人，正在做手术。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只见他痛得忍不住嚎叫起来，被医生的这一呵斥，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极度压抑、断断续续的嗡嗡呢喃。

“你别乱动！”这是面前的医生对我说的，“不要看那边。”随即，一只温软的手把我偏侧着的脑袋扶正过来。这时，我看到了一双垂泪的眼睛，啊，她在为我流泪吗？我在感动的同时也莫名其妙！这是一位满脸稚气的小护士，她坐在我身旁的凳上，负责我的手臂不动。其实，我的手腕在手术前就已被绑定。开始动刀的时候，医生说，这是半麻，有点痛，闭上眼，要忍住。医生一字一顿，我便一顿一点头。

“这是半麻。”

“嗯”我点一下头，看住医生。

“有点痛。”

“哦”我点一下头，不敢看医生。

“闭上眼。”

我马上把双眼闭了。

“要忍住！”

我上下牙齿磕了一下，算是回答。

“别紧张。”医生见我在抖，补上一句。

我发出抖音：嗯，不不不紧张。

紧闭双眼，什么都不看，任凭医生和护士们在周围忙碌。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我，一进了这手术室里，就全身发冷，颤抖起来，我干吗好好的要挨刀子？我暗暗叹了一声，怪谁？这不是我自找的嘛！

这是一九七一年夏季的一天，我奉令调到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报到那天，从看守坪石监狱的老连队赶火车到韶关，转班车到黄岗，然后，步行五公里至团部驻地，赤日当头，大汗淋淋，军衣与背包都被汗水浸湿。走进宣传股，向股长敬礼后，与办公室内的几位前辈一一握手。握过手后发现他们的神情有些别扭，有人不停地擤起鼻子来。我马上意识到，是我的腋臭，在炎热与汗水的泡制中，散发出更加浓烈的臭气，这臭气熏了大家。我尴尬地说，不好意思，我有狐臭。股长和同事们似笑非笑地说，没事没事。接下来的日子，好几次被宣传股的领导和同事打趣嘲笑，虽无恶意，只是拿我这个新来的小老弟开开玩笑罢了。但我年轻气盛，却又自惭形秽，俗话说，士可杀不可侮！一气之下，请假看病，昂首踏进了广州军区一九七医院。

那门诊医生惊愕地瞪着我，你说什么？要割腋臭？！

我斩钉截铁回答：是的。臭不可闻，不割不得安身。不信您闻闻。我掀开衣服，凑了过去。

那医生忙不迭地站起来往后退，连声说，得得得，不闻了。我带你去找院长。

我愣了一会，问他，不是个小手术吗，还要惊动院长大人？

他说，你既不是军事训练伤了筋骨，也非坑道塌方压断手脚，连常见的呕吐拉稀肠胃闹病都不是，凭什么要住院挨刀？你这种可做可不做的手术，我可做不了主，必须要院长亲自定。

到了院长室，一位满头花白的老军医上下打量了我几秒钟，然后绷着脸严肃着说，知道不，这腋臭手术属于美容了。你这年青人很爱美呀。

我涨红了脸，急不择语地辩解，院长，我的科长和同事嫌我臭，您也取笑我？！

院长的脸色平和开来，说道，好了，小同志，不要紧张。做了也好，免得妨碍他人。来，让我看看。

我走到院长面前立定，他弯下腰扭着头，把鼻子伸过来闻了闻我的腋窝，顿时，眉毛胡子挤成一堆，偏开脑袋吐出一口唾沫，说道：嗯——够味！实在够味！

看到院长走开，我着急了，举起另一只手臂，说，院长，这个更臭，您再闻闻。院长摆摆手，在桌前坐下，说，行了，不用闻了。

我一脸失望地盯着院长，欲言又罢，眼眶涌出不争气的泪水。

院长看我着急的样子，竟然呵呵大笑起来。笑毕，大笔一挥，割！

于是，我住院的第二天上午便安排了手术。

记得一大早，两个护士推着平车来到我的病床边，说，上来吧。

我说，不用。我没病没痛，好好的，干吗要躺这上面？

护士说，谁做手术都这样。这是规定。

我盯着这架铺着暗绿色布单的平车，好像看到了先前无数个在这上面躺过的人体，一阵恶心。我一把推开车子，说，前面带路。我能走。

两个护士互相对视了一下，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就走吧。一个护士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她的后面，另一个护士推着空空的平车，跟在我的后面。迎着病房和走廊上各种目光，一起向手术室走去。

一进手术室，正忙碌着的医生和护士停下手中的工作，齐唰唰地看着我，又看看空着的平车，他们的表情里既有一丝不解又带些许滑稽。我手足无措地看了看这群人，这么多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我很不自在，畏畏缩缩，不敢乱语。

面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就像布满刑具的审讯室。偌大的空间里，门窗紧闭，空调的暖气开着，排气扇时快时慢地转动，发出吱嘎吱嘎的呻吟。天花板上吊着莲花形状的无影灯，四面墙壁装着搁板和高矮立柜，墙上挂着各式的医疗器具，室内共两架手术台，那张台上已躺了一个人。

静默中，一个医生呵呵几声，说，这小子现在活蹦乱跳的，等会就要挨刀，可别拉稀。其他的人跟着笑起来。室内气氛活动开来。

“行啊自己走来的。”一位中年模样、穿着暗绿色工作服的医生指着一张手术台说，“也自己上去吧？”

我几步跨到台前，像猴一样往上一窜，身子便躺了上去。

医生和护士围过来，拉的拉，扯的扯，一会功夫，我的身子在手术台上摆成十字形，两只手腕被布带固定在特制的木条上，脖子以下盖着厚重的暗绿色的布，我看不到自己的躯干肢体。我心里暗暗伤心：奶奶的，我这是准备受刑了？

医生解释说，我的创口位置在两边的腋窝，在切割腋腺皮肉时，不能有丝毫的动弹的。所以，我的手腕和腰部必须固定好。

不知是麻醉不到位，还是麻药效果不好，像是有人在活生生割我腋窝里的皮肉，那种疼，一辈子刻骨铭心。每一刀划下去，我便要受一次巨痛。我一次又一次想大声喊停！不做了，纵使我的腋臭熏翻全人类，我也顾不上了！

可是这个“停”字我喊不出口，做事，最怕半途而废。胜利，往往在最后的坚持之中。痛就痛，总不至于死人吧！只要死不了，前面是刀山火海，闯他一回又如何！

我双目紧闭，五官扭曲，牙齿咬住下唇，齿尖刺进肉里，咬破了嘴唇，鲜血流出来。这红红的血液流到唇下漫漫散开，攻城略地，浸染了我的下巴和脖子。事后，那位小护士告诉我，看见你的样子，又恐怖又可怜。我说，所以，你就哭了？新兵小丫头吧？以后，见多了各种血淋淋的场景，你就心硬了。呵！

像小护士这样的大院子弟，在当年，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没书读，而且要到农村插队，于是，很多团职以上直到将军的高干子女被送进了部队。这些人，与基层连队里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相比，无论风度还是谈吐，都显得格外不同。而且年龄都偏小。如小护士，就只有十四五岁。她的父亲放牛娃当兵，戎马倥偬，战功累累，却是大老粗一个。她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温婉贤淑。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兴起扫盲运动，她，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走进部队，任文化教员。没多久，在组织安排下，她与时任团长的小护士父亲组成革命家庭，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婴——就是眼前的这位小护士。从团部到军区机关的部队大院，戒备森严，与世隔绝，在这风雨无恙的避风港里，养尊处优，无忧无虑，没经历过穷孩子们的痛苦与折磨。小护士的性格里，继承了母亲弱不经风、多愁善感的基因，见不得世间的残酷与冷漠。

医院里的一切作息，都按军队条例执行，起床号，开饭号，熄灯号，到点就响。能动弹行走的病号必须闻号则起，不准赖床。住院一个多星期，却没听到冲锋号和紧急集合号，估计这两号医院用不上。想想也是，如果医院里吹起冲锋号，那岂不是鸡飞狗跳连滚带爬一派乱相？！

晚上十点熄灯。我睡不着，就带一本书到食堂去看。食堂可以开灯的。

那年头，在部队看病住院，一律不要钱。在医院食堂吃饭，干部一顿只交1毛或2毛钱，如果没有带钱，就记上账，什么时候来把钱还上都可以。战士则不须交纳伙食费，你想吃多少就使劲造吧，没人笑你。病人吃的都是营养餐，也叫病号饭，鸡鸭鱼肉蛋，任选。凡住院者，不完全好利索，一般不允许出院——当然，那种为躲避军事训练或战备施工的苦累而借病住院的个别人，则另当别论。

腋术，在今天看来，是个不起眼的微创手术，在门诊就能做。可在当年，为了除臭务尽，要割开一个大口子，挖出里面的臭根腺源。如果麻醉的效果不好的话，简直是生割活剥，会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我经历了这场痛不欲生的手术，把皮肉里的汗腺组织都切了个一干二净，掏得个清清爽爽。缝合时，因为创口面大，只能把周边的皮肤拉过来拼拢。手术后，两腋窝处各有一条10多厘米长的伤口，怕伤口裂开，双肩扎了很厚的绷带并上了固定扎板，大臂叉开不能动弹，小臂悬在半空，成天晃荡。

在病房呆了一个多星期，伤口还没完全愈合，我归队心切，趁护士不注意，取下针头，扯掉了绷带，偷偷逃离了医院。

回到团里后，每天都要去卫生队换药打针，半个月后才拆线。每天早上起来抬手锻练。刚开始，手臂只能持平，不能上举，经过两个月的活动后才勉强举过头顶。我的手术做得彻底，臭气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左右腋下各有一条像百脚虫形状的疤痕——这是那次手术的唯一纪念物。

几十年过去，医疗技术和设备已鸟枪换炮更新换代了。现在去医院切除腋臭，只是一个小小的微创，在门诊就做了，不到半小时可自行回家。不过，听说现在的微创手术，效果并不好，除恶不尽，遗臭无穷呀。呵！

（注：文中关于往事的记叙来自我当年的日记，并非虚构。）